清太祖努尔哈赤之死：宁远大战中炮悲剧而死
广宁大败消息传至京城，朝中兵部尚书张鹤鸣吓得差点拉裤子，为减轻罪责，他立刻“自告奋勇”去山海关“督师”。明熹宗做木匠活儿之余，闻言大喜，马上赐其尚方宝剑，让他立刻赴山海关。
躲过追查责任这一关，张鹤鸣擦下一头冷汗，一路磨逼蹭痒痒，行了二十天才抵达山海关。然后，他立即以自己身染重病为由，递上辞呈，溜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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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廷只得另觅人选，决定让兵部右侍郎解经邦经略辽东。这位文人胆子奇小，连连辞任，即使被朝廷革职也再所不惜。丢官可以回家颐养天年，丢命可就吃啥不香了。最后，明廷只得进行“民主”集议，谁得票多，谁就得去。选了半天，王在晋被大家选中，任其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如此职高权大的位置，王在晋力辞。最后，明熹宗发愤翻脸，表示如果再敢推辞，“国法不容”。
勉强之下，王在晋只能受命。他集中近十二万精兵于山海关，本人坐镇关上。
城上危楼控朔庭，百蛮朝贡往来经。八窗虚敞堪延月，重槛高寒可摘星。风鼓怒涛惊 海怪，雷轰幽鼓泣山灵。几回浩啸掀髯笑，羌笛一声天外听。
此诗名为《镇东楼》，乃明朝成化年间进士萧显所作。镇东楼，今人可能茫然不知此楼为何物，其实就是我们游客所理解的“山海关”。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将军徐达在今天的山海关建关设卫，而“山海关”之名，也是由彼时而起。此雄关倚雄伟的燕山，襟带辽阔渤海，是一道坚固的防守关垒。而“镇东楼”仅仅是山海关城四座门楼中的一座，其余三楼为望洋楼、迎恩楼、威远楼，每座门楼外都有瓮城环而卫之，但如今保存完整的只有镇东楼瓮城，其余三楼的瓮城均毁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天下之一关”五个雄浑大字，相传为萧显所书，又有一说为明朝大学士严嵩所书。笔者个人认为，如此气势恢宏、典雅大气的书法，应该是当过相爷的人才能写得出，所以，严嵩应该是五个大字的书写者。萧显的官职，更高不过是兵科给事中、福建按察司佥事这样的“司局”级，书法也不是特别闻名。但恰如“苏黄李蔡”四大家后人认为“蔡”是蔡襄而不是蔡京一样，皆为“忠奸”心理所致，人们感情上倾向于本身老家是山海关的萧显，而不是身为相爷的声名不好的严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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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史志，可以发现山海关历史悠久，商朝时其地属孤竹，周朝时属燕地，秦汉属辽西郡，至隋文帝时代，在这里设置榆关，唐朝又属临渝县，宋朝时此地属于辽国，设迁民县，元朝时称迁民镇。延至明代，始称山海关，归隶永平府管辖。清朝、民国属临榆县辖下。1948年底，山海关解放，辖于秦榆市。1949年春，秦榆市改称秦皇岛市。
山海关在辽西走廊西端，又是万里长城的东部起点。极目北眺，燕山长城如带，雉堞从立，周绕青山，雄瞰一方；挥手南指，渤海碧波万顷，石城入海，拱卫海疆；西边的石河，是阻敌入侵的天然深壕（解放后修水库，即现在的“燕塞湖”）；东有观喜岭，又是御敌的天然屏障。自南北朝时期开始，北齐在556年（天保七年）就开始在燕山山脉修筑长城三千里，西起西河总秦戍（山西大同），东到大海（山海关），至今在抚宁石门寨，仍可发现北齐长城遗址。隋朝时，隋文帝时代汉王杨谅以及日后的隋炀帝数十万大军东征高丽，均从临榆关（山海关）出大军。唐太宗御驾征高丽，仍是由此出击。“长城之枕护燕蓟，为京师屏翰，拥雄关为辽左咽喉”（《畿辅通志》），明清时此关更是为京师安全的关键屏障。中原政权一直倚山海关为峻险雄关，但五代时后晋的卢龙节度使周德威愚勇不为备，致使榆关被契丹人攻克，遂失屏障。
从军事史角度上讲，山海关最重要、最出名的年代在明朝。“大将军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一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并“筑山海卫城”，又在山海关附近开设码头庄港，使其成为接转山东粮饷和向辽东转运的转输港。本来，明朝前期，主要边防力量皆在今天的山西、内蒙等地，严防退走大漠的蒙古人卷土重来。但是，明中期开始，东北满族分力兴起，辽东成为边防重地，明朝“竭尽四海之物力以奉榆关（山海关）”，每每在此处关垒内外布防重兵十数万人，成为阻止满洲铁骑入北京的最重要。由于是咽喉要地，“系天下安危于一垣”。几十年来，满族骑兵屡屡试探性进攻，但均于关前止步，无法逾此天险雄关，只能多次绕过山海关从别的隘口越过长城驰骋于华北平原。虽然克胜连连，但皆是得而失之，抢掠而去，原因正在于“山海关控制其间，则内外声势不接。即入其它口，而彼（明军）得绕我后路”（魏源《圣武记》），由此，“（清军）所克山东、直隶郡邑，辄不守而（弃）去，皆由山海关阻隔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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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这一组庞大的防御体系，是经过明朝260多年长期经营而最终完成，它以长城为主战，以山海关城为中心点，共有十大关隘、7座卫城、37座 敌台、14座烽火台等建筑组成，不仅主次分明，且点线呼应，布局合理，设计科学。其十大关隘南从老龙头开始，中间经山海关城，东北延至一片石（九门口），共26公里，十座险关扼咽，重兴叠嶂，入海为城，确实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开”之势。值得一提的是，民族英雄戚继关在平定东南沿海倭患后出镇蓟州，在山海关一带大修武备，训练士兵，改进武器，巩固了山海关一带的山海之防。
王在晋本人并不知兵。他到任后，并无提出有价值的战略思想，只提出他自己的“八字方针”——拒奴抚虏，堵隘守关。后四字不必讲，核心内容是前四个字，拒奴，就是抵御女真的后金；抚虏，就是想大砸银子收买蒙古部落“以虏制奴。”此外，他还提出在山海关外重筑一关的不切实际的臭招。幸亏不久后，为明熹宗侍讲的大学士孙承宗前往山海关做实地考察，与袁崇焕等人一起否决了王在晋关外建关的荒谬建议。所以，这位王尚书在山海关几个月，基本没干实事，皇皇万言的奏书写了许多份，皆是书生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