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八》中，记载了怎样的一件秘史？
从谏如流：为啥孔僖议论先帝不被降罪反而升官
汉章帝刘炟在位时间只有十三年(公元76-88年)，只活了三十一岁(《后汉书。卷三》记载为年三十三)。《后汉书》评价汉章帝善于识人，处事宽厚，在位期间，薄徭简赋，受到百姓称赞，并使边境稳固，各族和谐，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听得进各种不同的声音，能够从谏如流，也是一个政治开明的皇帝。有关汉章帝从谏如流的例子，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八》中，记载了下面这样一件事。
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鲁国人孔僖、涿郡人崔骃一同在太学就读，他们在一起相互议论汉武帝时，说：“孝武皇帝刚做天子的时候，能够尊崇信奉圣贤之道，可过了五、六年，就认为自己已经胜过文帝、景帝时期了。尔后，就任凭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忘了从前的善政。”谁知这两个人对先帝的议论，被隔壁房间的太学生梁郁听见了。于是，梁郁上书告发，说：“崔骃、孔僖诽谤先皇帝，实际是在讽刺讥评当朝的时政。”这可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收到告状信的部门不敢怠慢，赶忙把这个案子交给主管的官员去审理。崔骃主动前往办案的官员处接受审查讯问，可孔僖却不去，而是向皇帝上书为自己辩解。他在奏章中是这样说的：“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夫帝者，为善为恶，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诛于人也。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教未过而德泽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独何讥刺哉！假使所非实是，则固应悛改，傥其不当，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数，深自为计，徒肆私忌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顾天下之人，必回视易虑，以此事窥陛下心，自今以后，苟见不可之事，终莫复言者矣。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以唱管仲，然后群臣得尽其心，今陛下乃欲为十世之武帝远违实事，岂不与桓公异哉！臣恐有司卒然见构，衔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后世论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谨诣阙伏侍重诛。”
这篇奏章虽然不长，但条理分明，铿锵有力。其文大意如下：凡称之为诽谤的事，是指实际并无此事，而是虚构加以诬蔑的。至于像孝武皇帝，其政治的好坏，己经明白地记载于汉史之中，就像日月一样坦荡。而臣下所议论的，都是史书上记载叙述的事实，不是凭空虚构的诽谤。凡为皇帝者，是好是坏，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因为他所治理的社会的优劣摆在那里，所以不能以此来惩罚诛杀人。况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治教化没有过错，而对百姓的德政和恩泽却增加了很多，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臣下为何独要借古讽今呢？假使臣下真有什么对朝政的批评，如果批评得对，那就应当改过；就算是批评得不当，也应该包涵宽容，又何罪之有呢？陛下不去研究治国大略，不去为自己做深远的计划，只是大搞个人忌讳来使自己心意畅快。臣等受诛，死就死了，环顾天下之人，必将会因为此事反视反思，而改变想法，会以此事来窥探陛下的心思；从今以后，就是看见不对的、不可为的事，终将没有人再说话了。齐桓公能亲自揭露其先君的过错以问计于管仲，然后使群臣能尽心尽意，而如今陛下却想为十代之前的武帝来避讳很远的事实，岂不是与齐桓公的做法不同吗？臣恐怕负责审查的官员不问是非曲直来构陷臣下，使臣含恨蒙冤而不能自辩，这必将会使后世议论历史之人，随意用此事拿陛下来打比方，这也是无法让子孙来掩饰的一件事。现在，臣恭谨地前往宫阙，伏在坍下，等待重诛。
汉章帝看到这份奏章后，立即下诏停止对此事的审问，并任命孔僖为兰台令史(在皇帝和群臣之间行使“监察”和“上传”的职能)。
孔僖之所以能因祸得福，并不完全是因为奏书写得好，更主要的是因为汉章帝政治开明，胸怀宽阔，从谏如流，否则，孔僖就不会有这么幸运了。虽然孔僖的奏章写得不错，但其中有些话还是很刺耳的，譬如“徒肆私忌以快其意”，就是明显地指责皇帝大搞个人忌讳来使自己心意畅快，如果不是汉章帝能听得进不同的声音，孔僖还会有这样的幸运吗？因为在中国，无论是在皇家，还是在民间，都有“为长者讳”、“为尊者讳”的传统，特别是在皇家，更加避讳说先皇的不是。孔僖、崔骃议论汉武帝的不是，确实犯了忌，照常理，以大不敬治罪是跑不掉的。可以想象，如果孔僖不是犯在汉章帝手里，也许早就被杀头了，更别说还会升官。看来，汉章帝的开明也确实不是浪得虚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