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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为何会多数师从儒家?与什么有关

中国历史6年前 (2018-10-18)110

法家与儒家都是诸子百家的代表之一,它们在思想主张上都各不相同。对此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历史网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子夏堪称孔子关门弟子,名列“孔门七十二贤”或“孔门十哲”,却教出了二个法家弟子,即李悝、吴起。战国中期的商鞅,郭沫若考证是李悝弟子,子夏的徒孙。将子夏视为“贱儒也”的荀子,一生最有名的两个弟子是李斯与韩非子,而这两人是战国后期的法家代表。

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为何会多数师从儒家?与什么有关

可以说,尽管法家思想源远流长,但战国时期的法家人物与儒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不免让人奇怪,儒法天然对立,为何战国法家代表多数师从儒家?

杀气腾腾的孔子

一直以来,儒家给人的印象是迂腐、柔弱、满嘴仁义道德,但孔子倡导君子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招之即能上阵杀敌。在战争频繁、“野人”出没的春秋晚期,孔子一群人周游列国,岂能只靠嘴上忽悠,岂能手无缚鸡之力?更为可怕的是,在孔子思想中还有杀气腾腾、严刑峻法的一面,不信且看以下二件事。

《春秋》的作者是孔子,这本书出现之后,就让很多叛逆者坐立不安。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之所以惧怕《春秋》,肯定不是因为《春秋》会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是在于《春秋》讲述专政、崇王(周天子),字里行间清晰地表达出了对乱臣贼子采用严刑峻法的思想,因而乱臣贼子才会害怕。清朝史学家章学诚评价:“申(申不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

《韩非子》中记载了一件事,谈到“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认为量刑过重,但孔子认为:“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也。”说到底,孔子赞同法办弃灰于道者,汉朝时大儒刘向将之挪到了商鞅头上,成为商鞅严刑峻法不得人心的罪状之一。

在针对乱臣贼子时,孔子明确的是喊打喊杀,主张严刑峻法;在针对百姓时,他说过“政宽 *** 慢,慢则纠之以猛;猛 *** 残,残则施之以宽”,就是政令太宽容时百姓就会轻慢无礼,这时就要用严厉的礼法纠正,政令过于严厉时百姓可能凋残不堪,就要用宽松的政令缓和他们,这符合孔子的“中庸思想”,让百姓处于不宽不严的境地。可见,孔子主张恢复周礼、以仁治国不假,但并不一味地软弱,如今人们印象中的“圣母”类型孔子思想,不过是后世儒家改造后的结果,并非孔子原汁原味的思想。

与时俱进的子夏

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为何会多数师从儒家?与什么有关

儒家与法家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儒家崇古,希望恢复周礼,法家法今,追求与时俱进。以子夏的人生经历来看,主张与时俱进的成分更多。

子夏非常聪明,常常因为独到见解得到孔子赞扬,但孔子认为子夏在遵循仁和礼的方面有所不及,因而告诫子夏:“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所谓“小人儒”,就是指无远大见识,只追求眼前小功利的儒者,细品一下,这是不是与儒家对法家的看法相类似?

事实上,孔子告诫子夏并未过于重视,在孔子去世后子夏不像颜回、曾参等人一样严守孔子之道,他重点不再关注“克己复礼”,而是提出与时俱进的当世之政,一套延展儒家正统政治观点的政治及历史理论,因此子夏才会教出诸多法家弟子。

子夏担任莒父县令时,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主张“做官取信于民,然后才能使民效劳”。想要取信于民,其手段就必然要与时俱进,否则如何取信于民?同时,取信于民时与使民效劳,不可能单纯地依靠道德仁义,还需要一定的法令条文。

与此同时,在对待乱臣贼子上,子夏比孔子还要直接、还要杀气腾腾。《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了子夏对《春秋》乱臣贼子的态度:“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也就是说,《春秋》告诉我们,对于奸佞之徒必须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也就是说,子夏虽然是孔门大儒,但他既继承了孔子又有所发展,所以子夏才会教出田子方、段干木、禽滑釐(后来专为墨家)这样的儒家门徒,又教出李悝、吴起这样的法家改革者。

人性本恶的荀子

荀子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更好的治国理念,故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的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但在思想上,却又提出了诸多利于法家的观点,比如以下三条:

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为何会多数师从儒家?与什么有关

首先,人心本恶说。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因为人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都是天生性恶,后天的贤愚不肖的差别是由于“注错习俗之所积耳”。而性本恶是法家的理论基础。

其次,隆礼重法说。对礼法、王霸之争,荀子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认为礼法并举、王霸统一,但礼高于法,礼为法之大本,“法治”为“暴察之威”,“礼治”为“道德之威”,法治至其极也不过为“霸”,而不能成“王”,礼义才是立法的精神。

第三,厚今薄古的“法后王”说。荀子认为“先王”的时代久远,事迹简略,不如近世的后王可靠,所谓“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就是“法先王”必须通过“法后王”的途径才能实现,这无疑与儒家崇古相矛盾。

说到底,荀子认可孔子的礼治、王道等理论,但在实现方式上却有不同看法,反而与法家更为接近。这样的荀子,教出李斯、韩非子等几个法家弟子似乎并不值得奇怪。

对于儒家与法家的关系,郭沫若一语道破:“前期法家渊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礼制(礼仪制度)的一派。礼制与法制只是时代演进上的新旧名词而已。”儒法看起来差别很大,实际上两者内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子夏、荀子等人教出法家弟子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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