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早的志书
袁琳
《辑本析津志》中关于“大内方向”的内容
箕宿图（《星宿图说 》清代稿钞本）
尾宿图（《星宿图说》清代稿钞本）
志书即方志，又称地志、地记、图经。“方”指的是域、区域；“志”则是记录的意思。地志、地记，从名字看，主要记载山川、风土、物产等地理内容；而图经，则是绘图并加文字说明。方志就是一种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北京地区修志历史久远，北齐的《幽州人物志》是有记载以来北京地区最早的志书；尔后,隋有《幽都图经》《幽都志》，元有《大都志》，但更多是见名字不见书、见部分条目不见书、见内容不见书，我们把这类志书叫作亡佚旧志，北京约有71种亡佚旧志。
现在还能看到内容的最早的北京志书是《析津志》。“见名字不见书、见部分条目不见书”好理解，而“见内容不见书”是什么意思呢？这内容难道还不在书上？其实此书非彼书，是说这本书的原书现已不存，但好在它仍有部分字句保存在《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丛书中，于是古籍整理工作者就从现存文献中把已经散佚的内容辑录出来，这类试图完全或部分恢复散佚文献原貌的古籍整理工作就叫作“辑佚”。
根据明初的官方记载，《析津志》全书共有34册，学者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约10万字，以《析津志辑佚》《辑本析津志》出版，这成为了解元代大都路历史的必备史料。
《析津志》的作者叫熊梦祥，元末明初江西人，拥有白鹿洞书院山长、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等多个头衔。关于《析津志》的成书时间没有准确的记录，但据史料推测，应该是熊梦祥调职入京之后，大约始于元朝末年，创作地点就在京西的斋堂镇斋堂村。斋堂古镇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西部永定河畔，那里依山控河，地势险要，历史悠远，素有“京西重镇”之称，想来也是个秉笔著史的好地方。
说到这，又有人要问了，记载北京的地方文献为什么以“析津”来命名呢？这还要从中国古代天文说起。我国古代对黄道带的星座以四象、十二星次、二十八宿来表示。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区域对应在一起，每个地域都有其对应的星宿，就天文来说称作分星，就地域来说称作分野。北京地区古代辖域对应的星野区域是“析木之津”，“析木”就是星次名，它与十二辰相配为寅，与二十八宿相配为尾、箕两宿；“津”代指天河，说明“析木”次所对应的天区位于黄道上横跨银河之处，这便是“析津”的由来。
辽代以析津为府名，直至元代，大都路所在地域仍被称为析津。
《析津志》原书虽已不存，但从辑佚内容来看，其记录十分全面，包括元大都的城市布局、河道水系、地方风俗、古迹、物产等内容，连集市所售物品的种类、数量、用途等都多有记述。这里选取一些大家熟悉又有意思的内容来列举。
都中桥梁、寺观，多用西山白石琢凿阑干、狻猊等兽。（《析津志辑佚·风俗》）
书中提到大都中桥梁、寺观的建筑构建，如阑干、狻猊等，大多用的是西山的白石琢凿而成。这里的白石指的就是汉白玉，西山富蕴矿藏，汉白玉又有“燕石”之称，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名满天下。
京西山广有之，夜则挂角于险峻岩崖之上以睡。其跷捷如飞，履险如夷。山人乱其往来，多获之。俗呼为野羊是也。（《析津志辑佚·物产·兽之品》）
元代的北京地区物产丰富，野生动物也很多，比较有名的就有京西的野山羊，有点儿类似西北的岩羊，书里说这种羊攀爬矫健，在山岩上如履平地，晚上就把角卡在悬崖峭壁上睡觉。听上去就很厉害的样子，不过现在想在北京看到大型的野生动物，那就得去动物园了。
《析津志》“物产”类记载了近六十种蔬菜，并就部分菜品的特性、用途乃至药用价值等作了详细说明。这些反映了当时百姓可食用的蔬菜品类繁多，作者甚至专作“菜志”来展示蔬菜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和重要地位。
“世皇建都之时，问于刘太保秉忠定大内方向。”（《辑本析津志》）
据书中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营建大都时问总设计师刘秉忠“大内方向”怎么个定法，“大内”即皇帝工作和居住的宫殿。刘秉忠就说：“以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这棵树的位置大致在今天的正阳门外，它与北方的对应基点确认了“大内方向”的最终走向，而这个“大内方向”就是志书中对北京城中轴线的最早称谓。
翻阅志书就像是打开一扇通往历史的窗户，让我们能够窥见一个地方从古至今的点点滴滴。从物产的变化到城市的变迁，再到那些独特的风俗和闪耀在各个时代的杰出人物，都可一览无余。所以，阅读方志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事实上，地方志的史料价值不只是对历史信息的简单提取与利用，随着史学边界的不断拓展，我们能够更多地去探究自然、行政区域与人的关系，获取到更多的启示。（作者单位：北京市方志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