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终于突破河北，刘邦打响东垣之战
扁舟听雨秦汉系列
汉帝国的建立之荡平天下（五十六）
时间来到了公元前200年。
经历了前一年与匈奴残酷而又危险的大战，似乎汉帝国总算迎来了一个平稳的年份。
在《汉书高帝纪》里，这一年几乎就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大事。
没想到冬天突然这么来了一下：
八年冬，上东击韩信余寇于东垣。
这年冬天韩信余寇兵锋直达东垣附近。
我们看下地图，东垣县是赵国恒山郡的治所，大致在今天河北省会石家庄附近。
这里已是河北腹地，距离赵国首都邯郸只有300里，而且都是一马平川的平原。
从后来的河北、山西战况来看，所谓的韩信余寇除了韩信外，还有曼丘臣、王黄拥立赵利组建的伪军。
这些伪军东下南进，身边很可能有大量匈奴骑兵协助。（
见链接：《陈
平妙计》、《落幕》
）
介绍平城之战时我们就介绍了，冒顿单于当时的主要战略目标就是打通河北（
见链接：《
白登之围》
）
时隔一年，匈奴和伪军组成的联军已打穿汉军在代地的防守，即将实现打通河北的目标。
局势对汉帝国非常不利，怪不得刘邦要再次御驾亲征。
长兄周吕侯（【集解】：徐广曰：“名泽，高祖八年卒，谥令武侯，追谥曰悼武王。”）死事。
根据南朝史学名家徐广为《史记吕太后本纪》做注时的记载，吕泽是在高祖八年死于战事。
高祖八年是公元前200年10月到公元前199年9月。
如果徐广记载无误的话，吕泽很可能就是战死于这次东垣之战。
吕泽属于中央军大将，就连楚汉战争时都长期坐镇首都。（
见链接《
吕氏家族》
）
也就是说，东垣之战不仅刘邦亲自率中央军出征，而且很少出战的大将吕泽都战死了，可见其战斗规模之大。
可这么重要的一场战役，除了刘邦本纪里的记载，我们翻遍其他帝国主要将领传记，居然找不到任何相关履历。
这使得该战役起因为何，战况如何都显得非常模糊。
而且这场战役在《史记》和《汉书》里的记载中也出现了较大不同。
《史记高祖本纪》和《功侯表》对这场战役前因后果有些零星记载：
（汉七年冬）立兄刘仲为代王。…
（汉八年冬）代王刘仲弃国亡，自归雒阳，废以为合阳侯。
高祖八年，匈奴攻代，王弃国亡，废为合阳侯。
按照《史记》的说法，公元前201年底或者公元前200年初，刘邦二哥刘仲（又叫刘喜）被封为代王。
代国的主要地盘是山西北部和河套东边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正是与匈奴接壤的前线。
公元前200年冬天，匈奴攻代，代王刘仲弃国逃跑。
匈伪联军进一步逼近河北东垣，刘邦因而不得不率部北上抗敌。
然而《史记》的说法与《汉书》不符：
（公元前201年正月）立兄宜信侯喜（即刘仲）为代王
（公元前201年12月）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喜弃国，自归雒阳，赦为合阳侯。
《汉书》中刘仲封王和弃国逃走时间都比《史记》早一年。
也就是说东垣之战和匈奴一度攻破代国隔了一年，没有直接关系。
这种涉及重大事件和履历的记载我们还是信任《汉书》。
这不是扁舟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后世学者的普遍做法。
从荀悦的《汉纪》、徐广的《史记注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到清朝梁玉绳的《史记质疑》，在刘仲代国的兴亡一事也普遍以《汉书》为准。
我们反复解释过，《史记》没有被立项，司马迁是个人修史。
所以他只能借用自己身份和人脉去翻阅档案馆资料，多半不能带出也不能直接在里面抄写。
因此他编撰《史记》时，涉及汉朝的档案资料只能靠记忆默写。
而《汉书》后期已立项，班固可以直接在档案室对着档案编撰史书，条件好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汉书》留下的汉初各种诏令、策论原文远比《史记》丰富。
《汉书高帝纪》明确记载了刘仲封代王的具体日期，准确度毋庸置疑。
而且《史记》的《功侯表》和《将相名臣年表》其实也记载刘仲封代王在汉六年（公元前202年10月—公元前201年9月）。
刘仲封王日期确认《汉书》为准了，接下来再看刘仲弃国逃跑的时间。
（七年十二月）辛卯，立子如意为代王。
《汉书》留下了刘如意被封代王的具体日期，这显然是班固摘录自汉初档案，可信度很高。
而《史记》根本没有刘如意被封代王的记载。
这种涉及一国国王的履历，靠记忆默写的司马迁不小心忘了的可能性远大于班固对着档案突然发疯乱加一段的可能性。
既然刘如意是在公元前201年12月被封为代王，那么匈奴攻代和前代王刘仲弃国逃跑必然是发生在此之前，《汉书》记载准确。
匈奴攻代是一年前，和东垣之战没有直接关系。
但东垣之战的主要敌军是匈奴扶持的伪军，自然是一年前汉匈大战的延续。
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弄清楚从白登解围到东垣之战的战局发展。
好在《史记》和《汉书》的匈奴传记能够为我们提供线索：
汉亦引兵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
是后，韩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背约，侵盗代、雁门、云中。
我们将其与战役总体里程碑以及夏侯婴的履历相结合，就可以梳理出清晰的脉络。
（刘邦）遂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用陈平祕计得出。使樊哙留定代地。
（夏侯婴）从击胡骑句注北，大破之。击胡骑平城南，三陷陈，功为多，赐所夺邑五百户。
平城之战后，刘敬出使匈奴试图与匈奴定和亲和约。
但和约不是马上就能谈成的，刘邦和冒顿单于两人一边谈和，一边寸步不让，继续强硬对抗。
白登解围后，夏侯婴在句注山以北，平城以南的区域，连续三次追击歼灭匈奴残部。
刘邦被围于平城后，周勃率领的汉军主力撇开追击的伪军以及匈奴左右贤王别部北上救援。
汉军逃出后，大约还有很多匈奴别部和伪军没及时赶回或撤退。
夏侯婴在历次战争中的角色都是替刘邦驾车。
因此夏侯婴三败匈奴残部就等于是刘邦一边谈和，一边亲自率部扫荡没来得及撤退的匈奴别部与伪军。
刘邦如此强硬，冒顿单于自然也不是吃素的。
匈奴虽然暂时不敢和汉军主力决战，但刘邦率部回京后，匈奴马上卷土重来猛攻代国，逼迫代王刘仲（即刘喜）弃国逃亡。
刘邦并没有带走全部汉军，剩下的汉军在樊哙的率领下救援代国。
在平城之战见识了汉军强大的冒顿单于不打算与汉军主力决战。
而且匈奴此时还是较为原始的草原部落联盟，无力在汉地建立统治秩序。故而匈奴骑兵随即撤走。
匈奴骑兵撤走了，但王黄、赵利等人建立的伪军留了下来，很可能还有韩信以匈奴将军身份带着一些匈奴骑兵协助。
而代国经过数月激战，原有上层建筑已经崩溃，本来就反汉情绪强烈的代地早已千疮百孔。
伪军首脑不是在代地经营很多年的本地大佬就是赵国王室后裔，在代地号召力不比汉帝国小，又背靠匈奴，拥有强大武力。
因此汉军随后与伪军及其背后的匈奴必然在代地进行了反复而艰苦的长期较量。
一年过去了，又到了秋高草长的季节，匈奴骑兵很可能以自愿军名义大量南下。
这样伪军名义上仍然是代地民兵，实际上部队里混合了大量匈奴精锐骑兵，兵势大涨。
此时留守代地的汉边军无力正面抵挡，于是匈伪联军终于打通了河北通道，进入河北腹地东垣。
弄清楚了白登之围后汉军与匈伪联军的战斗轨迹与战局，我们只剩下一个问题：
为什么史书上几乎找不到这一年汉军动向的记载呢？
为什么其他将领的传记也找不到任何与东垣之战相关的履历?
难道刘邦是光杆司令跑东垣来打了一仗？
刘邦当然不会是光杆司令，因此上述疑问只有一种可能答案：
这一年的战斗，主要战绩和战功都属于一位将领，偏偏这位将领和他的团队在汉帝国没有履历。
看到这，聪明的朋友肯定马上能猜出，符合条件的只有一个人——陈豨。（
见链接：《
功臣榜》
）
后陈豨为代相监边，辞信，信挈其手，与步于庭数匝，仰天而叹曰
《汉书韩信传》记载，陈豨被任命为代相率军御边，临行前韩信与其促膝长谈。
这段记载在《史记》中稍微有些不同：
陈豨拜为钜鹿守，辞于淮阴侯。
《史记》说陈豨和韩信促膝长谈时是被任命为巨鹿郡守。
对比之下《史记》的记载明显有问题。
巨鹿郡是赵国领土，赵国国王此时还是张敖，巨鹿郡守的任命是赵国内政，按律汉帝国无法干涉。
况且我们反复介绍了陈豨是汉帝国顶级元老，和曹参、周勃、樊哙一个级别。
以陈豨的身份也不可能去赵国仅仅当一个郡守。
因此《汉书》记载更符合逻辑，后世学者唯一的问题是：
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边兵皆属焉。
按照功臣侯表的履历，陈豨守代地边境的身份是赵相国，而汉书多次提到陈豨是代相。
但刚去代地时赵王还是张敖，赵相国是贯高，陈豨此时不可能是赵相国。
合理猜测，陈豨是跟随刘邦儿子刘如意的相国。
刘如意被封为代王时，陈豨是代相国，刘如意改封赵王后，陈豨跟着成为赵相国。
以游击将军别定代
陈豨当年跟随韩信参加了河北方面军的战斗，在韩信率部打井陉之战时，陈豨已经独当一面攻下代地。
也就是说陈豨长期在代地作战，对代地非常熟悉，很可能是汉军将领中最熟悉代地的。
那么匈奴攻破代国后，汉军以陈豨为主将全权负责代地战斗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至此，我们可以对白登之围后直到东垣之战的战局给出清晰总结。
汉军撤走后，匈奴杀了个回马枪攻克代国首都代县，樊哙率中央军余部随即率军收复代县。
匈奴撤走后，伪军与汉军在代地长期对峙，代地任务不再仅仅是军事作战，而是军事与政治并重。
陈豨是曾经的代地军政长官，对代地军政都比较熟悉，因而被调往代地替换樊哙。
陈豨赴任后，与留守当地的伪军进行了艰苦战斗，稳定了代地。
第二年秋天，得到匈奴骑兵协助的伪军兵势大涨，一举攻入河北腹地，逼近东垣。
但陈豨率部有效防御，匈伪联军很可能是跳过了大量城池向东垣进攻。
随着刘邦亲率汉军主力赶到，匈伪联军不敢与汉军相持，随即退去。
此后的追击战大致也以陈豨部为主。
因此主要战斗和战绩都属于陈豨团队，其余高级将领或许有跟随刘邦赶到东垣，但基本没参与战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众多高级将领的列传中找不到此战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