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光一步步走向辅政大臣之位，真的只是靠关系吗？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遥望历史的河流，感受历史的沧桑，和历史网小编一起走进了解权臣霍光的故事。

《史记》作为一部非官方修订的史书，带有很多作者司马迁个人的主观色彩。更具代表性的就是他褒扬李广，而对卫青、霍去病颇有微词。之所以这样，也许是因为在他的观念中，李广是正儿八经的将门世家，卫、霍则是“外戚”。

在《佞幸列传》中，司马迁首先列举了汉文帝以来时期靠着奉承、溜须拍马而得到恩宠的佞臣，比如给汉文帝吸脓的邓通、与汉武帝同睡同起的韩嫣等，末了，还阴阴的提到了对中国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两位英雄：

自是之後，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他的意思是说，宫内被皇上宠幸的臣子，大都出自外戚，这些人都不值一提；卫青、霍去病也是凭借外戚的关系而得到宠幸，不过，他们最后依靠自己的才能求得上进。

严格来讲，卫、霍确实是外戚。

卫青出身低贱，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人奴之生”。从小到大，都是平阳侯家的奴仆。直到公元前139年，他的姐姐卫子夫入宫受到汉武帝的宠幸后，卫青的人生才得以改观。到了公元前130年，他已经被任命为车骑将军。

从上面这过程来看，卫青确实像走后门的外戚。不过在那个没有科举制的时代，皇帝从亲戚中挑选人才，也并没有什么毛病。

西汉的人才选举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察举制，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标准主要有四方面：品德好，有知识，明法令，头脑清醒。二是征辟制，即自上而下选拔官员，皇帝本人和州郡官员都可以这么做，招人的标准大致是有名望、品学兼优等。

由此可见，这两种方式，都比较主观，自然免不了出现任人以私的情况。当然了，人才不问出处，最终都要靠真本事才混得下去。

而卫青，就是属于关系户中的佼佼者。

汉武帝即位后，就着手改变数十年来对匈奴的委曲求全政策，转而付诸武力。但很不幸，在公元前133年精心设下的马邑之围，由于将领水平不足，最终沦为了笑柄。此后的汉武帝，不得不开始自己物色人选。

到了公元前129年，面对匈奴的频繁袭扰，汉武帝派出四路大军迎击，他们分别是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每人带着1万骑兵。最终，公孙贺一无所获；公孙敖、李广遭遇惨败，损失兵马七八成，李广本人也被俘虏；只有卫青一人获得了胜利，斩首匈奴人700多。

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你是汉武帝，你会选谁带兵？答案不言自明。从此以后，卫青就成了汉军的头号统帅。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李息大败匈奴，夺回了河南地，也就是当初在秦朝时蒙恬夺下、秦末被匈奴再度抢回的河套地区，其后汉朝在此设立朔方郡，成了中原对抗北方草原的前线基地。

可以说，卫青的出现，才解决了汉武帝手上没像样统帅的窘境。而霍去病的出现，则彻底改变了汉匈战争的格局。

公元前123年，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年仅十八岁时，受到武帝欣赏，入朝担任了侍中。这位小伙生性尚武、极其善于骑射，汉武帝就让他跟随卫青出征，并调拨了800骑兵给他指挥。

没想到，他首次带兵，就打破了汉军的传统作战模式：他带着这800人孤军奋进，主动寻找战机，共歼敌2028人，战功冠绝全军，回师后被封为冠军侯。

这标志着西汉军队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面对出身在马背上、来去如风的匈奴人，汉军虽在技术装备上处于优势地位，但在机动性上略处下风，因此很难达成大规模的歼灭战；而霍去病的横空出世，则使汉军在战术指挥上具备了碾压性的优势，汉匈战争的态势从此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公元前121年，汉王朝发动了河西之战。这年春，霍去病率领万骑越过焉支山一千余里，斩、俘多名匈奴王侯，砍下敌人首级8900余枚；同年夏，在各路汉军劳无所获、伤亡惨重的情况下，霍去病深入敌境2000多里，杀到祁连山，俘虏各级匈奴官员2500人、小王70人，斩首3.2万。

此战获胜后，汉王朝抢得陇西，设置凉州四郡(敦煌、酒泉、武威、张掖)，并且夺得了优质产马地祁连山。

公元前前119年的漠北之战中，霍去病北进2000多里，歼敌七万人，俘虏王侯83人，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封礼，一直打到翰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方才回兵。

只可惜天妒英才，两年后，年仅24岁、一生中战无不胜的天才军事家霍去病病逝。原本计划越过大漠对匈奴穷追猛打的汉武帝，不得不将这一军事设想无限期搁置。

而按照制度，像霍去病这种战功赫赫的顶级功臣，有资格关照自己的弟弟。

霍光：以“任子”进入汉武帝视野，以自己的出色表现崭露头角

霍光，是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居住在河东。当初霍去病出军攻打匈奴，在班师的路上，顺路把弟弟带回了长安，并将其保荐为郎官。在那时，这样是合规合法的。

中国古代一直有“荫任制”，即：贵族、高级官员可以保举子弟、亲属直接当官，汉代称之为“任子制”，保任对象大多1-3人；即使在察举制、征辟制出现后，这一体现着贵族特权的人才任用制度仍在政治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一直以来，汉武帝对才华横溢、一心为国的霍去病极为看重，情同父子。如今，这位天之骄子却英年早逝，既未能完全展现自己的才能，更未能享受自己应得到荣华富贵，让汉武帝极为惋惜、痛心，他的这份复杂感情，大部分转移到了霍光身上。

霍去病死后，霍光就被封为了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顾名思义，就是跟随皇帝的车驾，作为贴身秘书般陪伴汉武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亲信”。

此后的20多年里，霍光一直陪同在汉武帝的左右，出则陪车跟随、入则贴身侍奉，他为人谨慎、头脑清晰、心思缜密，这些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纰漏。据身边的官员们刻意观察，霍光每次出入宫殿，该走多少步、该在什么地方停下，20多年来几乎完全一模一样，没有丝毫的偏差。

对于这种认真、诚恳、做事专注的部下，任何领导都没有抵抗力，原本以霍去病的关系被安排在皇帝身边的霍光，从此成了汉武帝最信任的人之一。享受这一待遇的，还有品德高尚、铁面无私的匈奴王子金日磾，善于逢迎、忠心耿耿的上官桀。在汉武帝临终前，这三位被共同安排为汉昭帝刘弗陵辅政大臣。

常言道，举贤不避亲，我们判断一个人才是否合格，不应盯着他的出身，而是要审视他的实际表现。“李广难封”，李广出身将门，他的弟弟、儿子、部下，都曾凭借功劳封侯；但李广本人，虽被司马迁等史学家大肆赞美，但究其一生，他从未立下能够让自己封侯的战功。

而卫青、霍去病，之所以被视为民族英雄，是因为他们的努力，使中原王朝在面对匈奴这样一个空前可怕的敌人时，具备了与其一掰手腕、直至后来居上战而胜之的能力，他们改变了汉匈战争的发展局面、拓宽了中原王朝的生存空间、奠定了后世疆域的雏形，更改变了中原农耕文明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

而霍光，则在汉武帝去世后，忠心耿耿辅佐幼帝，革除了一些弊政，将汉王朝拉到正确的发展轨道上来；后来他废除昌邑王，迎立汉宣帝刘病已，为“孝宣之治”的诞生打下了基础。在后世的近2000年中，伊霍，也就是伊尹、霍光，成了封建王朝臣子的终极偶像与楷模。

面对立下这等功劳的历史人物，我们不应一直盯着他们的出身挑毛病。一个人虽出身名门，但却人品卑劣、祸国殃民；另一个出身卑微，但德才兼备、勤勤恳恳，毫无疑问，后者才值得我们赞扬、肯定。

正像司马光评价的那样：汉武帝穷奢极欲、严刑峻法、好大喜功，跟秦始皇没啥两样，但为啥汉朝却因此兴盛呢？因为他懂得治国之道，敢于接受忠直之言，喜好贤才、赏罚严明，到了晚年又能幡然改过，将继承人托付给合适的大臣。能做到这些的，就是一位合格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