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中的“邦”与“国”，难怪周朝有“国野制度”

如今，邦与国已无区别，都是代表国家。但在“惜字如金”的先秦时期，古人造出的每个字，必然都有其特有的内涵，邦与国自然各有不同意义。

关于邦国区别，东汉大儒郑玄注释周礼“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均邦国”时，认为“大曰邦、小曰国，邦之所居亦曰國”，就是大国作邦、小国称国，国也是大国小国之都城。

那么，邦国之别是不是“大曰邦、小曰国”呢？殷墟甲骨文的出土，为我们打开一个“新世界”，将更具体鲜活的商朝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同时也解释了邦国之区别。

甲骨文中的邦

甲骨文中的邦字，下部为“田”（不是田地，而是边界之意），上方为一棵高大茂盛的植物，表示高大树木标志的地界。

上古时期，不同的部族之间为划分领地，常以自然的树林为界，有时也植树为界。甲骨文中，邦与封时常混用、通假，兼之“边界”的出现往往源自帝王划分，《尚书蔡仲之命》“叔卒，乃命诸王邦之蔡”中的邦就是“封”之意。

因此，邦之本义就是：在封地四周种上了草木以示领地界线，简而言之就是“分封的诸侯国”。

随着时代发展，古人建造了更多的城池后，人口大量聚居的“邑”，显然比“田”更能体现其作为“国家”的特征，于是后来邦字变为“高大树木 邑”，最终“邑”演变为双耳旁“阝” ，就成为现在的“邦”字。

商周时期的国

甲骨文中的国字，其实就是“或”（见下图红圈处），由代表城池的“口”与代表兵器的“戈”构成，意思非常明显，就是武力保护的城邑。以当时的情况看，以武力保护的城邑，应当是帝王的或诸侯的国都，而国都可能就是诸侯国的唯一城市。

早在西周初期，“国”还是“武力保护的城邑”，如此“国野制”也就非常清楚了，因为其中“国”是贵族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属于统治中心，“野”是“国”以外的广大地区、其地域无疑要比国大、居住的是“野人”，两者合成一个国家。

因此，周厉王时的“国人暴动”，肯定不是国家百姓“暴动”，而是特指就“国”中民众不满周厉王的统治，这群人是统治阶级、具有政治发言权，“野”的“野人”只能生产、没有权力。

由此来看，这一时期的“邦”，其实相当于后来的“国”与“野”两个部分的总称。

但到西周中后期，国字出现了重大变化：首先，在“口”字周围多了两横、或四横，代表的应是有明确边界的军事领地，当然也可能是指领土，或许恰如诗经“秉国之均，四方是维”所云；后来，又在外面加了一个框，如此变化代表的应当有了国家之意，不再仅仅只是“武力保护的城邑”。

国字含义转变

与邦字不同，周朝时期的国字含义与时代变化密切相关，这也是古书难读的原因之一。

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诗歌的《诗经》中：“邦”字只代表国家，“国”字却有四种意思，分别为国都、国家（含义变化与国字字形变化时间大致一致）、地域、人名。也就是说，西周时期的“国”字，虽然已经具有了国家、领土之意，但传统代表“国都”之意并未消失，而且依然是主流含义。

左传记载，公元前718年，郑庄公率周王军队与邾国之军联合攻打宋国，直入宋都（今河南商丘南）外城，然后退军。其中，宋国曾向鲁国求救，声称“师未及国”。如果将“国”理解为国家疆域，肯定不对，这里的“国”显然是宋都。可见，春秋早期的“国”依然还有国都之意。

问题在于，周朝实行“国野制”，“国”之含义非常明确，为何逐渐从“武力保护的城邑”演变为“国家”之意呢？

原因并不复杂，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野”中新建了很多城市，于是周朝城市不断增加，这些新出现的城市也有相应军事、政治义务与权力，也是需要“武力保护的城邑”，原本“国”独有的权力在向外延伸或转移，这就冲击了原先的“一国一城”的国野模式。

也就是说，城市不断出现，在分享了原本“国”的权力同时，也让“国”的范围不断扩大，最终就让“国”更具“国家”的意思了。

值得一提的是，从“国”之含义变化看，时移世易会导致文字内涵出现相应变化，如果缺少相应史料、以及汉字字形的演变过程，那么国字含义变迁就难以破解。而这，就是甲骨文难以破译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令人不解的是，古埃及文、楔形文字等死文字，有没有因为时代变化导致含义出现重大改变的情况出现？若无，为何几千年内涵没有变化？若有，为何又会被轻易破解？

可见，邦国原本区别很大，邦是国家、国是都城，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尤其春秋战国时铁器出现，导致城市快速变多，国野制度被摧毁后，“国”就更具国家含义了。最终，为了避讳刘邦之“邦”，“国”就取代了“邦”的含义，真正成为“国家”之意了。

当然，“国”虽然逐渐演变为“国家”，但还不够稳定，“邦”代表“国家”还更被世人接受。比如，类似后世的宰相职务，在晋国首次出现时叫“相邦”，后来秦国、秦朝也这么称呼，考古发现的青铜器上有“八年相邦薛君造”、“八年丞相殳造”等。但汉朝之后，相邦就变成了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