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君如伴虎，只因押错宝，最后家败人亡！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宠信之臣身败名裂是很平常的事情。比如雍正年间的曹寅、李煦两家。

曹家后来出了一位大人物，就是写出《红楼梦》的曹雪芹。其实自清军入关，曹家就是满洲正白旗包衣，是皇帝家奴。曹雪芹的曾祖父是曹玺，因家族和皇室有这一层关系，所以也从王府护卫当上了内廷二等侍卫。而曹玺的夫人孙氏则是康熙帝的保姆。曹玺的儿子，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深得康熙帝赏识，17岁就做了康熙帝的侍卫。

1690年，曹寅去了江苏，出任苏州织造，专门负责朝廷内、宫廷里的绸缎布匹的织造。当然，他还有个秘密身份，就是皇帝的耳目；1611年，他又被调去江宁，仍管理织造。自此，织造成了他们的家族性职业。曹寅的儿子、继子均连任此职近40年。

李煦家和曹家相似，和康熙帝的关系都很特殊，李煦的父亲是李士祯，而李士祯原配的夫人王氏的哥哥是王国栋，王国栋又是康熙帝的宠妃—王嫔娘娘的父亲。此外，李士祯的继室文氏，像曹玺夫人孙氏一样，也是康熙帝的保姆。

这种千头万绪的关系，就形成了一张关系网。而这网，给他们网来了富贵，同样也网来了灾难。网来的富贵是，曹寅和李煦因这层关系而仕途顺利，飞黄腾达。由于深受康熙帝的信任，他们也都做着康熙帝的耳目和亲信，他们在江南任职时，都曾给康熙帝汇报江南各地官府动向及民心民情。

相比于曹寅，李煦任职较晚。1692年，曹寅从苏州去了江宁，苏州织造就由李煦接替。那时候，李煦还不适应这样的多重身份，特别是充当耳目要给皇帝奏报的事，让李煦很为难。因此在奏折中说：“臣无地方之责，不应读陈。”

康熙帝看了则鼓励他去做，还叮嘱他：“凡有奏贴，万不可与人知道。”

想要皇帝看到自己的奏折，即便是县令，七品官，也都要通过层层关卡，可曹寅、李煦则完全不需要通过别人，直接就能将奏折送到康熙帝手里。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某天，李煦在给康熙帝的请安奏折中，提到了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之事，他写道：“恭请万岁万安。窃闻提督江南全省军务臣张云翼，于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病患腰痈，医治不痊，于七月初三日巳时身故，年五十八岁，理合奏闻。苏州六月晴雨册进呈，伏乞圣鉴。”

李煦不知道，这奏折，已经犯了忌。既“恭请万岁万安”，说的是长寿之事，又怎么能说到别人的死亡？这样的两种事，是需要分别奏报的。好在康熙帝见他奏折中语气幽默，且因为对他信任，虽然心里不高兴，却也只是提醒他，让他两种事不要放在一起写，很不敬。李煦看到批示后，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谢罪、忏悔。

1712年7月，曹寅在去扬州办理刻印《佩文韵府》时，突染疟疾，病情很重，李煦去探病时，曹寅让他在奏报康熙帝时，向康熙帝讨要一些药。

康熙帝看到此奏报后，竟然朱批一段很长的文字：“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释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泻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金鸡拿(即奎宁)专治疟疾。

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万嘱！”

从此奏批中，不难看出康熙帝对曹寅病情的重视，对曹寅的关心。不仅如此，康熙帝又派快马送药到扬州，还给出时间期限，9日内必须到。虽然康熙帝为曹寅急送去了，但是曹寅因其他一些并发症的出现，不久之后还是辞世了。

对康熙帝的皇恩，曹寅和李煦时刻想报答，在康熙帝四次南巡里，两个人颇花心思，一路上随时随处恭迎，康熙帝喜欢的东西，他们挖空心思都要给呈上。好在曹、李二人的忠心，康熙帝能感受得到，他们也便步步高升。

1706年，李煦和曹寅分别被加授大理寺卿衔、通政司通政使衔。然而，为报康熙帝的恩，为表达对康熙帝的忠诚，李、曹二人在康熙帝南巡时，花了大量库银，致使苏州、江宁两地织造有了巨大亏空。这也成了后来雍正帝查抄他们家的一个把柄。

康熙帝对他们的宠信，也只维持到康熙帝病逝前。一朝天子一朝臣，雍正帝不喜欢他们，不仅不喜欢，还很厌恶他们，因为雍正帝的死敌—康熙帝的第八子胤禩，和这两家有姻亲，且几家走动很频繁。

李、曹两家确实也希望胤禩坐上皇位，这样他们的荣华富贵也就能继续延续了。因此，在财力上他们给了胤禩很大支持。

可惜，他们失算了，继位的是雍正帝，他们的灾难也由此开始。

1723年，雍正帝以苏州织造亏空巨大为由抄了李家；1727年，又以江宁织造亏空为由，抄了曹家。抄曹家时，再次揪出李煦为胤禩买侍女之事，倒霉的李煦再次入狱，最后被流放乌拉(今黑龙江境内)，两年后去世。

两个曾经被康熙帝“罩”着的显赫家族，最后因被雍正帝“恨”着而败落。从巨额亏空织造来看，他们罪有应得，实际上，他们只是做了权势斗争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