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登基后，在政治与经济方面有哪些举措与作为？
赵构，即宋高宗，字德基，宋徽宗赵佶第九子，宋钦宗赵桓之弟，宋朝第十位皇帝，南宋开国皇帝，在位共35年。下面历史网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靖康之变后，金兵俘虏其父宋徽宗和其兄宋钦宗，灭亡北宋。1127年6月12日，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建立南宋。在位期间，迫于形势民心，任用岳飞、韩世忠等主战派将领抗击金军。后重用主和派的王伦、秦桧等人，一味求和，处死岳飞，罢免主战派大臣。1162年，禅位于皇太子赵昚。淳熙十四年(1187年)，崩于德寿宫，时年八十一岁，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长寿帝王之一，谥号“圣神武文宪孝皇帝”，庙号高宗。
主要成就
政治举措
抗击金军
建炎元年(1127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后高宗即位。建炎的前三年，赵构一直被金军追杀。建炎四年，韩世忠率8000人围堵金兀术10万大军，经黄天荡之战，大挫金军士气，使其不敢贸然渡长江。高宗才迁都临安。统治期间，虽迫于形势以岳飞、韩世忠等大将抗金，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金军为攻占陕西，在富平(今陕西省富平市北)地区，击败宋军反攻的作战。富平之战，是宋金战争中一次大规模会战。南宋轻率集结重兵，仓促进行反攻，在战役指挥上恃众轻敌，互不协同，以致大败。金军及时调整部署，集中兵力，出其不意，一举获胜。
和尚原之战是南宋初年宋军抗金战争中的重要战役之一。这次战争由著名抗金将领吴玠、吴璘兄弟俩指挥，分别于绍兴元年(1131年)五月和十月挫败金军，阻止了金军的西线攻势，保住了川陕门户。[6]和尚原之战后，金陕西经略使完颜杲率军10余万，继续在川陕向南宋大举进攻，企图避开和尚原从宋军防守薄弱的饶风关入川。绍兴三年(1133年)，在川陕之战中，宋军在饶风关(今陕西省石泉西北)与金军进行的一次作战。金军因野无所掠，粮草不继，加之疾病流行，于四月初引兵北撤，吴玠乘机派兵于武休关(今陕西省留坝东南)袭击金军后队，金军不备，被斩及坠涧死者数千人，丢弃所获辎重而去。王彦乘势收复金州。
宋金议和
赵构执政之时，面对金的威胁，连年战事，军费开支巨大，不得已向农民征了辽饷，农民不堪重负，爆发了农民起义。为了剿灭农民起义，又征了练饷。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赵构如不和金人讲和，战场上巨额的经济来源，只能从老百姓身上来。面对土地兼并严重，贫富不均如此悬殊的南宋初年，宋高宗知道，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旦爆发，南宋将失去统治权，金人趁机南下，宋连半壁江山也难以保全。面对这样的局势，宋高宗决定向金议和。
澶渊之盟，北宋以极小的代价换来了长达百年多的和平。同样，南宋的绍兴和议，也基本上奠定了南宋后期的和平局面。而这种局面，赵构功不可没。《宋史》把赵构和刘秀相提并论，定为中兴守成之明君。
经济政策
推行经界法
绍兴十二年(1142年)，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上言经界不正十害，建议实行经界法。宋高宗诏专委李椿年措置。遂设立经界所，从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开始，逐渐推广至两浙，再推广至诸路。其具体措施有﹕打量步亩﹕以乡都为单位，逐丘进行打量，计算亩步大小，辨别土色高低，均定苗税。造鱼鳞图﹕保各有图，大则山川道路，小则人户田宅，顷亩阔狭，皆一一描画，使之东西相连，南北相照，各得其实﹔然后合十保为一都之图，合诸都为一县之图。规定“南逃 *** (归正人)可以在朝廷领到耕地，再贷款买到耕牛，本金八年还清，前三年免除租税；一无所有的流民(被虏之家)则可以在朝廷贷款，去买种子、买农具、安家置业，绍兴三十年前免除一切租赋，就是说，终高宗一朝三十四年，始终未对这些流民收取租赋。”在宋高宗的努力下，南宋的轻工业、文化产业、外贸、金融都非常繁荣。
海洋经济
宋元时期是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的鼎盛阶段，南宋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在北宋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发展倾向不完全是南宋朝廷的自觉选择，其主要原因：
1、则为了摆脱因军费开支巨大而造成的财政困境，不得不发展海外贸易以拓展财源。
2、因对立政权的阻隔，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难以畅通，不得不加紧建造海上陶瓷之路。南宋经济的发展则比较片面。矿冶业低迷不前，但农业生产突飞猛进；铸钱业勉强维持，但兵器生产规模巨大；造船业领先世界。南宋农业长足进步与战争不无关系。没有战争迫使偏好面食、会种小麦的北方民众的不断南迁，小麦生产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南宋东南地区的牧羊业比从前有所发展，其原因也与此相似。好吃羊肉的北方官民大量南来，使得东南地区“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洪迈《夷坚志》丁志卷十七)。市场需求旺盛是推动着牧羊业的发展，但毕竟为气候条件所局限，其发展水平不能与北方相比。
大发纸币
北宋纸币的印行和使用大体仅局限于四川地区，南宋则出现了不少地方性的纸币，如东南会子、湖会、淮交等。与面向海洋相同，大发纸币并非南宋统治者自觉性较强的理性选择，而是不得已而被动为之。绍兴年间朝廷在临安创行纸币，固然是适应并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但其重要目的之一在于“佐国用”(《文献通考》卷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