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蜀吴三国的主公相比较，谁的能力更强呢？
魏蜀吴三国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曹操、刘备、孙权三位主帅个体之间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也是经济的比拼。
在中国历史上，三国鼎立的局面维持了七十多年——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始，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一片降幡出石头”吴主孙晧投降，三国归晋止。魏蜀吴三国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曹操、刘备、孙权三位主帅个体之间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也是经济的比拼。影响和决定魏蜀吴三国兴衰沉浮的各种内在、外在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主帅的能力素质、人才队伍建设、经济发展三个方面的原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国主帅哪家强，各有优劣没蓝翔——曹操、刘备、孙权能力素质评估
人生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一个人的性格品质，决定了人的能力素质。三国主帅的人生历程各不相同，总体上看，曹操是最艰难的，孙权是最幸运的、刘备是最侥幸的。
曹操在曲折中奋进，其性格特征是刚性的——敢作敢为，过而能改。
东汉末年的乱世之中，曹操在逐鹿群雄中无疑是一位成功、强势的领导者。在政治上，他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占尽优势。在经济上，他逐步统一兖、冀、幽、并等广大地区，为中国北方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开创性地实行屯田制，百万大军亦兵亦民，魏在三国中可算是国最富、兵最强。在军事上，他破袁术，灭吕布，定徐州，收张绣，败袁绍，征乌桓，平马超，降张鲁，虽有赤壁之败，仍不失杰出军事家的历史地位。在文化上，以曹氏三父子和“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引领文坛百年 *** 。
影响曹操人生成就的决定性性格因素有四个方面：
一是大事清醒——明。曹操政治头脑敏锐，在各种重要历史关头，总能站对立场走对路：他拒绝伙同王芬、许攸谋废灵帝；关东诸将欲立刘虞，曹操坚持“诸君北面，我自西向”；至死不篡汉称帝，等等。招揽人才和严明赏罚也是他非常关注的大事，比如严明赏罚方面，他讲求“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旗帜鲜明，一以贯之，谋臣武将都甘愿为其效命。于禁在执行战场纪律时，冒犯了曹操的嫡系部队青州兵，而他不怒反悦，封于禁为益寿亭侯。
二是敢闯敢干——勇。曹操当洛阳北部尉时，敢于毙杀“十常侍”之一蹇硕的叔父；董卓乱政后，他“散家财，合兵得五千人”，拉起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讨伐董卓时，以袁绍为盟主的各路诸侯“莫敢先进”，唯有曹操敢于领军西征；官渡之战，曹操敢于“以至弱当至强”；征乌桓，敢于“堑山堙谷五百馀里，经白檀，历平风，涉鲜卑庭，东指柳城”。中青年时期的曹操冲劲十足，但行事不免偏于冒失、残暴，比如，激反张绣，屠戮徐州等等，犯过不少错误，走过不少弯路。中后期，尤其是赤壁之战后，曹操行事日渐稳健，甚至趋于保守，比如收降张鲁后，适可而止，不敢直取成都、“得垄望蜀”。
三是百折不挠——韧。曹操一生经历了四次大败：一败于徐荣，二败于吕布，三败于张秀，四败于孙刘。败得最惨的一次，也可以说曹操人生的低谷，当数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再次进攻陶谦的时候，他认为最可靠、甚至可交付后事的朋友张邈背叛了他。曹操失去了根据地兖州，流离失所，非常落魄，甚至考虑寄人篱下，投奔袁绍。但是，每次失败之后，曹操都不灰心，不气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总结经验，重整旗鼓，再次投入战斗，因此，曹操总能遇挫弥坚，不断冲出困境，走向胜利。
四是从谏如流——智。曹操的胸怀是比较开阔的，只要是于他有利的意见和建议，他大都能够虚心接受。他的许多得意之作，其实都是麾下谋臣智囊的集体智慧：许下屯田是毛玠的建议；先平吕布，后取徐州是荀彧的谋略；西迎天子、定都许都是荀彧、董昭的建议；乌巢劫粮，是许攸的主意；远袭乌桓，是郭嘉的智谋。——领导者不可能事事都思虑详熟、棋高一着，但只要能集思广益、虚心纳谏，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是“高人”。
刘备在夹缝中求生，其性格特征是柔性的——委曲求全，蜇伏待机。
刘备被后世美化成一代仁君、德义的楷模，历史上真实的刘备并不一定这么完美。《三国志》开篇记载他虽以“贩履织席为业”，但“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好交结豪侠，年少颇附之”，一副浪荡纨绔子弟的形象。陈寿评价，“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我认为，刘备有高祖之风而无高祖之能，有高祖之器而无高祖之识。刘备的一生是带有悲剧色彩的，以颠沛流离开局，以惨败夷陵、白帝城托孤结尾。
其人生轨迹可用三句话归纳：
一是韬光养晦——紧咬一个“忍”字。《三国志》记载刘备“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这既说明刘备城府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他是个理性、克制、坚忍的人。刘备的一生是比较曲折的，他奔公孙，从吕布，依曹操，投袁绍，附刘表，结孙权，四处寄人篱下，颇有点“丧家犬”的味道。入主益州前，刘备属于乱世夹缝之中的弱势群体，其自保之术只能是和光同尘、韬光养晦、以曲求伸。刘备与袁术对峙的关键时刻，吕布偷袭下邳，虏其妻子，刘备只能忍气吞声，“求和于吕布”。《吴历》记载，刘备为了防备曹操迫害，“时闭门，将人种芜菁”；与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时，他瞒天过海，假装惊失匕箸。寄身荆州时，他建议趁曹操北征乌桓时乘虚进攻许都，刘表不采纳，他也无可奈何，不再强求。刘备早期这种类似“寄生虫”的经历，一定程度上使他的忧患意识异于常人，坚忍之术也异于常人，甚至还带有一点怯惧的味道。诸葛亮说他“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每次进到夫人的房间都“衷心常凛凛”，真可谓是忧惧到家、坚忍到家了。
二是见机而作——苦等一个“时”字。刘备的韬光养晦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暗中使劲、徐图自强。无论处境如何艰难，他都不堕青云之志，一直帝室之胄为标榜，以匡扶汉室为己任，成语“髀肉复生”就是刘备对老之将至、功业不建的感叹。在公孙瓒手下，他不失时机拉拢赵云；在曹操手下，又与董承密谋诛杀曹操；在袁绍手下也不安心，“阴欲离绍”；在刘表手下，多方交接荆州豪杰，以至于“表疑其心，阴御之”；在刘璋手下，刘备更是无所忌惮，“北到葭萌，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取刘璋而代之的政治野心昭然若揭，待到时机成熟，便寻找借口，进围成都。所以，刘备的韬光养晦，是为了等待时机，只要历史机遇来了，他就会象“救命稻草”一样牢牢抓住不放，趁势而上，一飞冲天。对此，有些独具慧眼的人洞若观火：周瑜提醒孙权，“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程昱和郭嘉反复建议曹操杀刘备，尤其是程昱，《三国志》记载了他给曹操的建议，“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在曹操派刘备、朱灵率军拦击袁术的时候，这两位谋臣极力劝说“刘备不可纵”。可是为时以晚，刘备从此如蛟龙入海，一生以曹操为敌。
三是收揽人心——力行一个“德”字。刘备的名言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临终给儿子刘禅的遗言是“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刘备的仁厚、义气，在《三国演义》中被大书特书、极力渲染，正史上也有多处记载。《三国志》和《魏书》都讲了刘备作平原相时，郡民刘平派刺客杀他的事，最终“客不忍刺，语之而去”。最能体现其仁义的，是赤壁之战前刘备的“两个不忍心”：一是诸葛亮劝刘备乘刘表之丧攻襄阳、取荆州时，刘备说“吾不忍也”，没有采纳；二是荆州父老十余万众随刘备转移，刘备不忍遗弃，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但是，刘备不是一味恪守仁义的腐儒，而是个政治家，所谓的“仁义”，也只是他收拾人心、壮大队伍的政治宣言，一旦危及到根本利益的时候，“仁义”也可以抛之脑后——曹军急速追击到近前的时候，刘备照样舍弃十万荆州父老而去，仓皇逃命。《九州春秋》记载，庞统劝刘备取益州时，他先是大言炎炎：“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当庞统再进一步劝说“今日不取，终为人利”之后，他立即撕下仁义道德的面具，反攻刘璋，直逼成都。一路捷报频传，刘备高兴之极，“于涪大会，置酒作乐，谓统曰：‘今日之会，可谓乐矣。’”这时，连建议夺取益州的主谋庞统都看不下去了，说：“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此时的刘备哪有半点仁义君子的风范与作派？！
孙权在守成中进取，其性格特征是中性的——宽威并济，和谐持重。
孙策在临终前对他时年19岁的弟弟孙权的评价是：“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历史证明，孙策的评价言之过早，无论是保江东也好，与天下争衡也好，孙权都不在孙策之下。孙权承父兄之业而据有江东，虽是守成之君，但他的能力素质乃至历史功业与曹操、刘备相比，并不逊色，以至于比他大27岁的曹操无限感慨：“生子当如孙仲谋！”
孙权的能力素质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能文能武。孙权比较好学，他说自己“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他虽然没有象曹操一样“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佳句传世，但诸多言谈之中，无不显露出其深厚的文史底蕴。他喜欢用两汉历史人物类比身边诸大臣，还劝戒吕蒙、蒋饮等青年将领要抓紧时间读书，提高综合素质。孙权带兵打仗在历代君王当中，也是比较强的。《三国志》记载孙权喜欢游猎，特别喜欢与虎为敌，在38岁时，他“亲乘马射虎于堎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孙权骑射术非常好，史料对此没有正面描写，但《献帝春秋》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孙权征合肥的时候，被张辽袭击，险象环生，差点被俘。“张辽问吴降人：‘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曰：‘是孙会稽。’”孙权被久经沙场的魏国大将称赞“善射”，可见其箭术不差。
二是能统能分。孙权主政江东时的形势是比较危急的，《三国志》介绍：“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面对复杂形势，孙权一方面尊重和信用父兄时代的老臣，“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周瑜、程普、吕范等为将率”，另一方面不断培养、发现年少才俊为其所用，“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始为宾客”，很快稳定局面。尤其是在八年之后取得赤壁大战的胜利后，孙权在东吴一言九鼎的核心领导地位从未动摇过，甚至发展到后期的恣意妄为、果于杀戮。与此同时，孙权也能放手让将帅发挥主观能动性。赤壁之战中，他对周瑜充分授权，夷陵之战时对后起之秀陆逊更是信任有加。史载：刘备死后，吴蜀关系缓和，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孙权专门刻了个自己的官印放在陆逊处，“权每与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如此信任，如此放权，确属难得。
三是能伸能屈。总体上看，孙权是一个比较强硬的人，其个性张扬的一面俯拾皆是：比如，他在欢宴时亲自给大家行酒，虞翻假醉不喝，他非常生气，“手剑欲击之”。孙权对张昭赤壁之战前主降一直耿耿于怀，不但至死没让张昭当过丞相，在矛盾最激化的时候，孙权甚至拔刀相向，“土塞其门”，进而“烧其门”——对张昭这样的两朝元老尚且如此，其他人等更不待言。但在历史上，孙权的忍术也很出名。陈寿评价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这主要是指他“不遑外御，卑词魏氏”——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攻濡须不成，“引军还”。孙权为了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主动“令都尉徐详诣操请降”。尤其是在“白衣渡江”，袭取荆州后，为了避免两面受敌，孙权“上书称臣于操，称说天命”，劝曹操称帝。夷陵之战爆发前，孙权积极开展外交斡旋，向曹丕“遣使称臣，卑辞奉章，并送于禁等还”；曹丕要求上贡明珠、象牙等宝物，孙权也有求必应。对于刘备，孙权先是“遣使求和于汉”，“先主盛怒不许”，之后，他任用陆逊火烧刘备连营七百里。大胜之后，孙权又主动“遗使请和”——见好就收，给刘备一个台阶下，同时搞好与魏蜀两国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