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于谦这手漂亮，否则明英宗就回不了明朝了！

自正统十四年，明英宗亲征瓦剌被俘起，英宗的母亲孙太后就曾有懿旨，要不惜一切代价将自己的宝贝儿子给接回来。对于此事，景泰帝一开始本是拒绝的，毕竟英宗的归来，对自己的帝位多少是带有威胁的。

从正统十四年下半年到景泰元年上半年，在经历了兵败北京城下和对大明边关屡次发动军事侵犯的失败后，蒙古瓦剌统治集团对大明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眼见大举军事进攻不仅没捞到什么好处，反而损兵折将，脱脱不花大汗和阿剌知院先后主动与明朝进行议和，就连昔日老押着明英宗到处敲诈的瓦剌也先太师也觉得跟大明和好才更加实惠。看到这样的时局，明廷的一些大臣便认为最要紧的事就是“差人往虏中议和，奉迎太上皇帝(回还)”，把英宗接回来。

这简直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景泰帝朱祁钰一听到这样的请求，当场就要发火，但理智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大臣面前露底。

对于议和，也先开出的条件是：送还英宗可以，但明朝得派出高级官员，准备丰厚礼物，来瓦剌迎驾，并保证被俘的朱祁镇回去后重登大位。别的条件景泰帝都可以满足，唯独让英宗继续做皇帝是景泰无法接受的。

本来英宗率军去远征，留下弟弟朱祁钰在北京监国，这很正常。可没想到英宗有去无回，朱祁钰就被推到了皇帝宝座上，即景泰帝。面对瓦剌的屡次侵犯，景泰帝领导大明军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军事胜利，捍卫了大明江山。由此，景泰帝的人格形象大放光彩，帝位也逐渐稳固。偏偏这个时候，以前由孙太后发出的，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将被俘的英宗给弄回来的懿旨，在这时候有了回声；更巧合的是，瓦剌阵营里的那些权贵们也有了将英宗送回的想法。这该如何处置呢？景泰帝为之头疼不已。

虽说相比于曾经不可一世的皇兄明英宗朱祁镇，景泰帝显得羸弱，但他却不傻啊。议和与迎回英宗虽然是好，但一旦英宗真回来了，自己算什么？且将如何处置这个仅比自己大一岁、或许还是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呢？

景泰帝的这等心思让时刻紧随其身边的太监兴安等近侍给看出来了，他们不断给主子出主意，或以明蒙之间是战是和形势不明为由，回避与大臣讨论迎回太上皇这个棘手的话题；或以也先历来狡诈无比，谁能相信此时他的议和有多少诚意为由，对和谈之事拖拖再说。

但拖延只能应付一时，并不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后来，也先为了能在议和后获取大明丰厚的赏赐，不断地降低议和条件，让明廷派人去瓦剌，体体面面地将英宗给接回去，这就给景泰帝出了个大难题。对此，当时局外人朝鲜国王在听到消息后就跟他的大臣这般说道：“也先之意以谓一则正统还入，则与景泰必有猜疑，以成内乱，如此而徐观其势，欲施其策；一则闻中国立正统之弟为皇帝，虽使拘留不还，终为无益耳。意不出此二者。因此而料之，则中国以皇太后之命复立正统，亦或有之矣。”

连一个外国国王都洞悉了问题的棘手性，景泰帝能看不懂？不过好在有人给他出了“妙招”，即“以也先屡奏，欲送大驾回京”，但“谲诈终无实情”或以“闻也先军马尚在边上，似有挟持之意，恐违天道，难以讲和”为辞，继续拖着不作正面回应。

这样的局面维持到景泰元年六月初一日，六部、都察院等衙门的头面人物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王直等大臣纷纷上书，建议景泰从了也先之请，立即遣使北上，奉迎太上皇还京。在奏章中，王直等人指出：陛下您嗣登大位，天下归心，万国欢戴，这是永远不变的。您的兄长、前皇帝已被尊为太上皇，这也是天下万民、甚至地下祖宗都知道的事情。如此名位已为事实，普天之下皆为认可。您的皇兄即太上皇一旦从漠北迎回来，就让他继续当他的太上皇，自然也不会再君临天下。而陛下您只要对他尽崇奉之礼而已。

王直等人的奏疏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景泰帝的隐衷。可这样的隐衷要是公开承认的话，那会将自己置身于多被动、多尴尬的境地啊。想到这里，景泰帝回应道：“卿等所言，理当然。此大位非我所欲，盖天地、祖宗及宗室文武群臣之所为也。自大兄蒙尘，朕累遣内外官员五次赍金帛往虏地迎请，虏不肯听从，若今又使人往，恐虏假以送驾为名，羁留我使，仍率众来犯京畿，愈加苍生之患。朕意如此，卿等更加详之，勿遗后患。”

景泰帝的这番婉拒与拖延使得对于前朝皇帝朱祁镇有着绝对非理性忠诚的王直等老臣颇为无奈与着急，而就在这时有相当多的朝廷大臣已形成了迂腐的共识：无论怎么说，朝廷派遣使臣前去议和与迎回太上皇帝已刻不容缓了。就连在英宗朝看似老糊涂的胡濙也出来上奏朝廷，请求遣使迎还。

胡濙是历经大明前期屡次风浪的数朝老臣，又是景泰帝登极前后稳定大局的重量级人物。他这么一上奏，景泰帝朱祁钰就不得不要重新考虑考虑原来的主意了。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初与胡濙等人一起力挽狂澜、稳定大局的另一个关键性人物、景泰朝的“救时宰相”于谦也开始表态了：“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太上皇)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景泰帝见此不得不改变初衷，随即说道：“从汝，从汝。”即说我就依了你们！

于是乎，经过一段时间的与瓦剌的议和谈判，英宗顺利回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