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戏曲家，李渔为何一生都在哭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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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起“走穴”的祖师爷，则非明代戏剧家李渔莫属。他的横溢才华使历代文人仰慕，却也有人瞧不起他，比如同侪袁于令对他的评价—“性龌龊，善逢迎，游缙绅间，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者”，几乎成了后世提及他时绕不过去的黑料。
可李渔真有这么不堪吗？倒也未必。他虽热衷声色，自称“登徒子”，但这不过是风流文人的习气，一不偷二不抢，算不上什么“秽行”。所谓“其行甚秽”，大概是说他捞钱不讲手段，终日仰富贵人家的鼻息，有损文人气节。
文人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们要么考官领俸禄，要么教书赚束脩，抑或刊发文集谋求稿费，大略来看都算体面。韩愈曾靠为人写歌功颂德的墓志铭赚钱，备受诟病；郑板桥明码标价售卖字画虽成风流轶事，但到底不是正途，难免落下话柄；而李渔就更出格了，屡试不第后索性做起编剧，并顺手创办“文娱培训经纪公司”，基本算是越跨界越“媚俗”。
他买来一批资质良好的家妓，指导她们排练歌舞，组成“偶像练习生天团”，然后广泛联系达官贵人，争取上门演出的机会。家妓能否顺利“出道”全凭运气，但李渔一定稳赚不赔。他深谙“市场经济”的精髓，谈价毫不忸怩，演出规格及收费标准完全“看人下菜碟”—地方小官听个零碎曲子，就算给些粮食他也欣然接受；而真正的富豪要想看“大场面”，绝不是几个小钱就能打发的。
几十年间，“李家戏班”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李渔曾自豪地说：“负笈四方，三分天下几遍其二。”“走穴”带来的利润也很可观，他曾购置多处别墅，其中最著名的“伊山别业”富丽堂皇，楼台舞榭皆备，还养了好几房姨太太，花木如锦，美人如云。
但李渔一生都在哭穷，说自己走南闯北“得金者颇少，得句者颇多”，似乎“走穴”的文化效益大于经济效益。他甚至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自己“往吸清风，归餐明月”，仿佛他的戏班是专搞慰问演出的慈善组织。他之所以这么卖惨，一是放低姿态以求更多施舍，二是假装贫寒以免仇富攻击。如今走穴者少报收入多是为了偷税漏税，李渔却是在用“餐风饮露”的形象为自己的文人气节“挽尊”。
李渔“走穴”之所以如此成功，除了他的个人才华，也得益于当时重视“文娱产业”的社会风尚。明朝中期以后，稍有才华的文人墨客几乎都被士大夫“包养”了，他们需要吃饭，而士大夫需要“扶持文艺发展”的美名，相处得无比和谐。在这种情况下，颇有文艺底蕴的“李家戏班”自然备受欢迎，得以闷声发大财。
然而真心“扶持文艺发展”的士大夫只是少数，其余都是附庸风雅，要想赚他们的钱，李渔不得不强接地气，摆出一些难看的“吃相”。只要酬金够丰厚，他可以抛开“老板”的身份，亲自涂脂抹粉地上台演出，并用一些恶俗桥段迎合观众。他曾隔着帘子为富家子弟唱曲，还包揽了举杯劝酒的活儿，兴到浓时纵谈“房中术”，引诱他们一掷千金。
李渔“走穴”的秘诀可概括为四点：广吸眼球，高调要价，隐瞒收入，雅俗参半。这四点几乎被如今的文娱团体完美传承，说他是“走穴鼻祖”毫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