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杀兄弑弟的报应：自己多个儿子起兵谋反
太子和齐王虽然已经被除掉了，但是他们的十个儿子还在。对于李世民而言，这就意味着残存的政治异己势力还在、一种潜在的复仇力量还在！问题倒不是担心这十个年少和年幼的侄子长大后会揭竿而起替他们父亲报仇，而是谁也不敢保证，将来不会有心怀叵测之人利用他们的仇恨、打着他们的旗号来兴风作浪。所以，既然这场弑兄、杀弟、逼父的流血政变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么李世民只能按照它本身的惯性，把它进一步推向那个无可避免的逻辑终点——屠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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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如此，别无选择。
要说残忍，这或许是一种残忍。可是，这就是权力斗争的游戏规则。在这样的规则之内，每个人都是一颗身不由己的棋子。你或许可以选择充当什么角色，但你绝对无法改变角色固有的规定性。在历史和时代条件圈定的樊笼中，你只能更大限度地适应并利用规则，却绝对无力改变规则。换句话说，你可以在规则中游刃有余，但是你不可能溢出规则之外。进而言之，如果武德九年发生的是“昆明池之变”而非“玄武门之变”，如果这场巅峰对决最终胜出的是李建成而非李世民，那么李建成在杀掉秦王之后，会不会向秦王的儿子们挥起屠刀呢？
答案是肯定的。
所以，一旦历史选择了玄武门之变，一旦命运之神钟情于李世民，那么太子和齐王的十个儿子就注定在劫难逃！
六月四日这一天午后，当秦王府的两队飞骑奉命冲进东宫和齐王府的时候，李唐皇族的这些金枝玉叶立刻发出了恐惧而绝望的哭嚎。那十个年轻和年幼的亲王还未及从丧父的巨大哀痛中摆脱出来，死神便已伸出冰冷的白爪轻而易举地攫住了他们。
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的年龄。也许这对后世的读者是一件好事，因为人们的内心可以避免受到某种触痛。但是史书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在泛黄的史册里，他们也就是那么一小串毫无特征的符号、两三行容易让人忽略的文字而已。
李建成的五个儿子是：安陆王李承道、河东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训、汝南王李承明、钜鹿王李承义。李元吉的五个儿子是：梁郡王李承业、渔阳王李承鸾、普安王李承奖、江夏王李承裕、义阳王李承度。
这就是他们留在历史上的全部信息。虽然他们的年龄不详，可我们知道，李建成死时三十八岁，李元吉死时二十四岁，所以，他们的儿子能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更大的估计也不过弱冠之年，最小的很可能仅仅在蹒跚学步。
杀完太子和齐王的儿子们，秦王的部将还想杀光他们左右亲信百余人、籍没他们的财产。尉迟敬德竭力反对，他说：“一切罪恶，只在两个元凶！既然已经诛杀，就不能再扩大打击面，这样无法使人心安定。”李世民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屠杀行动才宣告中止。
同日，高祖下诏大赦天下，并称：“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其余党羽，概不追究；朝政事务一概交由秦王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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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五日，冯立和谢叔方主动投案，薛万彻仍然在逃。李世民不断宣传他的宽大政策，薛万彻才回到长安。李世民说：“这些人忠于他们的主人，是义士！”于是将他们无罪开释。
六月七日，李渊正式册封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下诏重申：“自今日起，无论军事、政治及其一切大小政务，皆交由太子裁决之后再行奏报。”
李世民成功了。
他不但以无与伦比的智慧、胆识和魄力一举扭转乾坤，翦除了政敌，取得了政变的成功，而且以高明的政治手腕和安抚人心的宽大政策，消除了暴力夺权后可能产生的政局动荡，从而顺利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储君之位！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大唐帝国的历史遽然掀开了新的一页。
这崭新的一页是如此恢弘而绚烂，以至于玄武门前那些殷红的血迹很快就将被新时代喷薄而出的万丈光芒所遮掩。然而，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却注定要成为李世民生命中永远无法痊愈的伤口，也注定要成为李唐王朝记忆中永远无法消解的隐痛。如果说李世民后来缔造的整个贞观伟业是一座辉映千古的丰碑，那么它的基座无疑是一个荒草萋萋的坟冢。
上面写着三个字——玄武门。
里面埋葬的不仅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也不仅仅是他们那十个年少和年幼的儿子，同时也埋葬着另一个李世民的灵魂。
也许我们必须把目光拉到贞观年间，才可能看清武德九年的这个流血事件是怎样深深地纠缠了李世民的一生……
“夫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为国仇。……生为贼臣，死为逆鬼。……吾所以上惭皇天，下愧后土，叹惋之甚！”
贞观十七年那个阴雨蒙蒙的春天，当第五子齐王李祐在齐州起兵谋反的消息传来，唐太宗李世民愤然提笔写下了这道谴责李祐的手诏。书毕，李世民泫然泣下、悲不自胜。
除了对齐王李祐的悖逆之举感到痛心疾首之外，李世民的脑海中，是否也会闪过武德九年的那一幕呢？当他颤抖的笔墨写到“背礼违义、弃父逃君；天地不容、人神共怒”这样的字句时，内心是否也会泛起一股深藏已久的惭悚和愧疚呢？而“上惭皇天，下愧后土”这样的感叹，除了是替李祐感到羞惭之外，会不会也包含着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谴责？而那潸潸而下的泪水，又岂止是为齐王李祐一人而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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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齐王李祐刚刚伏诛，这一年四月便又爆发了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太子事败后，又牵扯出了四子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悲愤莫名的李世民在公开颁布的诏书中称：“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魏王泰)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承乾患有足疾)，潜有代宗之望(夺嫡企图)，靡思孝义之则。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随后又对侍臣说：“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此后，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魏王李泰被贬为顺阳王，徙至均州。
当这种同根相煎、骨肉相残的惨剧差一点在李世民的面前重演时，历史惊人的相似性肯定会让他受到极大的震撼。从某种意义上说，担心被李泰所图、所以“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的李承乾就是昔日的李建成；而“潜有夺嫡之意”的魏王李泰则无异于当年的秦王李世民。
因此，此时的唐太宗才会痛定思痛地对后世的李唐皇族发出这样的警告——不要以为“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其潜台词是：人人心中都必须存一个“爱敬君亲”的“孝义之则”，任何人也不要企图把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生的事情当成一个效法的榜样！而且李世民还一再强调，从今往后不管是“太子失道”，还是藩王觊觎储君之位，一概要被贬黜；并希望以李承乾和李泰为前车之鉴，从而“贻范百代”，“传诸子孙，永为后法”！
然而，唐太宗李世民郑重要求后代子孙所遵循的规范和法则，其实正是当年被他自己彻底颠覆的东西。
虽说时移世易，角色的不同导致了行为和价值观的差异，但是李世民在处理李承乾和李泰一案时，心中肯定横亘着武德九年遗留下的道德阴影。对儿子们的谴责越是严厉而痛切，对“爱敬君亲”的“孝义之则”越是推崇和强调，就越发表明李世民一生中从来没有真正摆脱玄武门事件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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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贞观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李世民缔造这份赫赫功业的过程中，很可能一直有某种难与人言的潜在力量在参与和推动。
这样的力量是什么呢？
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一种“内在的自我救赎”。
当年夺嫡继位的手段越不光明，李世民为世人缔造一个朗朗乾坤的决心就越大；玄武门事变对李世民造成的隐痛越深，他开创贞观的动力也就越强；弑兄、杀弟、逼父、屠侄的负罪感越是沉重，他从造福社稷苍生的事功中寻求道德解脱的渴望就越加强烈！
从这个意义上说，贞观伟业又何尝不是一面巨大的“招魂幡”呢？
无论盛世贞观在后人的心目中获享怎样的景仰和尊崇，也无论它在历史上是一个多么光辉而伟大的政治典范，但是在李世民心中某个尘封的角落，它却可以是一种自我救赎的产物，也可以是一面招魂的旗幡。
换句话说，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失落在玄武门的东西，李世民将不得不用尽一生的岁月去寻找；对于父兄和弟侄在道德与亲情上的巨大亏欠，李世民也不得不用尽一生的努力去偿还。而这样的努力，也就构成了开创盛世的种种动因之中，那最不为人所知却又最不可或缺的一种。当然，这种努力对李世民本人来讲很可能是不自觉的、是极为隐晦而难以自知的。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灵魂的自我救赎”的确具有非凡的意义——就像是一种无上的信仰之于一个虔诚的信徒一样，它造就了李世民登基御极后的种种自律、宽宏和坚忍。唯其如此，它才能推动李世民从“个体的小我”走向“历史的大我”，从阴暗而血腥的玄武门，走向华丽而光明的贞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