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治军到底有多严？看看他制定的军法军规

开国帝王在制定朝纲、驾飘群臣、发展经济、政治谋略、军事手段思想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推动着历史的进程。作为开国皇帝，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们都是当时的成功人物。解读开国皇帝，剖析中国历史，还原其真实的面目，可以让我们从中学到宝贵的人生智慧。今天历史网小编就给大家讲讲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

赵匡胤以仁德治天下。在建国之初，他以宽容的气度包容了后周的旧臣和周世宗的儿子；在治国的过程中，他对待将士和敌人将领也显示了一代仁君的宽容风范。对别人显示出宽容的气度，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宽容，对自己来说，是体现了自己博大的胸怀，使自己的眼界豁然开朗。对别人来说，做过的错事能够得到原谅，势必产生一种知恩图报的感激之情，为己所用。被后人称为宽厚仁慈的赵匡胤，在这方面做的要远比曹操高明许多即使是对待敌人，赵匡胤也充分体现出宽容和大度，不滥杀降卒，不惊扰地方，每攻占一地，必先安民，更何况对待自己的文臣武将呢？

早先赵匡胤在游历期间，曾一度衣食无着，到达当时的复州(今湖北天门)时，他去投奔父亲原来的同僚、复州防御使王彦超，希望王彦超能看在父亲的面子上，收留并提携一下自己闯出一番事业。可是，当时王彦超看到赵匡胤穷困潦倒，不愿收留他，只是看在他父亲面子上拿出十贯钱便打发了赵匡胤。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想到后来赵匡胤竟然当了皇帝，王彦超反而仍是一个臣子。一天，赵匡胤在宫中设宴招待群臣。酒酣耳热之时，赵匡胤偶然发现了正在座席之上的王彦超，不由想起了当年他流落时的窘况和十贯钱的事。

赵匡胤忍不住便问起王彦超：“昔日我落魄之时，到复州投奔于你，你为何将我拒之门外？”王彦超一听此话，立刻吓得酒意全无，惊慌中答道：“当时臣下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刺史而已，一勺之水哪里能够容得下您这条神龙呢？假如臣下我当时收纳了陛下，陛下怎能有今天呢？”赵匡胤听后，觉得回答巧妙，遂抚掌大笑，继续与大家喝酒作乐，此事也从此打住。事后，王彦超还担心赵匡胤会对自己不利，但最终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王彦超的官场生涯一直比较顺利。

赵匡胤在流浪期间遇到的另一件尴尬的事情是在随州(今湖北随州)。时任随州刺史的董宗本也是赵匡胤父亲的老友，他虽然顾及老友的面子，收留了落难的赵匡胤，但他的儿子董遵诲却打心眼里看不上赵匡胤，这个远道而来的流浪者，经常借故羞辱、打击赵匡胤。赵匡胤经过磨历也深知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所以处处忍气吞声，让着董家这位少爷。赵匡胤当上皇帝后，董遵诲也在朝中为臣，任骁武指挥使，每次见到赵匡胤都是心惊胆战，生怕赵匡胤提及旧事，治自己的罪。

有一次，赵匡胤在便殿之上召见董遵诲，董遵诲以为赵匡胤要和他算老账，自忖死罪难逃，便要自杀。他的妻子却表现出了不凡的见识：“等到皇上要你死时，再去死为时，不晚。万乘之主，岂会小肚鸡肠同你计较过去的一点私嫌旧怨？”在董遵诲朝见之时，有人因为听说皇上，的旧事，以为赵匡胤要治罪于他，便趁机上奏董遵诲的不法罪状十余条。企图落井下石，置董遵诲于死地。然而，如乎大家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赵匡胤不但没有治罪于董遵诲，反而令左右将他搀扶起来，和颜悦色地对董遵诲说：“我现在正在赦罪赏功，怎么还会算计以前的不快之事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仍然会重用你的。”董遵诲听完，深受感动，感激赵匡胤不念旧恶的宽大胸怀，决心以死效忠于皇上。

后来，董遵诲受命镇守边地，为通远军使，十分尽力，屡立战功。当董遵诲派人赴京向赵匡胤进献良马时，赵匡胤将自己所穿的珍珠盘龙衣脱下来赏赐给他。大臣们纷纷反对说，臣子不能穿这么贵重的衣物。赵匡胤却说：“我与董遵诲的关系不同于一般人，用不着计较很多。况且，我派他为国家戍守边地，也不能计较太多。”另外，当赵匡胤得知董遵诲的母亲流落在契丹人控制下的幽州，母子多年未得相见的情况后，多方设想，重赂边民，将他的母亲偷偷地接回来，使母子二人团聚。所有这些，都让董遵诲一家感激涕零，还怎能不为皇帝肝脑涂地、鞠躬尽瘁呢？

赵匡胤一向治军严明，对于胆敢违抗军令、不服从军纪的将士，他，一律按军法从事。即使是屡立战功的宿将老友，赵匡胤绝不纵容姑息，也能功过分明，奖功罚过。王全斌在国家统一过程中战功卓著，屡次受到嘉奖，并得到雪夜千里送裘衣的殊荣。但他在伐蜀时违背军令，擅自妄为，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遭到赵匡胤严厉斥责，最后丢官去爵，老死乡里。对于读书人，赵匡胤一向是宽厚大度的，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文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而且文人犯了过错，一般都会得到较轻的处罚。然而，人贵在有自知之明，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误，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处罚。

对于违反法令的官员，赵匡胤依律办事，尤其对那些贪赃枉法之徒，用《宋史·刑法志》中的话来说，就是“宋兴，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赵匡胤对玩忽职守的官员，或减俸或免官，或除名或降职。建隆二年(961年)，大名府馆陶县民郭贽状告官员括田不均。赵匡胤当即派人前往核查，查清后，将县令程迪施以杖刑并流放海岛，将括田使常准连降两级。对枉杀百姓、草菅人命的官员，大多处以极刑。即使当时没有发现，后来被人告发属实的，也同样予以追究严惩。据记载，开宝元年(968年)，监察御史杨士达因“鞫狱滥杀人”而被处以弃市之刑。

对于贪赃受贿、以权谋私的官员，大多视其贪赂的数量而量刑，一般处罚都比较严厉。因此，死于此事的官员也相对较多。仅开宝四年、五年这两年中，就有六位大臣犯此类罪行而被处以弃市或杖杀。其中，有右千牛卫大将军桑进兴因“监陈州仓受贿”而被弃市，监察御史间丘舜因“通判兴元府盗用官钱九十万”而遭弃市，太子洗马王元吉因“知英州受赃不法”而被弃市，殿中侍御史张穆因“通判定州犯赃钱百万”而遭弃市，右拾遗、通判夔州张恂因“受赃”而被弃市，内班董延谔因“监车营务盗粟，累赃数十万”而遭杖杀。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一直是儒家治世的千古良言。对别人宽容，并不是说明自己软弱，而是一种心态、一种修养。它包含的哲理其实非常深奥，也只有懂得此理的人才能够熟练地运用这种技巧。俗话说，与人方便，便是与己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穷追猛打。宽容之心与狭隘之心对比，更能显示出不同的效果，一个是收天下之心为己用，一个是夺己之财富于无形。对于智者而言，大多以宽厚见长，因此也为自己留下一个宽厚的好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