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缘何与苏联代表鲍罗廷彻底决裂
*** 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蒋介石没有参加。会议通过了鲍罗廷赞成的主张，对蒋介石的权力进行限制，蒋的 *** 中央常会主席职被免，只保留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实职。这也把蒋介石逼上绝路
1 9 2 3 年10月，孙中山委任鲍罗庭（廷）为 *** 组织教练员 孙中山过世后， *** 的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各种力量重新组合，标志之一是蒋介石的崛起，其对权力的追求不断挑战原有的党内格局，他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关系渐趋恶化，并最终决裂。以往的史料中，多侧重叙述导致蒋与鲍罗廷决裂的得益因素与蒋如何 决断， 而《蒋介石日记》则若隐若现地展示出他与鲍罗廷决裂的另外一面，即蒋对鲍个人的观感的变化、蒋在最初的犹豫甚至略带恐惧的情绪及其为驱鲍所采取的策略。
蒋介石得益于苏联顾问 鲍罗廷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广州革命 *** 代表，在孙中山确定实施联俄政策的1923 年秋天来中国。鲍罗廷得到孙的极大信任，被聘为 *** 的组织教练员。他协助孙中山完成了 *** 的改组，推动之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出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两个方面得到鲍罗廷的帮助：一是鲍罗廷关心军校建设，多次请求苏联 *** 派出军事顾问团，增拨军费与军械支持军校；二是鲍罗廷本人也常去军校介绍苏联红军的组织与生活，帮助军校师生了解苏联的状况。蒋介石得益甚多，对鲍很尊重。 孙中山过世后，鲍罗廷被继续聘为国民 *** 高等顾问，对 *** 的影响力有增无减，在处置商团叛乱、东征统一广东及处理廖仲凯遇刺案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任用。鲍的强势引起部分 *** 的反弹，西山会议派强烈要求解除鲍罗廷的职务，虽然未得逞，但鲍罗廷不得不在1926 年2月离开广州，到北方休假。蒋介石并不反对鲍罗廷，但他乘鲍离开之时扩张个人权力，发动中山舰事件，一度包围苏联顾问团，气焰颇嚣张。4 月，鲍再回到广州时，对蒋介石的行为未予制裁，反而一味迁就退让。蒋介石等人抓住鲍罗廷与苏联方面害怕关系破裂的弱点，继续进逼，提出《整理党务案》，限制 *** 人，鲍罗廷的影响力也受到制约。1926 年7 月，北伐开始，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实力随着军事胜利而扩张，对鲍罗廷开始的态度也不再如从前般恭敬。鲍开始为退让而付出代价。 1926 年10 月， 北伐军完全占领武昌，11 月初，攻占南昌。此时，国民 *** 仍偏处珠江流域的广州，对未来战事的指挥有鞭长莫及之嫌。蒋介石开始考虑国民 *** 北上问题，建议 *** 常务委员，先来武汉，主持一切，应付大局。（《蒋介石日记》，1926年9 月9 日）。十天之后，他又电催 *** 中央速将 *** 迁至武昌，电曰：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既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蒋介石日记》，1926 年11 月19 日） 国民 *** 从广州迁至武汉的确有利于北伐战事的指挥。但蒋介石提议迁都武汉，却兼有希望能更直接地将党政权力控制于自己之下的目的。鲍罗廷也支持迁都，除了有利于北伐之外，他的如意算盘是，希望能够用党政权威来制约蒋介石势力的扩大。同一件事，两人的目的却南辕北辙，各有打算。之后的纷争，都源于此。
11 月， *** 中央政治委员会作出迁都武汉的决定。11 月16日，鲍罗廷与宋庆龄等之一批党政要员从广州北上，到达韶关后因铁路尚未修通，便绕道赣州由水路北上。12 月2 日鲍罗廷在南昌与蒋介石见面，对迁都武汉有共识。几天后，他们溯江北上到达武汉。鉴于党政机构的迁移尚未完成，行事不便，鲍罗廷提议在武汉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 *** 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更高职权。此一提议得到蒋介石同意。 正当迁都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际，蒋介石却出尔反尔，将随后北上的部分 *** 中央委员和国民 *** 委员截留在南昌，阻止他们前往武汉。1927 年1 月3 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政治会议，通过中央党部与 *** 暂驻南昌的决议。蒋从提议迁都武汉转而要求暂驻南昌，主要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因为此时蒋介石的势力在江西基本扎稳脚跟。如能将国民 *** 和中央党部迁至南昌，有利于其全面掌握军政大权。然而，蒋也意识到他擅自改变党的重要决定，必然遭致强烈反对，将面对压力。故在当天的日记用精神痛苦、心神烦闷来形容心情，甚至几难成眠。 果然，鲍罗廷与武汉方面坚决反对蒋介石擅自强令中央党部及国民 *** 暂驻南昌的决定，由此引发了著名的迁都之争。 蒋介石蒙羞欲自杀 双方僵持不下之时，蒋介石决定亲赴武汉观察形势，并试图说服武汉方面。蒋介石于1 月12日下午到达武汉，受到了极高规格的接待，稍休息后即赴欢迎会，到者约数万人，蒋在会上演讲。当晚，武汉方面为蒋专门举行欢迎宴会。这本该是其乐融融的场面，却因蒋挑起的迁都之争而变得更像是场鸿门宴。宴会之后，蒋介石记道： 晚， 宴会。席间受辱被讥，生平之耻，无踰于此。为被压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伸中华民族之正气以救党国，俾外人知华人非尽是贱辱而不可侮蔑也。（《蒋介石日记》，1927 年1月12 日） 次日，蒋的不良情绪继续发酵，彻夜未眠，灰心丧气，以致动了自杀的念头： 昨晚忧患终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时起床，几欲自杀，为何革命而欲受辱至此？（《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13 日） 到底宴会上发生了什么，让蒋情绪一落千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甚至要自杀呢？蒋介石并未记下受辱的细节。陈公博的回忆再现了当时的情景。鲍罗廷与蒋介石谈话时，对蒋的一意孤行感到愤怒，要求蒋尊重武汉方面的意见。鲍讲了个西方故事，一个古代的专制君王不听别人意见，不许大臣们讲话，大臣反驳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蒋介石对此不敢当面驳斥，但觉得被喻为专制君王是受到莫大的污辱，非常委屈，并将此上升到外国人对中国人侮蔑的高度，遂生与鲍罗廷不共戴天之心。这次受辱使蒋终生难忘，以致他在三十年后的1958 年的日记中，仍咬牙切齿地提起鲍罗廷对他的羞辱。 17 日，蒋介石在 *** 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上说明中央暂驻南昌之必要性，遭到多数人的反对。蒋意识到鲍罗廷是武汉方面的后台，他与武汉方面的矛盾不易调和，便采取隐忍不言的策略，不再公开宣传自己主张。
18 日，蒋介石离开武汉。次日，船到九江，他不再隐忍，见到程潜就直言： 余与鲍尔廷不能相容，既不能为国雪耻，何忍复为余辱国？革命至此，总受帝国主义与外人压迫，何如及时辞我以谢国民，与已死同志之灵。否则，殆有自杀而已。（《蒋介石日记》，1927年1 月19 日） 20 日，蒋介石写下了一大段类似遗书的文字： 余既不能为国雪耻， 何忍为余辱国。今日情况，余惟有一死，以殉国难，为中华民族争人格，为三民主义留精神，使全国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苏俄解放被压迫民族之主义，深信其不误，然而来华如鲍尔廷等最近之行动，徒使国人丧失人格，倍增压迫，与其主义完全相反，国人有知，应驱而逐之。苏俄同志如诚为解放弱小民族，不使第三国际信用破产，应急改正其 *** ，不使恢复至帝国资本主义之道路，则世界革命必有成功之一日。否则，余虽一死，不足救国，且无以见已死同志于地下，吾甚愿全国同胞速起以图独立自主，不负总理卅年革命之苦心。余精力已尽，策略已竭，惟有一死以谢同胞。自知误信鲍尔廷之非，何敢再误国民以为万世罪人也。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万岁！（《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20 日） 蒋介石痛恨鲍罗廷，但他深知鲍对 *** 与 *** 有着重要的影响，且鲍的背后的苏联援助也是蒋所需要的，以蒋当时的实力，驱逐鲍罗廷并无把握，说不定是自寻死路。所以蒋既要有勇气，也需要策略。他开始是有些惧怕，敢怒不敢言，消极异甚，无奈之下，也数次夸张地想到以死来唤醒 *** 人的觉悟。 然而，蒋并非等闲之辈，在经过一段犹豫彷徨后，他决定以攻为守，驱逐鲍罗廷以除后患。在策略上，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争取在江西的 *** 官员支持。1月27 日，蒋介石不顾痢疾重病，在南昌连续与谭延闿、戴季陶等商谈驱逐鲍罗廷事。蒋提出，必欲去鲍尔廷顾问，使 *** 与党部能运用自由也。然而，蒋的提议并未得到众人的响应。何香凝、顾孟余等认为驱鲍事关重大，恐牵动大局，不敢决断。对此，蒋甚为失望，叹曰：书生办事，诚非败坏不可也。（《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27 日） 两天后， 蒋再与戴季陶、张静江、谭延闿谈驱逐鲍罗廷事，结果仍是意见纷呈：戴季陶怯弱、张静江强硬，而谭延闿则默不作声。蒋极不满，认为戴等皆有病也。（《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29 日） 戴季陶、谭延闿等人不赞成驱逐鲍罗廷，主要是怕因此与苏联搞僵。戴等人劝蒋忍耐，不可贸然去鲍。蒋介石不听人劝，却又难以说服同僚，无人支持。他万分苦恼，在日记中写道： 近日消极灰心怠惰骄矜，患得患失，愁闷苦痛，不知所止。病在环境之怯弱，干事之无人也。惟能立于革命地位，则外闻之揣测怀疑，可以不顾也。鲍尔廷之横暴，如不速去，则不能革命。惟欲联俄革命，所以欲去鲍尔廷，以免破裂，否则，不必去鲍也。外人不知原理，一味畏缩，可叹。（《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30 日） 这里惟欲联俄革命，所以欲去鲍尔廷，以免破裂，否则，不必去鲍也一段，实际上是蒋介石自己对联俄与驱鲍关系的认识，即驱鲍不会破坏联俄事业，而是为了更好的联俄革命。他叹惜其他人无法理解他的想法。 蒋介石与鲍罗廷关系的恶化，被英国报纸所察觉，大肆报道，以期分化。蒋介石见此报道，有所警觉，反而决定暂停驱鲍举动：见英报挑拨余与苏俄感情甚烈，余本决心去鲍，见此报，则适中帝国主义者之计，故虽欲急去，亦惟有忍耐不去，以待将来可也。这反映了蒋介石对当时局势的判断，即与鲍罗廷的矛盾，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事情，而帝国主义则是主要的敌人。为了反帝，他考虑将与鲍罗廷的矛盾暂时搁置。2 月1 日，蒋介石与张静江、戴季陶等人商议党务及鲍事。蒋主动提出，吾不忍为帝国主义者之诽笑，宁屈己卑思，以求革命之发展，故放弃（驱鲍）主张，并愿意将 *** 迁移至武昌，以平息迁都之争。（《蒋介石日记》，1927 年2 月1 日）。
蒋介石决意分裂 然而，由于时局发展快与沟通不利，蒋介石决定退让之时，武汉方面没有回应，反而步步紧逼。一系列针对蒋介石的反独裁宣传，让他甚是不解、委屈与愤怒。2 月17 日，蒋介石记道：汉口联席会议定反革命罪条例，以及各种宣传，对余与静江兄攻击几无完肤。名余为独裁制，名静为昏庸。本党党员之谄奉卑污、趋炎附势，执迷不悟之徒，其恶罪比敌尤甚也。呜呼，党团其亡乎？（《日记》，1927 年2月17 日）2 月21 日， 武汉方面自行召开扩大联席会议，决定即日起结束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由中央党部和国民 *** 分别在汉正式办公。蒋认为，这是武汉方面目中无人，不胜愤激。他针锋相对地于23 日下午在南昌召开临时政治会议，声明 *** 仍在南昌，照常办公，武汉不得另行办公。（《蒋介石日记》，1927 年2 月23 日） 蒋介石认为武汉的行为由鲍罗廷操纵，将所有的愤怒归罪于鲍罗廷一身：鲍氏之罪，不容于天地之间，奸党之计毒极矣，鲍氏之肉，不足食也。（《蒋介石日记》，1927 年3 月10 日）此时，蒋介石一度搁置的驱逐鲍罗廷的念头再度抬头。 2 月23 日，蒋介石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即胡定康）会谈，他公开摆出与鲍罗廷势不两立的架式，径直地向维经斯基发问：共产国际是要 *** 团结呢，还是要 *** 分裂？是主张国民 *** 驻武汉，还是驻南昌？蒋介石告状说， *** 现在所有纠纷，皆由鲍一人所起也，其言行横暴卑污，思之愤恨。蒋并扬言， *** 迁期乃待第三国际撤鲍之电与已回去方定。这等于是要胁共产国际撤回鲍罗廷。几天后，蒋介石又操纵南昌方面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电，要求撤回鲍罗廷。然而，莫斯科支持武汉，拒绝蒋介石的要求。 蒋介石本想凭借北伐战绩来逼迫莫斯科让步，不料这一招受挫，他倍感压力，被迫同意在江西的党政要员去武汉。失望之余，蒋再次想以退为进，以辞职来争利益，他记道：处境困难已至极点，似有非辞职不可之势，革命至此，痛心盍极。（《蒋介石日记》，1927 年3 月8 日） 3 月10 日至17 日， *** 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蒋介石没有参加。会议在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的精神下，通过了许多鲍罗廷赞成的主张，对蒋介石的权力进行限制，蒋所担任的 *** 中央常会主席职被免，只保留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实职。这也把蒋介石逼上绝路，他决定利用掌握的军队最后一搏。蒋记道： 武汉形势险恶，谋害益烈，海军恐亦为其利诱，败类奸党全部动员，合国际共产之力量以倒余。处置虽困，而精神不倦，希望益大也。（《蒋介石日记》，1927年3 月24 日） 自此，蒋决心走上了与 *** 与苏联决裂的不归路。不到一个月，他就在上海等地清党，大批屠杀 *** 人。4 月18 日，蒋介石等人在南京成立国民 *** ，发布的之一号命令就是通缉 *** 首要，而名列榜首的，就是蒋恨之入骨的鲍罗廷。 （作者陈红民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夏思为浙江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