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议法，阿云案得出结果？为何说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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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时的王安石刚刚成为参知政事，变法还在谋划过程中，不能因为口水之争影响了变法大计。于是，他赶紧上奏宋神宗说：，按照大宋律法，谋杀造成死亡的，首犯必须判处死刑，不需要上报皇帝敕裁；至于从犯，自有《嘉祐编敕》关于奏裁的规定，无须重新订立新的规定。意思很明白，自己和皇帝都错了，“庚子诏敕”不该颁布。
议法继续
连王安石都服软了，宋神宗又有什么理由坚持呢？就这样，宋神宗无奈地颁布了第三道诏敕：谋杀已伤可以自首的规定，按照之一道诏书执行；谋杀已死的，从犯也允许自首，但凶恶的人和情节严重的应上奏裁决。
时间是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十七日，甲寅日，所以这道诏敕又称“甲寅诏敕”。算起来，距离第二道诏敕不到半月。第三道诏书，事实上是在纠正第二道诏敕的过激状况。
与此同时，皇帝口谕：收还“庚子诏敕”。他希望以收回“庚子诏敕”的妥协，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法律争论。按照惯常的思维，臣下应该闻弦歌而知雅意，该干嘛去干嘛，不要再揪住此事不放了。
可是，这件事哪里还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这就像一部汽车，刹车系统已经失灵，哪怕作为司机的皇帝自己打脸，也只能听任汽车在下坡路上狂奔。越忙越容易出错。不知什么原因，宋神宗的“甲寅诏敕”只是发给了御史台、大理寺、审刑院、开封府，却没有颁布到各路。应当说，这是程序上的一个瑕疵。
于是，在下个月初一的朝会上，文德殿里又热闹起来。一些法官和御史抓住诏敕颁布这个把柄，要求重新议法。站出来的人，有侍御史知杂事兼判刑部尚书刘述、御史中丞吕诲。当然，也少不了弹劾过许遵的钱顗。对于这些吹毛求疵的御史们，宋神宗已有些应接不暇了，但他又必须面对，于是应付道：“律文甚明，不须合议。”
想不到，宰相曾公亮插了一嘴，抬头望了一眼高高在上的皇帝，然后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广泛收集各种不同意见，从而说服意见不同的人，应该无妨吧？”
那一刻，宋神宗呆若木鸡，他扫了一眼脚下的群臣，想：如果犟驴能像蜻蜓一样飞，这里一定是一个下雨前的池塘。狠了狠心，宋神宗还是安排“二府”再议阿云之狱。他之所以安排再议，不是因为他心不够硬，也不是因为他喜欢看群臣吵架，而是由宋朝的政治氛围决定的。
什么政治氛围呢？一个宋朝学者总结说：宋朝的治理原则是，崇尚法令，尊重公议。只要朝廷出台的法令、政策，要经过充分讨论，并且要尊重多数人的意见，而不是由皇帝“出口成敕”，搞“一言堂”。二府，即中书省与枢密院，也就是宰相府与副宰相府；但二府在杂议阿云案的过程中，还是分成了两个阵营。
首先发言的是枢密使文彦博。他比王安石大15岁，21岁进士及第，出将入相半个世纪，是一位老资格的政客。在宋神宗登基前，他曾担任过殿中侍御史、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并两次拜相。后来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大谈市易法的坏处，被贬出朝廷。文彦博认为：“所谓杀伤者，是图谋杀死而致伤，就是说已经杀了，不可以用自首。”
与文彦博观点一致的，是枢密副使吕公弼，比文彦博小一岁，今安徽凤台人，宋仁宗时期的宰相吕夷简的二儿子，吕公著的哥哥，赐进士出身，宋英宗时期先后任给事中、枢密副使。他在地方任职时，为政宽松，世人讥讽他果断不足。
一名士兵犯法该施杖刑，却耍赖说：“我宁可被杀，也不愿挨打。”吕公弼回应说：“杖打是按国法，处死是你自愿。”于是下令先施杖刑后处斩，从此再也没人批评吕公弼无能。吕公弼的法律建议是：“杀伤罪在律文上是不适用自首的。今后已经杀伤人的罪犯请依律惩办，从犯有立功表现的可以自首，须奏报皇帝裁决。”
与前两位官员针锋相对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宰相陈升之，比王安石大十岁，进士出身，曾任知州、监察御史，宋神宗登基后任知枢密院事兼制置三司条例司，和王安石一起筹备变法。熙宁二年（1069年）就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集贤殿大学士。不久，因为在变法机构名称上与王安石意见不合，称病不朝。
另一个是枢密副使韩绛，是韩亿的三儿子，韩维、韩缜的哥哥，比王安石大九岁，与王安石是同榜进士，敢作敢为。宋神宗登基后，拜枢密副使。
还有一个模棱两可的人，他叫富弼，比王安石大17岁，今河南洛阳人，给人的感觉是老气横秋，形同缩头乌龟。其实也是一位经验老到的狠角色。年轻时，他曾多次出使辽国，成功瓦解了辽、夏同盟。庆历元年（1041年），宋仁宗想封刘太后的侄媳妇王氏为遂国夫人，让知制诰富弼起草制书，他拒不草诏，封还了“词头”，从而开创了“封还词头”的先例。
随后，他出任枢密副使，与范仲淹共同推进“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他先后担任郓州、青州知州，救助了几十万灾民。如今又被宋神宗请出来担任宰相。当宋神宗要求他参与司法辩论时，他劝王安石说：“把谋与杀分为两件事，将破坏和割裂法律规定，您为什么不遵从大家的意见呢？”但王安石不为所动，宋神宗也态度暧昧。此后，他没再掺和这个看不清结果的辩论，进而连宰相也主动辞掉了。
双方争论了接近半年，也没有任何一方说服另一方，甚至没有拿出一个折中的结论。似乎，当时的大臣们都是一根筋，认死理，你让他们退一步，哪怕半步，都是不可想象的。我至今奇怪，这些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大夫，为什么不谙中庸之道？为什么宰相与皇帝一旦政见不合，就撂挑子走人？
中国的文艺复兴
难道这是一个思想交锋的时代？尊重科学的时代？不甘寂寞的时代？东方小岛上的一个著名学者，他的推测更为大胆。这个人叫宫崎市定，史学家，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他的原话是：“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此番言论是否对宋朝过于偏爱？是否言过其实呢？接下来，试比较分析如下：之一，在时间上，意大利文艺复兴发生在14世纪至16世纪。而宋朝横跨10世纪至13世纪，正好处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夜。
第二，在理念上，意大利文艺复兴以人为中心，追求现实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而宋朝是以士大夫意识的全面觉醒和文官制度的理性化为特征的。它的动力，是科举制。汉朝，尚武功，有军功并且封侯的人才有资格担任丞相，是封侯拜相；而宋朝，重文治，是及第拜相。
在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和制科出身，除了建国初期的4名宰相，非进士出身的宰相实际上只有3人，一批白衣士子平地而起。它的基础，是全民教育。国家设立的各级学校向全民开放，所有家庭的适龄儿童都可以入学，州县小学的学费每天只有一两文钱，这对于每天收入100文的平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儿童8岁入学，由官府提供伙食费，不满8岁或超过15岁的伙食费减半。宋人的识字率和入学率，远超同时期的欧洲。国子监作为国家更高学府，下设太学、国子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武学等。
元丰年间，太学的外舍（新学生）有2400人，从外舍选拔进入内舍的有300人，再从内舍考试选拔进入上舍的100人，还出现了旁听生，有时旁听生多达上千人。而在五代乱世后成长起来的平民士绅群体，也担负起了重振学术、重建文脉的责任，北宋的民间书院达到一百所，远超唐代，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茅山书院、龙门书院、徂徕书院被称为“八大书院”。
南宋的民间书院达到创纪录的500多所。白鹿洞书院的学生将近一万人，成了儒家主流学派——理学的大本营。就学术的纯粹性、教育的独立性而言，高层次的民间书院才是宋代的更高学府。它的灵魂，是程朱理学。正是在民间书院的基石上，宋朝诞生了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由北宋的程颐创立，南宋的朱熹是集大成者。他们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如果人无法收敛私欲，则偏离了天道，不但无法成为圣人，还会迷失世间，所以要通过修养存天理，以达到“天人合一”“理欲合一”的更高境界。
出发点——“内圣”，归宿——“外王”，是理解程朱理学的逻辑起点。它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观，发展成了重义轻利观，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与德操的文化品格，形成了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精英意识，使得他们在强权、腐败与战争面前铁骨铮铮，一往无前。它的载体，是文官制。
宋代，文官制走向了理性化，官员的科举、录用、考核、奖惩、培训、晋升、调动、致仕，政令的发起、传递、审查、执行、反馈、问责，都有制度与程序可循，都能破除人为因素的干扰。理性化的文官政治，是中国文化的一大骄傲，而欧洲到了近代才有文官制度。
第三，在内容上，意大利文艺复兴集中表现在艺术、建筑、哲学、文学、音乐、科技等方面。而宋朝在科技、教育、金融、商业、航海等方面远超同时期的欧洲，在文艺、哲学等方面也不落下风。稍逊一筹的，似乎只有音乐。
两宋的进步
梳理一下，两宋时期应该有十大进步。我们先来看看前两大进步。占据哲学主导地位的理学，主张“格物致知”，强调对未知事物保持求知的兴趣，以探索出事物背后的理——规律和道理，这也许正是有宋一朝科技发明的驱动力。而且，朝廷有意识地培养科技人才，在国子监之下，设置了医学院、算学院、天文历法学校等。
一旦各领域出现拔尖人才，就会被朝廷列入“奇才异行”名录，直接授予官职。在思想和体制的双重驱动下，宋代出现了“发明井喷”的奇观。北宋的沈括，在人品上算个小人，在科学上是个高人，代表作叫《梦溪笔谈》，他发现磁针在指南时微微偏向东方，又发现月亮的光亮来自太阳的反射。
南宋的秦九韶，是数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代表作是《数书九章》，是他之一个发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求法，而570年后英国数学家霍纳才发现了这种计算方式，被西方命名为霍纳算法。宋代一流科学家人数，占到了清代之前两千年的38%。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三项出自宋代。
北宋庆历年间，身为书肆（书店）刻工的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种胶泥活字、木活字排版印刷，一个印工一天能印2000张，一块印版可印一万次，是世界印刷史上的一次颠覆性变革，使得印刷效率大大提高，昔日贵如金银的书籍从此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以此为基础，进而发明了铜板雕刻，使用在了纸币印刷上。而且，活字印刷术通过海上丝路传到朝鲜、日本、埃及，进而传入欧洲，间接引发了欧洲文艺复兴。
除此之外还有火药。“火药”一词，最早出现在天圣元年（1023年）。当时，北宋兵工厂有一个作坊叫“火药作”，是史上首个火药武器制造厂。庆历四年（1044年），宰相曾公亮主持修撰了《武经总要》，书中记载了硝、硫、炭三组分的 *** 。宋神宗时期，兵工厂有了火药、火器作坊，能够批量生产十种制式火药武器。
随后，火器在战场上初显神威。靖康元年（1126年），汴京被围，守将李纲下令用霹雳炮轰走了金兵。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的胶州湾海战中，南宋水师利用火箭、火柜和火球，一举摧毁了六倍于己的金国船队。
两宋持续改进的航海技术，引发了时间、空间、商品化概念上的革命，发明了磁罗盘、水密舱、平衡舵、装有转轴的桅杆，造出了载重量300吨的超级远洋大船。天涯变比邻，大海变池塘，运输瓶颈被突破，进出口贸易呈现井喷之势。于是，在蜿蜒美丽的海岸线上，北宋从北到南设置了五大市舶司，每年抽税200万贯，进出口贸易额超过2000万贯，外贸成为国家名副其实的“摇钱树”。
唐诗的气派，是与大唐的扩张性格共生的。而宋，是一个内敛的朝代，宋代9000位诗人写了25万首诗，约为唐诗数量的5倍，可依旧无法超越唐诗。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形式创新。就这样，一种既保留了唐诗的格律美，又拥有自由体的节奏感的新文体应运而生。
宋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新境界，是宋代风流的完美呈现形式。以苏轼、陆游、辛弃疾、陈亮为代表的豪放派词，如天风海雨、大江东去；以周邦彦、晏殊、柳永、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派词，似晓风残月、燕语莺啼，共同装点着这个东方文艺复兴时代。
令人惊叹的是，词人们在两派间还可以自由转换，如婉约派词人李清照，也能写出“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的豪迈与磅礴。如豪放派代表苏轼，也有“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的婉约与缠绵。据统计，宋代词人接近1500位，词作超过2万阙，用调新增了700多种，可谓翻天覆地的文学创新。
在书法上，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宋四家”，本来奸臣蔡京位列其中，只因人品差被替换成蔡襄；奸臣秦桧独创了“秦体”，也是因为名声太臭，后来“秦体”改称“仿宋体”。
在绘画上，形成了士大夫绘画、宫廷绘画和民间绘画三大体系，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商业化趋势，催生了一批绘画交易市场和职业画家，人物画还延伸到城乡市井生活，如《纺车图》《清明上河图》。宋朝皇家是书法、绘画的积极推动者和模范实践者，宋徽宗不仅独创了“瘦金体”书法，而且是工笔画的创始人，随便一幅画如今都能拍出天价。
参考文献：
〔南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5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江必新《司法审判中非法律因素的考量》，原载《人民司法》2019年第34期。
〔北宋〕方勺《泊宅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