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文明太后冯氏：稳定政权 垂帘听政二十余年

北魏文明太后冯氏垂帘听政兴社稷

“文明太后”，是后人对北魏文成帝皇后冯氏的尊称。二十四岁便守寡的冯氏，如同东晋康帝的皇后褚蒜子一样，有胆有识。她垂帘听政二十余年，为北魏政权的发展和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位卑照样做皇后、太后

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皇后冯氏，的确是值得称道的。冯氏本人是死囚犯的女儿，年幼时不得不随姑姑远离家乡，来到北魏后宫充当下女。她勤劳好学，无论是算账、识字，还是宫廷礼仪，都逐渐一一掌握，成为她引起太子拓跋濬注意的资本。

拓跋濬即位后，年仅十五岁的冯氏便登上了皇后宝座。拓跋濬死后，她以非凡的能力垂帘听政二十余年。更重要的是，她听政并不是“看家护院”，而是对北魏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成为后人不得不承认的女政治家之一。

实际上，冯氏自小与北魏宫廷就有关系。她的祖籍虽然是今河北冀县，她自己也生于长安。但是，她的祖父冯文通是北燕国君冯跋的弟弟。在冯跋死后，曾经继承过帝位。她的父亲冯朗为北魏的广平公，因为生母被废黜，成了“多余的人”。于是，冯朗联合胞弟找到大哥冯崇，三人一起投奔北魏。后来，冯朗在北魏犯了死罪后被杀死，女儿冯氏只得找到在皇宫当昭仪的姑姑，在姑姑的帮助下，进后宫当了一名宫女。虽然地位卑微，但不用为生计着急。这对冯氏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了。

冯氏的姑姑冯昭仪当时在宫中有一定地位，对冯氏又很喜欢，于是经常教导冯氏。十一二岁的冯氏在姑姑的 *** 下非常懂事，加之人又长得漂亮，举止温文尔雅，很快就引起太子拓跋濬的注意。

冯氏和拓跋濬的关系，只能算少小相识，因为拓跋濬的年龄比冯氏还小三岁。所谓的钟爱，无非是少年的懵懂感情。但是，太子即位后情况则不然了。当时，冯氏和拓跋濬常常在一起玩耍，成人们觉得他们也算两小无猜。虽然后宫女子很多，但拓跋濬就是愿意和冯氏在一起，有时候见不到，拓跋濬还耍太子脾气呢。

公元452年，太武帝为中常侍宗爱所杀。十二岁的太子拓跋濬继承帝位，当了皇帝，冯氏被封为贵人，但当时皇后位空缺。四年之后，冯氏终于超越众多嫔妃，被拓跋濬立为皇后，即后人所称的文明皇后。此时她年仅十五岁。

拓跋濬在位十三年，朝权基本上掌握在大臣手里。这时，北魏已经统一北中国，实力日渐强大，但太武帝平定四方的统一战争，也耗尽了北魏的国力。再加上内侍宗爱连杀了两个皇帝，朝野上下惶惶不安。所以拓跋濬上台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宽刑简政，稳定民心。

拓跋濬采取的之一个措施，就是听从群臣的进谏，废除了拓拔焘打压佛教的政策，在国家统一管理佛教事务的基础上，有序地发展了佛教，目的也是加强国家对佛教的控制。同时，拓跋濬加强法制建设，使北魏的统治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此外，在大臣的建议下，拓跋濬还注重官僚体制建设和加强监察的制度，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行为，但也使官吏不得不有所收敛。

实际上，拓跋濬从小就在祖父拓拔焘身边长大，也很想像祖父那样东征西讨，创立一番伟业。但是拓拔焘在统一四方的战争中消耗了北魏大量的国力。所以拓跋濬登基之后，不得不采取与民休养的政策。

不过，年少的拓跋濬是一个善弓马、骑术的鲜卑人，他始终没有忘记习武。

有一次，他与众臣在灵丘南面的山下习武。突发奇想，让群臣仰射高四百余丈的山峰。群臣射出的箭中途便往下落，没有一个能射过山顶的。拓跋濬见状笑了笑，他手执千斤弓，利箭脱弦而出，高出山峰30多米方坠下。群臣见此，无不欢呼万岁。拓跋濬十分得意，便在射箭的地方立碑纪念。

这段故事虽需要认真的考证，但是，我们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拓跋濬秉承了鲜卑人的习武风尚，而且非常注意锻炼。

可是，就在春风得意的时候，拓跋濬突然患病，不久便死去。二十八岁的冯氏立即成了寡妇。

根据魏国旧制，皇帝驾崩，三天后要把他生前的御服器物一并烧焚。举行此仪式期间，朝廷百官和宫中嫔妃要哭灵。

冯氏年轻丧夫，痛不欲生，悲啼着跳入火堆，左右急忙救治，好长时间冯氏才苏醒过来。无论如何冯氏的初衷是真情使然还是假戏真做，这千古一跳，已昭显出冯后无比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

几天之后，政权交给了她十二岁的儿子、太子拓拔弘，拓拔弘就是北魏献文帝。冯氏则被尊称为皇太后。

冯氏在初当皇太后时，并没有想做临朝听政之类的事情，只是后来朝廷的情况将她这个年轻的皇太后推向了前台。

由于献文帝年龄太小，侍中、车骑大将军乙浑觉得皇帝可欺负，就试图建立独裁统治，他竟然盗用献文帝的名义滥杀无辜，甚至大臣也不能幸免。

面对这种情况，大臣们终日惶惶不安，纷纷找献文帝诉苦。年少的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到皇太后冯氏面前讨策。

实际上，面对乙浑这种霸道的人，无非是采取两种办法。一是打，采取硬的一手，以牙还牙，将其除掉；二是采取怀柔政策，封以高管厚禄，使其良心发现，停止杀人，安心朝政。

文明太后一开始也采取后一种办法，她也是不敢公然得罪乙浑的，只好封他为丞相，这几乎是朝廷中臣子的更高礼遇了。

但是，已经昏了头的乙浑并没有感到“皇恩浩荡”，反倒觉得朝廷可欺，于是变本加厉，甚至与心腹讨论推翻朝廷、自立为帝。

最初，献文帝不断把状告到冯氏处的时候，冯氏并没有特别在意。后来，近臣不断把乙浑的恶劣行径反馈给冯氏时，冯氏开始琢磨起来了。加之，乙浑欲自立为帝的消息传到了冯氏耳里，这位北魏的皇太后知道，即使作为一名女子，自己也必须挺身而出了。她必须抛弃怀柔政策，丢弃幻想，必须用杀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经过反复权衡和密谋，冯氏命令自己的心腹元丕、元贺、牛益得等人率领军队，将乙浑杀死，以彻底解决问题。杀乙浑的行动虽然惊心动魄，但有惊无险，最终把不可一世的乙浑杀死在他自己的府上。北魏的朝廷基本可以大大地喘一口气了。

许多大臣从这次除掉乙浑的行动中，看到了冯氏的坚强和能力。于是，一些大臣随即劝进，希望冯氏临朝听政，而不是年纪轻轻的就在后宫里养闲。冯氏经过慎重考虑，答应了大臣们的请求，宣布临朝听政。

虽然冯氏有能力、有胆识，还有一些运气，但是，冯氏本人对朝权并不感兴趣，也不愿意每天日里万机，处理琐碎的宫廷事务。她把中书令高允、中书侍郎高闾和贾秀三人叫到宫里，协助她处理政务。这三人每天充当秘书的角色，先将政务的处理意见搞出来，重大事务再报给太后。

当朝一年后，十三岁的献文帝便由贵人李氏生下一子，当了父亲。北魏的做法很残酷，妃子一旦生下皇子，且皇子被立为太子后，妃子就被立即处死，以便防止外戚专权。

李贵人是南朝梁国人，非常美丽，在北梁之战中被俘获。献文帝一见见她就非常喜欢。临幸后，封其为贵人。要杀掉李贵人，献文帝是有些不舍的，但是太后坚持这么做，并且宣称由自己抚养这个皇孙。李贵人无奈地充当了北魏皇家“家法”的牺牲品。

原来，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在立儿子拓跋嗣为太子前，先杀了拓跋嗣的生母，然后把拓跋嗣召至座前训话，说：“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参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

拓跋嗣就是后来的太宗明元帝，他天性纯孝，当时就哭得浑身乱抖，惹得道武帝派人把他架出殿外。不久，道武帝就被另一个儿子清河王拓跋绍所弑。拓跋嗣继位后，虽然感念生母，但立子杀母作为北魏一朝的“祖宗家法”并未废止，一代一代传承下来，除了肃宗孝明帝亲母胡太后外，储君生母无一例外，全被赐死。当然，究竟是自杀还是宫人代劳，史无明载。

事实上，文明太后冯氏还是遵守祖制的，她在赐死了李贵人后，立即将皇孙拓拔宏接到身边抚养，并且在和献文帝沟通后，宣布归政于献文帝。为了保全献文帝，文明太后将自己的哥哥冯熙提拔成太傅，督导献文帝执政。

在这短暂的一年听政中，文明太后的行为还是可圈可点的。如果照此下去，文明太后的名誉会更高一些，但是，经历过听政的文明太后却与从前不同了。她虽然抚养着孙子，可权力的诱惑时时萦绕着她，并且挥之不去。

(2)虎毒也食子，权力之一位

献文帝亲政后，在许多事情上还是拿不了主意，重大事情还得向文明太后讨教，得到太后的许可后才能下诏令。关于这一点，有人说是献文帝年幼、尊老；还有人说是文明太后权力欲强。

从今天的情况看，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搞政治的人，三十岁、四十岁还嫌嫩呢，何况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呢？

当然，我们从康熙八岁除鳌拜的历史典故中也能看出，还是有自古英雄出少年的情况的。

渐渐的，权力之争使冯太后与儿子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母子间渐渐有了隔膜。

另外，冯太后当时还不到三十岁，年轻守寡，生活便有些不检点，与臣子李奕有了那么点儿情事。献文帝年轻好面子，听到外面的流言蜚语，心中生气，认为李奕给自己死去的父皇“大戴绿帽”，真真“是可忍受孰不可忍”。

恰巧这时，有人告发李奕的弟弟李敷在相州刺史任上时受纳贿赂。献文帝趁机命人依法“连座”，杀死了李奕、李敷兄弟两家人。

情夫被杀，冯太后内心十分怨恨。但她表面上却不表示出会，而是在喑中注视朝臣的动向，和自己儿子的下一步行动。由于母子失和，加上政事不顺，小皇帝亲政不到一年，便对权利与富贵没有了兴趣，要把帝位禅让给叔叔京兆王拓跋子推。这件事带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他们都认为，要禅位也只能让皇太子继位。

思考了一段时间后，献文帝拓跋弘把帝位禅给了六岁的儿子拓跋宏。谁知，这个小小的拓跋宏在禅位大典上居然疯狂飚泪，献文帝奇怪地问他为何伤心。拓跋宏回答说：“代亲之感，内切于心！”言辞令人感动。他就是日后名声赫赫的孝文帝。

献文帝把帝位内禅给太子后，实际朝权还握在他手中。此时，他勤于政事，赏罚严明，慎择官员，进廉退贪。尤其大案要案的判决上慎之又慎，魏王朝刑虐过度的旧例从此得以改变。

经过几年观察，冯太后觉得拓跋弘越来越英明了，在政事的处理上越来越不听从自己这个母后的了。因此，母子两人的关系一天比一天疏远。在相互猜忌中，冯太后起了杀心，于公元476年夏天的某个夜晚，冯太后派人在酒中下毒，鸩杀了自己的儿子。

(3)文明太后与权力太后

冯太后又升一格，以太皇太后的身份重新主持国家大政。

孝文帝拓跋宏此时仅仅是十二岁的小孩子，但他天性至孝，对祖母能够承颜顺志，躬亲伏侍，事无大小，都听祖母冯太后的决断。

冯太后虽然是女人，但她悟性好，为人聪明，处理政务很有一套。加上孝顺的孝文帝不敢违背祖母的意愿，大事小情都一一禀明冯太后。所以，国家大事都由她一个人拍板决定。

因为孝文帝年幼，冯太后写了三百多篇《劝诫歌》，以及十八篇《皇诰》，用来教孝文帝修养品行和节操，作个好皇帝。她还尊重儒学，在长安立了文宣王庙。

冯太后是个俭朴的人，不喜喜欢奢华的饰品，吃的东西很简单，穿的衣服也很朴素。但冯太后信佛敬佛，因而花费的钱财非常多，金玉珍宝成斗成斗地装嵌于佛堂、佛像上，形制恢宏，至今可见。

冯太后在管理下人上要求很严格、不徇私。左右侍奉之人即使有小过错，她也要进行处罚，大加鞭挞。然而她有个好处，就是过了事儿就忘记了一样，对人还像开始那么好，还会给人富贵。所以身边的到死都很忠诚。

冯氏虽然贵为太后，但正值青壮年，在处理朝政之余，有着丰富的私生活，王睿、李冲最受冯太后爱宠。

王睿，字洛诚，他的父亲是个江湖术士，以天文卜筮为生。王睿子承父业，也靠卜筮术养活自己。王睿长得身材伟岸，容貌出众。有一次，因为某事得到了冯太后的接见，他出众的容貌令太后一见钟情。被太后召来侍寝后，马上被破格晋升为给事中。没多长时间，又相继升为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等职，后来竟然赐给他太原公的封号。真是“内参机密，外豫政事”，一天比一天受宠。

太和二年，冯太后与孝文帝率领百官和宫人到虎圈去赏虎。有一只吊晴大老虎突然从阁道上冲出来，直奔御座而来。负责守卫的兵士和宫人吓得四散奔逃，只有王睿一个人毫无惧色，挡在冯太后和小皇帝面前，挥舞着方天画戟挡住老虎。他的样子非常英武，竟然把老虎吓退了！

从此以后，王睿更令冯太后的信任了。第二年，就被升为尚书令，还封了中山王。由于王睿与冯太后好得如胶似漆，冯太后私下里赏赐他的珍玩不计其数，都是在夜里两人尽兴之后，让宦官们用大蓬车装着宫中的宝物往王睿府里送；除此之外，还明着赏赐给他田园、牛马、奴婢、杂畜等物。为了掩人耳目，在赏赐王睿的同时，还对与他同等官职的大臣一道封赏，花费财物数以万计。

也许是身心操劳过度，王睿在四十八岁时生了重病，冯太后和孝文帝亲自去他府上探望，不停地派侍官和御医去服侍和诊治，但王睿最终还是不治身亡了。

在《魏书》“恩幸传”里有关于王睿的记载。综观王睿的一生，除了因为出卖色相受到大量赏赐，使得国库财物都转移到他的府中这一点多，并没有大的恶行。而且，他还有好的一面。比如：在和尚法秀谋逆案中，他大胆进谏，以忠言使得一千多人免死。他临死，又上疏给太后，提出施政五要略：一慎刑罚；二任贤能；三亲忠信；四远谗佞，五行黜陟。他还算是尽了臣子之义。

王睿死后，冯太后与孝文帝亲自临丧，哀恸不已。后来，王睿的女儿出嫁时，太后特许她使用嫁公主的礼仪和仪仗，当时的百姓看见婚礼的排场，还以为是皇家嫁真正的公主呢。

李冲，字思顺，是陇西人，他的父亲李宝曾获封敦煌公。李冲从小就沉稳俊雅，善长与交往，有很好的声誉。他任内秘书令时，上疏首创三长制，使平民的隐冒问题得到了有效防止。文明太后读了他上的表章后非常欣赏。见到他后更是心生爱念。他从此成为太后的幕内之宾。

很快，李冲就升任中尚令，封为顺阳候，接着又被封为陇西公。冯太后从此私下里送给他无数御物珍宝。好在大魏王朝当时国力雄厚，四方连年进贡。冯太后的私赠行为对于国库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而且，李冲是个器量不凡、学而广博的年轻人。在得到莫大贵宠之时，能够保持谦逊，并且广散家财，把太后赠与的财物都分给了有才能的贫寒之士。所以，他的声誉并未因和冯太后有暧昧而受损，反而更为人称道。

李冲还有一样好处，就是不避前嫌，爱护仇人的儿子，照顾远亲的孤儿。与孝文帝君臣之间的关系也是亲密莫二。魏朝按照旧制，皇帝对王公重臣都直接叫名字，但孝文帝见李冲从不直呼姓名，而叫他“李中书”。可见他很尊重李冲。现在看来这是小事一桩，但在封建王朝这可就是了不得的大事。

冯太后死后，李冲负责议定礼仪律令，以及润色修饰诏书挽辞等，他尽心竭力，做得没有一点问题。连当时的旧臣宗亲都很敬服。

孝文帝真正掌权后，曾组织了几次南伐，还曾迁都洛阳，李冲都善言劝谏，多方考虑，为朝廷殚精竭虑。他还设计了魏朝北都平城的明堂、太庙、圆丘以及洛阳新都。据史书记载，李冲“勤志强力，孜孜无怠，且理文薄，兼营匠制，几案盈积，终不劳厌也”。他病死时才四十九岁，孝文帝亲自为他举哀，嚎啕大哭，伤心得不能自已。

做为冯太后的“男宠”，王睿和李冲两人始终都对皇室忠心不二，而且还是治国能臣，比起吕后身边的审食其，武后身边的张易之兄弟、和尚面首强了百倍。可见冯太后确有过人之处！史书中对冯太后的宫闱私事也没有过多渲染，更无刻意指摘。

冯太后对孙子孝文帝一直很慈爱，自从孝文帝一出生她就亲自抚育。然而，在看到少年孝文帝越来越聪明的时候，她因为害怕自己死后，孙子孝文帝会对自己的娘家不利，而要加害他，但最终在李冲等人的劝谏下没有加害，而且还是对孙子孝文帝非常好，将孝文帝培养成了一代明君。

当然，冯太后毕竟妇道有亏，所以很害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只要她怀疑臣子或是左右侍奉的人，马上就杀。一直到冯太后去世，孝文帝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可见冯太后是何等的威严残酷！

承明十四年，冯太后四十九岁时生病而死。孝文帝守在她身边五天五夜滴水不沾，痛不欲生，上谥号为“文明太皇太后”，史称文明冯太后。

文明太后的哥哥太师冯熙有两个女儿。文明太后先把冯熙的小女儿安排到孝文帝身边，

太和十七年被册封为皇后。后来，这位皇后的异母姐姐也进了宫，被册封为昭仪，开始与妹妹冯皇后争宠。冯皇后并不是一个嫉妒的人，但也时常流露出后悔不该让姐姐进宫的意思。冯昭仪便在孝文帝面前百般让冯皇后的坏话，使冯皇后被废为庶人，罚去寺庙做尼姑，后来又被赐死，史称废皇后冯氏。

冯昭仪因为母亲出身微贱，所以比同父异母的妹妹入宫要略晚。史书记载：“后有姿媚，偏见宠幸。”孝文帝曾经几次南伐，期间，冯皇后不甘寂寞，竟与中官高菩萨通奸(这位大太监不知是什么原因，竟然能和皇后私通)。知听孝文帝在汝南得了重病后，冯皇后更加毫不避讳地与高菩萨通奸。后来被人告发。

孝文帝听说这件事后后，骇愕至极，不敢相信。回到洛阳后，孝文帝把相关当事人分另关押审问。审问冯皇后时，孝文帝只让一个卫士守在旁边，并用棉絮塞住了卫士的耳朵，所以，冯后到底说了什么，成了千古之谜。接着，孝文帝又唤彭城王、北海王入座，说：“她以前是你们的皇嫂，现在是陌路人，不用再回避！”

天性极孝的孝文帝因为感念祖母文明太后的恩德，没有忍心立即废掉冯皇后，只在自己临终时，才赐死冯后。谥为幽皇后。

(4)改革政治，惩治贪官

说文明太后对北魏政权有着杰出的贡献，主要指她能够改革政治，惩治贪官方面。

北魏是鲜卑人的政权。鲜卑族入主中原之后，还带有许多落后的、不能适应统治中原的习俗和制度。

文明太后作为一名汉族女子，对宫中许多陋习是看不惯的。在她没有权力的时候，她懂得忍耐，而一旦手中有了权力，立即就萌发了改革的念头。

毒死献文帝再度执政后，文明太后立即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予以实施。承明元年(公元476年)二月，有官员要求对管理太庙内献文帝神主的执事官赐给爵位。按照惯例，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

可文明太后不这样认为。她说：“以后研究任何事情，都应当依照‘古典正言’，不能够遵循什么先例。”

大臣们敢怒而不敢言，竟然没有一名大臣力争。文明太后看到了权力的力量。她知道，搞任何改革如何没有铁腕，就不可能获得成功。而她在宫廷纵横驰骋多年，目前已经时机成熟了，她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革。

当时，北魏几乎各级官吏都截留国家的税收，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更有甚者，不仅截留，还利用权力在征税等方面勒索百姓。因为北魏的官员并不发放工资，他们的经济来源只能靠勒索或“技巧”等手段取得。这是制度上的严重弊病，文明太后非常清楚这一点。

于是，文明太后冯氏主张给官员发放俸禄，以解决他们的生计。同时严格杜绝勒索金钱、截留税收现象！

当然，实施过程是痛苦的，因为一些人已经习惯了靠勒索取得金钱，一些百姓也似乎“习惯”了被勒索。文明太后多次指示加强宣传力度，使社会广泛知晓。公元484年，北魏开始实行班禄制时，为了保证政令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杀了四十多名贪赃枉法者。

作为皇帝，拓拔宏积极支持和配合奶奶所采取的措施，而且亲自审问一些贪污犯。应当讲，这项制度的改革，为北魏政权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社会效果方面看，也是比较好的。

文明太后还主持和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这在当时也是没有先例的。

在北魏时期，豪强对土地的兼并非常严重，以致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给社会的安定埋下了祸根。

北魏只是一个半壁江山的朝廷，耕地本来就少，这种兼并就显得非常危险。国家在征用人的时候征不到，另一方面却有大批人在社会闲散。同时一些豪强或与国家争夺劳动力，或干脆把这批人组织起来，形成了军阀割据的雏形，这对北魏政权是一个严重的隐患。

文明太后在稳定了政权后，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她推行均田制，建立三长制以保证均田制的实施。这个时期，配合太后实施这个计划的主要是李冲，他提出了改变“宗主督护”制度，建立“三长制”的具体方案。

“三长制”建立后，国家可以有组织地查清遗漏的户口，扩大编户齐民，顺利推行均田制。文明太后考虑到当时普遍实行的休耕法，有的土地需要两年或三年轮种，因而受田数量相应增加了一倍或两倍。受田的良民到了不能劳动或者死亡时，要把土地交还给国家；如果失去奴婢和牛，也要交还其所受土地。因为奴婢也可以按规定得到一定数量的桑田，这些桑田必须在三年之内种完，如果到期种不完，国家则要索回。对于那些残老少寡，都不同程度地给予了特殊规定。应当说，文明太后实行的均田制，从历史的长河看，是明显带有积极意义的。

自文明太后临朝听政以来，她一直对皇家宗室子弟严格要求，虽然北魏仍然延续了藩王分封制度，但是在文明太后的督导下，在分封地都建立了学馆，以便促进这些宗室子弟学习文化。

大多数宗室子弟是能够接受文明太后先进的思想理念的。当然也有一些不轨者，这客观上考验了文明太后的心理底线。

汝阴王拓拔天赐和南安惠王拓拔桢，都是文明太后已故丈夫文成皇帝的兄弟，在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时，他们以老资格自居，对太后的话或阳奉阴违，或置若罔闻，仍旧贪赃枉法。

文明太后经过权衡利弊，把他们捉拿归案，要将他们斩首。消息一出，很多大臣及宗亲找到太后说情，都被太后挡了回去。文明太后问他们：我要是赦免了他们，国家推行的法律怎么能够实现？大臣们仍然坚持说，他们是文成皇帝的兄弟，不应当受此罪过，仍旧坚持赦免的意见。文明太后置之不理。

实际上，在退朝后，文明太后的思想斗争是极其激烈的。她知道，在推行改革的问题上，对保守势力不能宽容。但是，涉及到皇亲国戚，问题显然就复杂化了。如果不听大臣们的意见，想必既得罪了宗室成员，又为改革问题增添了阻力，给政权造成不安定的因素。文明太后决定先采取折衷的办法，然后静观其变。

之后，朝廷由孝文帝的名义颁布诏书，表明了对这个问题的立场。诏书大意是：“二王虽然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行，但太皇太后(文明太后)念他们是文成皇帝的兄弟，况且南安王又是远近闻名的孝子，决定免他们一死，只罢免爵位，关押终身。”这样算是对皇亲国戚们有了交代。

几天后，文明太后突然得到消息：中骑常侍闾文祖在奉太后之命到长安调查时，曾经接受过当事人的贿赂，试图为他们掩盖罪行。

文明太后非常生气。她对朝臣们说：“我一向觉得闾文祖是比较清廉的，所以才派他去了解情况，没想到他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太后命令罢免了闾文祖所有的官职。之后，再遇到这类事情，太后对前去调查的官员就不那么信任了，甚至前后派去好几批，以求得到真实、公平的情况。

文明太后对皇亲国戚的严厉态度，的确震慑了这些人的神经。他们对身边的人也加强了督导。当然，对一般的贪污官吏就更加严厉了。

事隔不久，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和长安镇将陈提等人的贪污行为也暴露了出来。这对文明太后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这些官吏相当于现在的省长，镇守一方，算是朝廷的重臣。尤其在北魏的时代，搞不好就会发生兵变或者其他问题。

但是，性格倔强的文明太后决心不手软，她秘密派人调查后，再次派人以朝廷命官的名义“明访”，结果了解到的情况一样。

文明太后出手了，下令处决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发配长安镇将陈提。这一措施对诸侯们的警示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对贪污官吏进行严厉处罚的同时，文明太后还对那些抓贪污犯不利或者敷衍了事的官员进行大换血。她通过孝文帝皇帝诏书的方式，前后撤换了几千名官员。应当说，在惩治 *** 问题上，文明太后是坚决而且有办法的。这些措施实施后，北魏政权的基石牢固了，政治面貌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当然，惩治腐败是一把双刃剑。文明太后在采取严厉措施惩治贪污官吏的同时，不免对下人态度也过于严厉，很多在她身边服侍她的人，往往大气不敢出，谨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太后是一个凡事要求尽善尽美的人，她不希望她身边的人每天活得胆战心惊。在了解到下人的敬畏之后，她非常注意对下人的态度，往往和颜悦色。这些人对太后感恩不尽。

文明太后是汉族女子，而且在幼年时曾经颠沛流离，亲眼看到百姓生活的凄惨。在她听政的过程中，非常关注百姓的生活。公元487年，北魏大部分地区没有雨水，严重的干旱导致瘟疫的发生，很多百姓或因饥饿、或因得病而死，更多的人不得不流离失所。

从国家稳定的高度说，各种玄机经常会暗藏于大灾大疫之中，社会不安定因素一触即发。文明太后主持救灾工作，制定了赈济灾民的措施，使逃荒的灾民返回家乡，进而加入到抗震救灾工作中。同时，文明太后从国库中取出大量财宝救灾。为了增强大臣们的执政意识，还号召他们捐赠细软。朝廷对灾荒的态度，深深感动了百姓，巩固了北魏的政权。

公元490年(孝文帝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终于病倒。她自知自己不久将离开人世，对守侯在她身边的孝文帝说道：“我这一生始终为国家、为百姓着想，没做过什么亏心事情。我死了也要对得起国家、百姓，我的丧事务必一切从简。”九月，文明太后告别人世，时年四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