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和唐太宗个人比较
各位是不是单听到这两个名字，就本能地感到了其二者的明显反差？作为导致隋朝二世而亡的暴君，杨广简直可以说是各朝帝王里最典型的负面教材，史书中只要一提到他，几乎就都是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类形容，连像完善科举、开凿运河这类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业绩，也基本无法得到历史公正的评价。
反观唐太宗李世民，则是被后世广泛赞颂的一代英主，他凭借自身的雄才伟略、励精图治，带领着一众名臣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使得盛唐之华景成了中国君权政治的历史巅峰。
唐太宗像
的确有点像
但实际上，对隋唐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就会发现二人实际从发迹到制政再到晚年，都有很多相似的人生污点：
首先，二人都是通过如出一辙的非法手段获取皇权。杨广诬陷太子杨勇致其被废，假传文帝遗嘱逼迫杨勇自尽，此后还将自己的十个侄子全部杀掉；李世民则是通过玄武门之变，诛杀了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登上王位后也将其二人的子嗣全部诛杀。
其次，军事方面，二人都犯过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毛病。以征高丽为例，隋炀帝在大业八年(612-614)至大业十年间三次讨伐高丽均以失败告终，置民生疾苦于不顾，最终导致各地农民起义的兴起。再看唐太宗这边，贞观十九年(645年)御驾亲征高丽，战争打了半年不但未能征服高丽，还是得唐军损失严重；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派牛进达率军进攻高丽，仍无果而返；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不顾宰相房玄龄的临终恳求，预备次年发军队三十万再次讨伐，结果却造成了四川雅、邛、眉三州的山獠暴乱，直到次年病亡，征伐高丽的事情才得以暂停。
影视剧终的李世民
再次，在情欲本性层面，二人也不相上下。历代史书中的亡国之君大抵都是贪婪骄纵、好色 *** 的形象。这一方面，《隋书》中对隋炀帝的描述主要在两件事：
一是贪图南朝陈后主的宠姬张丽华的美貌并想要纳其为妾；
二是在他老爹隋文帝病重时，想要强迫他的小妈，隋文帝宠妃陈夫人，犯了淫庶母之大逆不道之罪。
反观李世民，真的好不到哪去，他先是贪图自己亲弟弟(李元吉)之妃杨氏的美貌，并将其纳为己妾；同年又在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造反被诛后，夺其美姬收为后宫。
杨广
最后，关于肆意挥霍，二者也只是形式不同。隋炀帝在位期间是典型的能折腾，伐高丽、营东都、凿运河、南游北巡视等举措无不是滥用民力、劳民伤财的损招，被历史扣上了贪婪荒诞的帽子。对于这一点，唐太宗虽然表面上收敛了很多，且有意吸取隋炀帝的教训。但皇帝毕竟是皇帝，有钱不花我等什么？实际上，其也曾因修建洛阳宫而劳民伤财，还纵容自己的儿子享乐，下诏说自今皇太子出用库物，所司勿为限制。于是太子发取无度。
从以上种种史实可以略见，李世民较之杨广，该做的事真没少干几件，站在天子之位，人性之贪婪与自私并无过多收敛。
儒家王道的极拷问
那么二人的历史评价究竟为何会呈现如此两极分化，今天二哥就试着从儒家王道思想中的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入手，对上述问题发表几点薄见。
天时方面，二人本质的差别是一兴一亡。
隋炀帝是亡国之君，不但没有把自己老爹留下的江山坐稳，甚至还没有节制的肆意挥霍，加之在位期间天灾不断，黄河泛滥、关东受灾，导致生灵涂炭、生灵涂炭，给各系反对势力提供了充分的造反理由。唐太宗李世民的继位虽算不上名正言顺，但其在夺取皇权后却特别喜欢将杨广的失败经验作为反省自身的负面教材，将以史为鉴转化为了自己实施皇权统治的指导思想，打了个完美的时间差。此外，自古成王败寇，《隋书》是唐太宗的信臣魏征负责编写的，掌握了话语权的当权者，通过丑化前朝君主的昏庸腐败来强调自身统治的正统性，几乎是历史之惯用伎俩。
地利方面，从宏观历史和地缘角度上讲，唐太宗的伟业可以算作世代民族融合的积淀和和升华。
隋朝的南北一统，客观上为唐代的大一统起到了铺垫作用。且在李世民夺取皇位之前，李家父子就已通过多年征战，平定了隋末的各路起义军。浅水原平定陇西薛仁果；败宋金刚、刘武周，收复并、汾失地，消灭北方地方军阀；虎牢之战中一举歼灭河南王世充和河北窦建德集团；重创窦建德余部刘黑闼和山东的徐圆朗，比起隋炀帝面临的四面楚歌，唐太宗李世民在上位之前就已扫清了各路障碍。边疆问题上，李世民本身就有部分外夷血统(母系中有部分鲜卑成分)，在数百年的民族大融合历史背景下，催生了其华夷无猜、爱之如一的治边观念，这样一来，国土的最终一统便也显得顺理成章。
人和方面，这一点可以说是二人更大的差别所在。
隋炀帝生性嫉贤妒能、刚愎自用、排斥进谏，其曾公然向大臣虞世南宣告我性不欲人谏。若位望通显而来谏我，以求当世之名者，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于地，明确表态自己不喜欢听取大臣的谏言。此外杨广还十分自负，高颎和贺若弼两位忠臣，因为对隋炀帝纵欲声色、大兴土木、讨好突厥等有所不满而私下议论，就被炀帝以诽谤朝政罪而先后诛杀。自此，隋炀帝身边仅存一帮阿谀奉承、贪得无厌的宵小之徒，再无忠君为国的忠臣良将。
与隋炀帝形成鲜明对照，唐太宗是历代帝王中知人善用、从谏如流的典范，面对掌权初期构成复杂多样的朝野群臣，唐太宗选择了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善于树立正面典型，引导臣子的忠君之心，同样借助与前朝的对照来构建和谐的君臣关系。在他的核心统治集团中， 有善于谋断的房玄龄、杜如晦，精于军事的李靖、李勣，敢于谏诤的魏徵，以及长于识人的王珪等人。这是一个配合默契、结构精炼的高效领导集团，分工明确、权责一统，作为权力中心的李世民，与群臣各司其职，形成了君臣共治的政治风尚。
可以看出，从人之秉性上讲，隋炀帝和唐太宗的确难说有什么本质差异，但唐太宗的贤明知理、张弛有度的统治思想，更适合中国古代儒学以道德仁义为制政基础的王道观念，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作用下，李世民摒弃了隋炀帝的治世弊病，巧妙地把握了历史的风向。可以说，正是杨广的失败教训进一步反衬了李世民的伟光正形象，终使李世民留下千古美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