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靠谱么?司马迁是怎么知道三千年的历史的?
司马迁的《史记》靠谱么?司马迁是怎么知道三千年的历史的?历史网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记史官员,负责记录本朝所发生的各种事情。很多皇帝在读史的时候都会参考这些记录,司马迁就是这其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位。
司马迁的《史记》
研究中国的历史,必须要以《史记》为蓝本,想我堂堂中华上下五千年,光这本《史记》就记载着近三千年的历史。你就说这个司马迁牛不牛吧!这个家伙是从三皇五帝写到了农民起义,司马迁精心刻画了上百个人物。《史记》里面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五十二万多字啊!这可不是写小说,如果写小说,咱老王也能写个百十万字的小说。《史记》可是写的历史,容不得瞎编乱凑。这些文字耗费了司马迁十三年的时光,这本史书的规模之巨大,体系之完备,被后人所惊叹。但是啊大家要知道,古代的记录工具非常之原始,文献匮乏,到了秦始皇嬴政时期,又经历了焚书坑儒。导致了很多重要的史书失传。那么司马迁又是怎么知道的这三千年的历史呢?
据历史记载,司马迁祖上好几辈都是担任史官,司马迁的父亲也是汉朝的太史令。从小司马迁受到父亲和家庭的熏陶,读了不少的历史书籍和文献。父亲去世后,他承袭父亲的职位,更是有条件可以看到当时汉朝的大量国家档案。但是,即便如此,他就能对三千年的历史了解到每个细节了吗?不太可能吧?
当翻开《史记》我们发现,里面的很多描述相当生动,例如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陈胜吴广的对话“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以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些对话无论正确与否,在没有任何记录设备的情况下,这种对话根本不可能被保留下来。但是司马迁却记载的相当详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司马迁撰写史记,更大的特点就是严谨和认真,他记载的每一个事件,都亲自去走访调查,并对事件的真实性进行反复核对,最后才作为史料载入史册。汉朝的另一位史学家班固曾评价他说:“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翻译过来就是,他的文章来源可靠,不空穴来风,不凭空捏造,不隐瞒事实。他科学严谨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问题来了,以刘邦为例,一向科学严谨的司马迁,为何会将关于刘邦出生的民间流传载入正史,仅仅是古人迷信吗,还是说有想借此透露什么?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刘邦出生时候有不同寻常的事件,他的家乡地势低平,多湿地湖泊、沼泽池塘,偶然的一天,刘邦的母亲刘媪在池塘边休息,因困就地睡着了,梦见与神邂逅,突然间,天色昏暗,雷电交加,刘邦的父亲跑去看,看到一条龙趴着刘媪身上,不久后就怀孕生下来刘邦。
关于刘邦出生的传说,现在来看就纯粹是瞎扯,可以用来糊弄当时没文化的平民百姓,但肯定糊弄不了司马迁。或许,是真的有东西趴在刘媪身上,然后生出了刘邦,不过肯定不是一条龙,也不会是其他不明生物,只能是个人,而且是个男人。更不会是刘邦的父亲。设想一下,如果是刘邦的父亲,那为何故事不是发生在家里,而是在野外边?他大可以说成是刘邦父母在正在房事时候,突然间雷电交加,天色昏暗,数条龙在屋外盘旋。最后刘媪怀孕,得出刘邦。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刘媪有在外和男人野合的事迹,还曾经被当地人或者是刘邦的父亲撞了个正着,并且广泛传播,在刘邦当了皇帝以后,觉得这种事情不太体面,又左右不了事件的源头,只能将事件加以修改、美化,到了司马迁哪里,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之前惨痛的教训),然后把这个传说原封不动的载入史册,最后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帝王都是将自己的皇帝位以“父承子业”的方式传承下去,而这种传承也被骂了数千年而不绝,尤其是陈胜、武广大泽乡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体现了世人对这种传承方式的痛恨。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曾记载了另一种传承方式——“禅让”。早在上古年间是没有真正“皇帝”的,而以尧、舜为代表的“首领”;他们的传承方式也不是“子承父业”,而是以推荐的方式选出最有德行和能力的人来带领大家,这种方式就叫“禅让”。根据《史记》记载,在“尧”帝年老不能执政后,本来众人都说让他的儿子“丹朱”继承他的“帝位”。但“尧”以为自己的儿子没有能力,因此众人公选推举了“舜”作为继承人。
但“舜”为人谦让,本想把“帝位”再还给“丹朱”;但众人都不理“丹朱”,而是集体朝拜“舜”。在这种“集体意愿”下,舜只好继承了“尧”的地位;在“舜”年老后,又效仿这种“公选”方式将帝位传给了“大禹”。这种看似美好的“禅让制”在《史记》的大肆宣传下也得到了后世儒生的极力称赞;但司马迁笔下所谓的“禅让制”真的存在吗?
但“舜”为人谦让,本想把“帝位”再还给“丹朱”;但众人都不理“丹朱”,而是集体朝拜“舜”。在这种“集体意愿”下,舜只好继承了“尧”的地位;在“舜”年老后,又效仿这种“公选”方式将帝位传给了“大禹”。这种看似美好的“禅让制”在《史记》的大肆宣传下也得到了后世儒生的极力称赞;但司马迁笔下所谓的“禅让制”真的存在吗?
司马迁的《史记》是早在西汉年间的产物,如果《史记》不可信,那还有没有除《史记》之外的史料记载来证明“尧舜禅让”的事实?还真的有,但并非证明“尧舜禅让”,而是另一种事实记载。《竹书纪年》是近代才出土的史料类书籍,书中则是这么描写尧、舜之间的帝位传承“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这里写的就很明白了,“舜”的帝位并非是“尧”以“禅让”的方式传给他,而是以“舜”囚禁“尧”,并使其子“丹朱”不能与父亲“尧”相见的方式“篡位”得来的。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曹丕的“篡位”方式真的和“舜”得到帝位的方式如出一辙。
如果一本《竹书纪年》还不足以推翻司马迁《史记》中说法的话,那么法家代表“韩非子”也曾对此有所评论。在韩非子的《韩非子·说疑》中有这么一段记载“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这段话说的更明白“舜逼尧,禹逼舜”,这里很明显不是司马迁笔下所谓的“禅让”,反倒是名副其实的“篡位”。
其实不仅仅是三国曹丕和韩非子说过类似质疑“禅让制”的话,就连唐代史学大家“刘知几”也曾直言不讳的说“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言耳。”也许是年代太过久远,以至于世人对于过去数千年的历史真实性难以正确判断。而司马迁的《史记》作为最早的系统类史书,其影响力又太大的原因,这才导致了美好的“禅让制”成为了“真实”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