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手谋划夺晋江山的郗超 最后为何会将自己谋反的书信交给一心向晋的父亲？
近日重读《晋书》郗鉴传，看到西晋王朝在经历了“永嘉之乱”后，中原地区为五个胡族轮番统治，史称“五胡乱华”。公元317年，晋琅琊王司马睿在晋朝贵族与江东大族的支持下，尤其是在北方头等士族琅邪王氏当中的佼佼者王导的支持下，渡过长江称帝，建立东晋，史称东晋元帝。郗超与其祖父郗鉴、父亲郗愔就活跃于这一时期风云人物。这是一个华夏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
晋王朝在“永嘉之乱”当中，不仅京城洛阳落入匈奴人手里，甚至连晋怀、愍二位皇帝也被虏往北方，西晋也由此灭亡。郗超的祖父郗鉴在晋惠帝时，任职“参司空军事，累迁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亲身经历了“永嘉之乱”，郗鉴本人也落入一个叫陈午的贼人手中，后辗转逃出。当时中原大乱，郗鉴带领族人躲入山中避难。据《晋书卷六十七 列传第三十七》：
“午以鉴有名于世，将逼为主，鉴逃而获免。午寻溃散，鉴得归乡里。于时所在饥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义者，相与资赡。鉴复分所得，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咸相谓曰：‘今天子播越，中原无伯，当归依仁德，可以后亡。’遂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嶧(yi)山(今山东邹县东南)。”
就是说，陈午因为郗鉴有重名于当世，要逼他做首领，郗鉴逃走。陈午的队伍不久溃散，郗鉴得以回到家乡，当时郗鉴的家乡发生大饥荒，当地人一向感激郗鉴恩德，互相联合起来资助瞻养他。郗鉴又将所得食物分给宗族以及孤老乡亲，受到他接济的人很多，宗族人都说：现在皇帝被掳，中原无主，我们应当归依仁德者，如此才能保全。于是推郗鉴为主，有一千多家携家带口全部入嶧(yi)山避难。
历史上的“永嘉之乱”到底有多荒乱？从这里可见一斑。当时匈奴人攻破洛阳，纵容部下抢掠，杀太子司马诠、宗室、官员及士兵百姓三万余人，并挖掘陵墓和焚毁宫殿，怀、愍二帝被俘至匈奴为仆。这些说法还是比较笼统，我们从《晋书》记载的只言片语当中多少能够体会到当时生灵涂炭、赤地千里的惨状。据《晋书卷六十七 列传第三十七》：
“鉴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鉴名德，传共饴之。时兄子迈，外甥周翼并小，常携之就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贤欲共相济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鉴于是独往，食讫以饭著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得并存，同过江。”
就是说，郗鉴处永嘉丧乱之时，在乡里非常穷困，没有吃的，由于郗鉴德名卓著，乡人轮流供食。当时郗鉴兄长的儿子郗迈，外甥周翼都年幼，郗鉴常常带着这两个孩子前往就食。乡人说：大家都很饥饿，因为君贤德所以共同接济食物，实在不能都来吃。郗鉴于是独自前往，吃完后，又将食物储于两腮间，回来后吐给两个孩子吃，以此活了下来，后来一同过江。
当时大量的人口为避战乱从中原迁往长江以南，史称“衣冠南渡”。郗鉴举族过江之后，东晋元帝拜郗鉴为“龙骧将军、兖州刺史，镇邹山(今山东邹城东南)。”郗鉴有很强的号召力，“三年间，众至数万。”元帝永昌初年，郗鉴被皇帝罢去兵权，回到京城建康。据《晋书卷六十七 列传第三十七(郗鉴)》：
“永昌初，征拜领军将军，既至，转尚书，以疾不拜。”
就是说 ，由于东晋元帝所授的官职非郗鉴所愿，于是他称病回家了。
历史上的东晋政权事实上是司马家与王、桓、庾、谢四大家族共掌天下的局面，所谓“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明帝司马绍时，由于权臣王敦专权，所谓“内外威逼”。明帝司马绍又重新启用郗鉴，要依仗郗鉴为外援，以此来抗衡王敦，郗鉴由此“拜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假节，镇合肥”。郗鉴很快遭到王敦所排挤，王敦上表皇帝，“建议”郗鉴任尚书令，于是郗鉴被罢去兵权，再次回到京师。郗鉴知道王敦有不臣之心，欲谋夺帝位。郗鉴忠于晋王室，所以他与东晋明帝一直谋划着要除掉王敦。大概也是天意，不久王敦自己病死了。
东晋成帝司马衍时，郗鉴升任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当时军阀苏峻作乱，郗鉴与陶侃等人共同率军讨平。事后，郗鉴升任司空，加侍中，封南昌县公。后郗鉴又屡次领兵讨贼，“进位太尉”。东晋成帝司马衍咸康五年，即公元339年，郗鉴死，时年七十一。郗鉴是郗家渡过长江后创业的一代。
郗愔(yin)是郗鉴的长子，先在朝中任中书侍郎，后分别在大将军何充、褚裒(pou)帐下为长史，后回到京城迁任黄门侍郎。郗愔与父亲郗鉴的雄才大略、驰骋疆场不同，郗愔性情散淡，醉心黄老，无意官场。据《晋书卷六十七 列传第三十七》：
“时吴郡守阙，欲以愔为太守。愔自以资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议嘉之。转为临海太守。会愔弟昙卒，益无处世意，在郡优游，颇称简默，与妹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后以疾去职，乃筑宅章安，有终焉之志。十许年间，人事顿绝。”
就是说，当时，朝廷欲任郗愔为吴郡太守。郗愔以自己资历浅、声望底为由，不宜担任大郡的官员，朝廷予以表彰，转任临海太守。正值郗愔的弟弟郗昙死，郗愔更加无意官场，在临海太守的位置上，静默简约，优游于山林之间，与妹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超然世外的风范。这几个人修心，辟谷，共修黄老之术。后来郗愔干脆借口有病辞去官职，在章安这个地方筑房安宅，有在此终老的志向。在以后十多年的时间里，郗愔与人事相隔绝。
东晋简文帝时期，郗愔虽然被征召入京，授予官职，但是郗愔不拜。出京任辅国将军、会稽内史，也是个挂名的闲职。后来郗愔虽有两次出据藩镇，均非其所好。再后来郗愔以自己年老为由请求解职，常年居住在会稽。孝武帝司马曜太元九年，即公元384年，郗愔死，时年七十二岁。这是郗家守成的一代。
郗鉴、郗愔父子二人都活到七十多岁，在那个年代真算是非常高寿了。父子二人一个乐善好施，一个清心寡欲。
郗愔有三个儿子，以长子郗超最为知名。奇怪的是与祖、父二代长寿不同，郗超四十二岁就病死了，死在他父亲郗愔前面。郗超与其父的性格截然相反。据《晋书卷六十七 列传第三十七》：
“少卓荦(luo 特出)不羁，有旷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胜拔，善谈论，义理精微。愔事天师道，而超奉佛。愔又好聚敛，积钱数千万，常开库，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与亲故都尽。其任心独诣，皆此类也。”
就是说，郗超少年时变表现的卓尔不群，性格不羁，有旷世之气度，在士林中交游辩论，每次都胜出，郗超善玄谈，义理精微。郗超的父亲郗愔奉道教，而郗超奉佛教。郗愔好敛财，积钱数千万，常打打开自家的钱库，任儿子郗超取用。郗超性喜施舍，手里的钱财一天之内变都散与亲朋故旧。郗超的心行大都象这样。
郗超可谓特立不羁，卓尔不群，才华过人。我们看到郗愔喜欢聚敛，这大概与他从小候吃过苦有关，郗愔小时候经历了“永嘉之乱”，与父亲郗鉴一起饿过肚子。郗超就不同了，从小锦衣玉食，哪里知道饿肚子的滋味。所以郗超的“性喜施舍”，性格是一方面，物质条件也是一方面。环境造就人不是绝对的，但是，环境对人的影响是绝对的。
锦衣玉食的家庭环境养的郗超胸次浩大，器量不凡，所谓有“旷世之度”，举一个例子。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四 晋纪二十六 孝武帝太元二年(377)》：
“初，中书郎郗超自以其父位遇应在谢安之右，而安入掌机权，愔优游散地，常愤邑形于辞色，由是与谢氏有隙。是时朝廷方以秦寇为忧，诏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谢安以兄子玄应诏。超闻之，叹曰：‘安之明，乃能达众举亲；玄之才，足以不负所举。’众咸以为不然。超曰：‘吾尝与玄共在桓公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未尝不得其任，是以知之。’”
就是说，当初，中书郎郗超自认为他的父亲郗的职位待遇应该在谢安之上，然而谢安入朝掌握了重要的权力。郗却在一些闲散的职位上悠闲无事，所以郗超的愤恨抑郁之情时常溢于辞色，因此与谢安产生了隔阂。这时朝廷正对前秦的侵扰深以为忧，下达诏书在文武良将中寻求可以镇守戍卫北方领土的人，谢安荐举他哥哥的儿子谢玄应诏。郗超听说以后，慨叹道：“谢安贤明，能够违背凡俗荐举他的亲戚；谢玄的才能，足以不辜负谢安的荐举。”众人全都认为并非如此。郗超说：“我曾经与谢玄同在桓温的幕府共事，见他施展才能，虽然是履屐间的小事也从来不失职，所以我了解他。”
郗超自己十分豁达，处世超然，同时他也喜欢不恋权贵的超然之士。据《晋书卷六十七 列传第三十七》：
“(郗超)性好闻人栖遁(避世隐居)，有能辞容拂衣者，超为之起屋宇，作器服，畜仆竖，费百金而不吝。”
就是说，郗超欣赏那种不恋富贵的避世隐居者，看到有人在官场拂袖而去的，郗超为之造屋宇，置办器具、衣物，甚至为其聘仆人，花费百金而不吝惜。
这个就是郗超的性情，重品格，不吝惜金钱，喜欢结交士人。郗超年纪轻轻便有重名，连当时大名鼎鼎的桓温都要对他高看一眼，并将其召至身边。据《晋书卷六十七 列传第三十七》：
“桓温辟(郗超)为征西大将军掾。温迁大司马，又转为参军。温英气豪迈，罕有所推，与超言，常谓不能测，遂倾意礼待。超亦深自结纳。”
就是说，桓温西征，任郗超为大将军府掾。桓温升任大司马，郗超又转任参军。桓温英气豪迈，几乎没有谁能入他的眼，然而他与郗超交谈，常称深不可测，由此桓温对郗超倾身结交，甚为礼待。郗超也倾心深交桓温。
桓温是东晋明帝的驸马，因其溯江而上灭掉蜀中的成汉氐族政权而声名大震，又三次出兵北伐(北伐前秦、羌族姚襄、前燕)，战功累累，前后独揽朝政十余年。
桓温与郗超都是所谓的 “野心家”，二人结为同党，图谋篡位。据《晋书卷六十七 列传第三十七》：
“温怀不轨，欲立霸业之基，超为之谋。”
就是说，桓温有意夺取帝位。欲立“霸业”，郗超为其谋划。
东晋废帝司马奕太和年间，桓温第三次北伐，征伐燕国慕容氏。由于桓温不听郗超的建议，结果在枋头(今河南浚县西)这个地方，被慕容氏打的大败，名声大损；之后不久桓温在寿阳(今山西寿阳)这个地方打了一场胜仗。正是在这个时候，郗超劝桓温废晋自立。据《晋书卷六十七 列传第三十七》：
“寻而有寿阳之捷，(桓温)问超曰：‘此足以雪枋头之耻乎？’超曰：‘未厌有识之情也。’既而超就温宿，中夜谓温曰：‘明公都有虑不？温曰：‘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责将归于公矣。若不能行废立大事、为伊霍之举，不足镇压四海，镇服宇内，岂可不深思哉！’温既素有此计，深纳其言，遂定废立，超始谋也。”
就是说，桓温在寿阳大捷之后，问郗超：此一仗能够雪枋头之败的耻辱吗？郗超说：恐怕不能挽回有识之士的看法。郗超来到桓温的住处，半夜郗超对桓温说：明公既位居重任，管理天下的责任就落在明公身上。如果不能行废昏立明之事，为伊尹、霍光之举，就不足以镇压四海，镇服宇内，岂能不加以深思呢！桓温本来就有这个想法，于是采纳郗超的意见，开始谋划废立之事。所以废立之谋，实始于郗超。
桓温三次北伐，建立奇功，主要的目的是为他篡位积累政治资本，并最终取代晋室做准备，不料枋头一战被慕容氏打的大败，名声大损。而郗超劝桓温不要有那么多顾虑，应果断出手，这正中桓温下怀。太和六年(371年)十一月，桓温带兵入朝，威逼褚太后废除司马奕的皇帝位。随后，桓温亲率百官至会稽王邸，迎司马昱入朝，拥立为帝，是为晋简文帝，改元咸安。
司马昱虽然做了皇帝，但是他这个皇帝是桓温将他推上去的，常常担心被废黜，郗超让简文帝放心。据《晋书卷九 帝纪第九(简文帝)》：
“温既仗文武之任，屡建大功，加以废立，威震内外。帝虽处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惧废黜。先是，荧惑入太微，寻而海西(废帝司马奕)废。及帝登阼荧惑又入太微，帝甚恶焉。时中书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谓曰：‘命之修段，本所不计，故当无复前日事邪！’超曰：‘大司马臣温方内固社稷，外恢经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
也许正因为郗超的这个态度，加上谢安、王坦之等人的阳奉阴违，后来桓温始终未能篡位。
这个时候，桓温的势力可谓达到顶峰，以至于大臣谢安竟视他为“皇帝”，十分“恭敬”。据《晋书卷九十八 列传第八十六(桓温)》：
“是时温威势翕(xi)赫，侍中谢安见而遥拜，温惊曰：‘安石，卿何事乃尔！’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后。’”
就是说，当时桓温权势煊赫，侍中谢安远远看到桓温，侍立路边，拱手遥拜，桓温很惊讶说：安石，你这么做有什么事吗！谢安说：没有君揖手于臣子前面，而臣下叩拜于为君之后的。
这件事一方面说明当时桓温权势的煊赫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谢安太会做人。郗超依附桓温，一时位高权重，就是谢安、王坦之这样的大臣都要看他的脸色。据《晋书卷六十七 列传第三十七(郗鉴)》：
“(郗超)迁中书侍郎。谢安与王文度(王坦之)共诣超，日旰(gan 晚)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为性命忍俄顷邪！’其权重当时如此。”
就是说，郗超升任中书侍郎。谢安与王坦之一同前往拜见郗超，已经很晚了还没有见到，王坦之想要回去了，谢安说：你就不能为自家的性命忍耐一会儿吗！当时郗超的权势就是如此之重。
当年王坦之与郗超齐名，一并名重于当世，坊间有“盛德绝伦郗嘉宾，江东独步王文度”的说法。所以王坦之欲拂袖而去不是没有道理的。
桓温对晋王室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逼迫简文帝司马昱交出皇权。到最后简文帝几乎放弃抵抗，欲将天下禅让给桓氏，如果不是王坦之，郗超帮助桓温篡位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成功了。据《晋书卷七十五 列传第四十五(王坦之)》：
“简文帝临崩，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坦之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帝曰：‘天下，傥(tang 偶然 意外)来之运，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晋宣帝司马懿、晋元帝司马睿)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帝乃使坦之改诏焉。”
就是说，简文帝临死，下诏让大司马桓温摄政。王坦之在简文帝面前将诏书撕毁，简文帝说：司马家的天下本得来意外，卿又何必如此！王坦之说：天下是晋宣帝司马懿、晋元帝司马睿打下的天下，陛下无权这么做！于是简文帝让王坦之修改诏书。
简文帝死后，谢安、王坦之、王彪之等人力保晋室，拥立太子司马曜为帝，史称孝武帝。但是，他们势力远不如桓温，桓温在姑孰(今安徽当涂)拥有重兵，随时可能入京城发难。这个时候，桓温虽然已经有病，但是仍然“讽朝廷加己九锡，累相催促”。(《晋书卷九十八 列传第八十六(桓温)》)。谢、王二人对付桓温的办法就是一个字，“拖”，他们知道桓温身体不好。没过多久，桓温真的死了。据《晋书卷九十八 列传第六十八(桓温)》：
“锡文未及成而薨，时年六十二。”
就是说，加九锡的诏书还没写好，桓温就死了。这个时候是宁康元年，即公元373年，二月。
也是桓温没有做帝王的命，如果桓温加九锡成功，桓氏取代前朝就是时间问题，至于什么时候，就看桓温高兴了。真那样的话，三十年后，桓温的小儿子桓玄就不是篡皇帝位而是继皇帝位了。天下的事情就是这么富有戏剧性，充满了变数。
桓温死了以后，谢安掌握了国家权力。当时郗超虽然架子还在，毕竟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了。据《晋书卷六十七 列传第三十七(郗鉴)》：
“(郗超)转司徒左长史，母丧去职。常谓其父名公之子，位遇因在谢安右，而安入掌机权，愔优游而已，恒怀愤愤，发言慷慨，由是与谢氏不穆。安亦深恨之。服阙，除散骑常侍，不起。以为临海太守，加宣威将军，不拜。年四十二，先愔卒。”
就是说，郗超转任司徒左长史，因母亲去世而去职。郗超自认为自己的父亲郗愔是名臣之后，职位待遇应该在谢安之上，然而桓温死了以后，谢安却入朝掌握了国家权力。他的父亲郗愔却在一些闲散的职位上悠闲无事，所以郗超的愤恨抑郁之情时常溢于辞色，二人关系紧张。郗超丁母忧结束，朝廷任其为散骑常侍，不拜。任临海太守，又不拜。四十二岁，先于其父郗愔死。
郗超聪明过人，智慧远在其父郗愔之上，曾经两次将他父亲从“险”境中拉出来。
一、郗愔在徐、兖二州刺史的位置上，险遭桓温暗算。据《晋书卷六十七 列传第三十七》：
“时愔在北府(京口，即今镇江)，徐州人多劲悍，温恒云：‘京口酒可饮，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于事机，遣笺诣温，欲共奖王室，修复园陵。超取视，寸寸毁裂，乃更作笺，自称老病，甚不堪人间，乞闲地自养。温得笺大喜，即转愔为会稽太守。”
就是说，当时郗愔在京口任职，京口的徐州兵又称“北府兵”十分强悍，桓温说：京口酒可饮，兵可用，很不愿意让郗愔在这个地方任职。但是，郗愔并不知道这其中事情，还写信派人给桓温，要与桓温一同北伐，收复中原，复兴晋王室。郗超看了父亲的信，将其扯碎，又重新写了一封信，自称自己又老又病，希望能够回家休养。桓温看到信以后很高兴，马上转任郗愔为会稽太守。
郗超真是很了解自己的父亲，太天真了！什么“共奖王室，修复园陵”。郗超知道父亲根本不了解桓温内心的真实想法，桓温北伐的最终目的是要为自己取代晋王朝积累资本，他看到父亲如果搅到这件事情当中，将非常危险。所以还是回家悠游山林的好，况且这个时候，郗超已经与桓温共谋“霸业”了。
二、郗超将死之际，为不使老父悲痛过度，特嘱咐一事。据《晋书卷六十七 列传第三十七》：
“初，超虽实党桓氏，以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将亡，出一箱书，付门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伤愍为弊。我亡后，若大损眠食，可呈此箱。不尔，便烧之。’愔后果哀悼成疾，门生依旨呈之，则悉与温往反密计。愔于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复哭。”
就是说，当初，郗超与桓氏结为同党，但是他的父亲郗愔忠诚于东晋王室，所以他自己的这些事情没敢让老父亲知道。等到他病倒以后，自己拿出一箱子书信交给了门下的人，说：本来要烧掉，但是老父年龄大了，一定会为我伤心的。我死以后，如果老父过度悲伤，就将这个拿给他，如果没有，就烧掉。郗超死后，他父亲郗愔果然因悲痛而患病，门下的人把箱子呈给他，里面全是郗超与桓温商议密谋的往返信件，郗愔勃然大怒，说：这小子死的已经晚了！于是就不再为他悲痛流泪了。
郗超真是有智慧，自己死了，还能把老父亲从悲痛当中拉出来，这种豁达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这也算是郗超的一种孝道吧。当时郗超在士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这一点，他的老父亲郗愔应该体会最深。据《晋书卷六十七 列传第三十七》：
“凡超所交友，皆一时之秀美，虽寒门后进，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贵贱操笔而为诔(lei 悼文)者四十余人，其为众所宗贵如此。王献之(王羲之的儿子)兄弟，自超未亡，见愔，尝蹑履问讯，甚修舅甥之礼。(郗愔的妹妹嫁给王羲之。)及超死，见愔慢怠，屐而候之，命席便迁延辞避。愔每慨然曰：‘使嘉宾(郗超的字)不死，鼠子敢尔邪！’”
就是说，当时，与郗超所交友者，都是当时的秀美之士，有的虽然是出身寒门或者是后学晚生，郗超也都予以提携交游。郗超死的时候，为他写悼文的有四十多人，这些人的身份有贵有贱，郗超就是如此受人尊重。王献之兄弟在郗超没死的时候，每次看到郗愔，都是规规矩矩上前问好，执舅甥之礼十分恭敬。然而郗超死后，这些人再看见郗愔则变的十分怠慢，见面穿着拖鞋就出来了，更有甚者，看到郗愔，竟然命人迁席，避而不见。郗愔常常感慨说：如果郗超不死，鼠辈怎么敢这样呢！
这种人情世故、世态炎凉什么时候都存在，王公贵族之间可能还更严重。郗家三代人身逢西晋末、东晋初的乱世，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政治立场、政治智慧和人生态度，以及他们祖孙三代截然不同的结局，读来不免令人掩卷长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