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和杨广的执政有许多相似之处，为何一个是明君一个是暴君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明君、圣主，也成为此后一千多年的帝王典范。然而，若对之仔细思索便会发现，隋炀帝对他的影响随处可见，隋炀帝就好像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源于古希腊神话，即“悬顶之剑”，使人时刻感到危机意识，犹如警钟在鸣)悬于其头顶。二者具有太多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毫不讳言的说，正是隋炀帝的前车之覆造就了李世民的明君大业。

我们不妨对二者做个简单对比，李世民与隋炀帝同为次子，由于嫡长子继承制的缘故，注定了二者无法按正常程序即位，但也不是没有可能。

按照阿德勒的说法，家庭排行处于中间的孩子，往往容易被忽视，为引起重视，他们就会通过后天的自我完善来获得竞争力。所以二者在其青少年时期均有不凡表现，从隋炀帝灭南陈，李世民平义军等行为来看，这一观点还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随着竞争力的增强，不可避免的带来信心的膨胀，即：天子有德有才者居之，这在其潜意识里不自觉的生根、发芽，一旦破土而出，逼宫之事便是势之使然，后来果然如是。

虽然即位贵如天子，却难以服众，只有上合天意，下顺民心才是天命所归，如何才能证明这一点？惟有文治武功、开创盛世，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才能证明。根据何在？“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上天常佑善人，否则何以能开创治世？那么，上天无心，何以知之？上天虽无心，但“天生烝民”，烝民代天所视、代天所听，说白了也就是一句话，即：老百姓认同就是天命，哪管你是弑君还是嗣位。二者都明白这一点，但明白归明白，失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

不妨分析一下二者的年号，大业者，开创大一统之业也，即功盖秦皇汉武；贞观者，即澄清天下，恢宏正道也。无奈杨广用力过猛，不懂“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在错误的时机干了正确的事，无论是西巡、东征高句丽还是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都无疑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罪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举。而李世民则“无为而治”即可，因为这些隋炀帝代他办了，罪在杨广，利在世民，这岂不是天意？这也难怪，谁让人家是老君的后代，“我无为而民自化”，“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基因早已根植在潜意识里，不学即能。

“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人之天性，不可抗拒，无论是谁，皆是如此，更何况皇帝。那么，皇帝又何以不能免俗，他不是真龙天子吗？不，他是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bài”，作为皇帝，拥有三宫六院也是平常之事，何况“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若不“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又何以彰显皇帝之权威，享受皇帝之 *** ？皇权与皇帝是双向的，皇帝为皇权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塑造着它。

反过来，皇权又塑造着皇帝，所谓“心怀利器，杀心自起”即是如此。正是因为没有“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所以即位前一向“自律”的杨广在即位后，便大肆享乐，掉进了英雄冢，按照心理学的的说法，一个对自己过度克制、压抑的人，会使自己的真实欲望得不到满足，一旦条件发生转化，潜意识的洪水将会冲毁堤坝，变得不可收拾。

从杨广的所作所为来看，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后期的李世民与之大致相似，但幸运的是，他避免了前车之覆。“我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是牛顿的经典名言。牛顿如是，李世民亦如是，巨人之为巨人，不能以成败论，他们对于后人的借鉴意义是具有同等价值的，有时，似乎失败的意义更大一些，因为这足以令后人警醒，杨广就是后者。正是因为亲历了隋朝的二世而斩以及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使李世民充分认识到行王道、德政的迫切性与必要性，所以在贞观前期，李世民基本是“无为而治”，“使民以时”，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开创“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贞观治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一个人的自制力毕竟是有限的，李世民也不例外，随着贞观盛世的到来，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对他的警示作用也日渐削弱。如有一次，魏征在朝堂上“逆龙麟”，惹的李世民气愤至极，回到后宫后，声称要杀了魏征这个乡巴佬，幸得长孙皇后的劝解才罢休。

后来，李世民又重走了隋炀帝的路线，出兵高句丽，说来也怪，仿佛难逃历史的轮回，李世民再次铩羽而归。之后，他痛定思痛，意识到没有了魏征这面镜子，自己才会迷失了方向。另外，在李世民的晚年，耽于享乐，一方面大炼丹药，想要长生久视；另一发面，广选天下秀女以充实后宫，最为我们所熟知的便是徐惠和武媚。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在于李世民一人身上，纵观整个历史，比比如是，如汉武帝、唐明皇、康熙帝······皆是虎头蛇尾，鲜有善始善终者，这无疑是历史的一大怪圈，令人费解。

单就李世民来看，是因为有隋炀帝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悬顶，使得他兢兢业业、如履薄冰，这无疑是更好的外在约束。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李世民的自律，但这毕竟太脆弱了。似乎从后面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李世民之所以想杀魏征、东征高句丽、充实后宫，无疑是潜意识所为，因为被压抑久了，再加上达摩克里斯之剑的威力削弱，所以使得洪水决堤。

我们试想一下，普通人对于别人的指责尚且接受不了，何况一国之君呢？如果常被指责，不仅削弱了君主的自信心，而且也淡化了君主头上的光环，威严和神圣荡然无存，试问这何以服众？之所以东征高句丽，也还是出于想要超过隋炀帝，避免其后尘的考虑，这就使得其难以理性地对待客观条件，所以失败也就是理所必然了；之所以充实后宫，实际上与隋炀帝是一样的，我们不能用“马太效应”来看待这一现象，认为李世民开创了贞观盛世，就一定是不好色的，隋炀帝国破身亡就是好色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皇帝好不好色，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其与政治的关系。

将隋炀帝喻为达摩克里斯之剑不一定确切，但就李世民的一生来看，他始终是以隋炀帝为前车之鉴的，这无疑是一股强大的外在约束力，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而开创了贞观盛世。但是随着盛世的到来，膨胀了李世民的自信心，即认为自己是明君，杨广不过是亡国之君，事实证明自己高明于杨广千万倍，自己肯定不会成为杨广之流，所以鄙视他也是自然而然的了，对其前车之鉴也就不以为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