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临死前都立了哪些人为辅政大臣呢？
公元前87年，一代雄主汉武帝刘彻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历史网小编一起往下看。
虽然，武帝曾经因为害怕死亡，而做过很多糊涂事，但是，当其真的在面对死神的那一刻，这位统治了华夏大地五十余年的铁血帝王，却依然恢复了往日的睿智与帝王风采。
在临终之际，他颁布了一生之中的最后一道圣旨：
立年仅8岁的少子刘弗陵为帝；同时册封霍光为大将军、大司马，金日磾(mi di )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共领尚书事，辅佐幼主。另，晋封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参与朝政。
丙寅，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
帝姊鄂邑公主共养省中，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领尚书事。
可能很多朋友对上面的这段史料不是很敏感，那么，青史君就稍微解释一下，其中的微妙之处：
首先，按照汉武帝的遗诏，我们可以很容易得看出这届“托孤班子”的排位顺序：
一把手——大将军、大司马霍光；
二把手——车骑将军金日磾；
三把手——左将军上官桀；
老末——御史大夫桑弘羊。
另外，在这四人中，前面三位属于“政治局常委身份”(领尚书事)，而桑弘羊虽然是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却只是个列席委员(不领尚书事)。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因为，在汉武帝颁布这道遗旨之前，霍光的官职不过是光禄大夫与奉车都尉——机要秘书、武帝的专职司机；
金日磾的身份则是光禄大夫、驸马都尉——机要秘书、武帝的副车(备用)司机；
上官桀虽然官居太仆、位列九卿，但他的主要职责是饲养战马；
而排在老末的桑弘羊呢？
论资历，从13岁开始，他就是汉武帝的伴读，直到武帝驾崩依然伴随左右。这样的资历，不要说霍光、上官桀这些后起之秀，就是放眼整个大汉，似乎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其面前“摆谱”；
论官职，桑弘羊历任大农中丞，治粟都尉、搜粟都尉等重要官职，一直掌管着大汉帝国的财政命脉，还赐爵左庶长——更是那些小秘书和“弼马温”所比不了的；
论忠心，能够在以刻薄寡恩著称的汉武身旁屹立五十余年而不倒，说他不是汉武帝的“自己人”，恐怕武帝自己都不信！
然而奇怪的是：不论是忠心、资历、还是官职、能力都是上上之选的桑弘羊，却被汉武帝排在了“托孤班子”的最后；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今天，青史君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其实，一直关注青史君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汉武帝的四大托孤重臣，青史君差不多都写完了，唯独这个桑弘羊，一直处于拖稿状态。
这并不是我在偷懒，而是史书中关于他的记载实在是太少了(由于桑弘羊后来的所作所为极大地“侵犯”了，掌握着古代社会话语权的豪强士绅阶级利益，所以他一直被所谓的正统所鄙弃)。
在翻遍《史记》和《汉书》之后，青史君只能大致地勾勒出桑弘羊的成长经历：
桑弘羊，河南洛阳人，出生于公元前155年(比出生于公元前156年的刘彻小一岁)；按照司马迁的记载，桑弘羊属于标准的“富N代”。
但是，在这位富家少爷身上却没有一点奢华浮躁之气；由于天资聪颖且吃苦好学，少年时期的桑弘羊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天才少年。
弘羊，洛阳贾人之子，以心计(精于心算)，年十三侍中。
机会总是留给有实力的人——公元前142年，13岁的桑弘羊被汉景帝选中，成为了大汉储君、太子刘彻的伴读。
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对于这一时期桑弘羊的具体表现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位天才少年绝对能力不俗且非常“有眼力劲”。
为什么这么说呢？
答案很简单：桑弘羊所伺候的主子刘彻， 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难搞的爷”——不管是心腹爱将还是狗腿子，只要稍微让武帝不满意，那么99%以上的概率，就会被剁了(具体可以参考张汤等人的经历)！
而桑弘羊能够在武帝身旁待那么久，却相安无事，就很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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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兜兜转转，就来到了公元前119年。
此时据汉匈正式撕破脸皮的公元前133年(马邑之谋)，已经过去了14年；据卫青之一次出击匈奴的公元前129年，已经过去了10年。
虽然，在“文景之治”后，大汉帝国国力雄厚：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平准书》
但是，任你有金山银山，也经不住“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十年折腾。
公元前119年，在大汉国库即将告罄的情况下，郑桓公的十九世孙、大汉帝国的财政部长(大司农)郑当时，向汉武帝提议：盐铁专营——由国家出面，接管所有的盐铁生产、售卖。
在这里，青史君要插一句：说起“盐铁专营”，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桑弘羊的提议，也有人说这是西汉时期之一全能型人才张汤的提议；但是根据史书记载，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其实是：管仲，就是帮助齐桓公称霸的那位。
早在《管子》一书里，就有官山海一说，即由官府垄断经营山海之产；而当时的山海之产主要是铁和盐。
不过，由于后来的桑弘羊实践能力太过出色，以及那场著名的“盐铁会议”，所以就让人产生了错觉，以为这是他的杰作。
好了，我们接着往下说。
在国家财政不行的情况下，为什么郑当时要重提“盐铁专营”呢？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西汉早期的国家财政问题：
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由于西汉建国时的大部分官员都有爵位在身(有自己的封邑)，所以中央 *** 就不需再重新给他们发放工资；故而，从刘邦开始，西汉中央 *** 就一直实行“小 *** 主义”政策(藏富于民)——少收税、不折腾。
像后世封建王朝一直垄断的盐、铁、矿产等资源，西汉 *** 根本不予管控，甚至是连铸币权，都下放到了民间(在 *** 之后，就产生了诸多的豪强、大家族)。
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於天下之经费。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虽然这样的政策确实有利于恢复整个国家的元气，进而开创盛世；但是却有一个极为显著的弊端：由于中央 *** 缺少应有的财政收入(支配)权，那么一旦天下有事，整个大汉王朝随时就有可能因为财政问题而瘫痪。
毫无疑问，在汉武帝执政的大有为时期，西汉王朝原有的财政政策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故而，变革势在必行！
那么，汉武帝改革的之一步为什么会首推盐铁专营呢？
原来，早在当年管仲就曾算过这样一笔账：在一个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里，如果有100万纳税人(古代的流民和黑户情况非常之多，所以真正登记在册的纳税人非常之少)，那么，每人每月征收30钱人头税，一个月只能收税3000万钱；而如果将食盐每升加价2钱，按照维持正常人基本生理需要的用量计算，1000万人口(不管是谁都要吃盐，所以基本可以排除逃税漏税的情况)却可以得到6000万钱的收益。
在《管子。海王》中，就有维持正常人基本生理需要食盐的用量统计：，大男(成年男子)食盐五升少半，大女(成年女子)食盐三升少半，吾子(小孩子)食盐而生少半。
而铁器，基本也与食盐类似——在农业社会里，想要提高生产效率，铁器就绝对是必需品，市场需求巨大(而且国家控制了铁矿，也等于是控制了武器源头，可以更加保证社会稳定，可谓一举多得)。
很明显，谁要是掌控盐铁生意，就等于是拥有了一座取之不竭、用之不竭的宝库。
题外话：在国家财政收入不足之际，汉武帝是想着如何开源，而不是紧着一只羊薅羊毛(增加农业税)，这样的格局思维，不知比崇祯皇帝高了多少倍！青史君在想，如果崇祯皇帝当时能够适当地往东南看一看，将所谓的商业税收上来，而不是可着劲地逼农民，也许大明朝就不会亡了吧？
又扯远了，我们继续说吧。
对于“盐铁专营”之后的隐藏的巨大利益，谁才是汉武帝最放心的掌门人呢？
史书上是这么说的：
元狩四年壬戌，公元前一一九年冬，以东郭咸阳、孔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咸阳(人名)，齐之大煮盐；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
虽然，在初行盐铁专营之初，汉武帝破例将两个专业对口的商人，提拔为分管盐铁的主要领导，但是很明显：那个“以计算用事”的桑弘羊，才是这个三人小组的核心，是汉武帝最放心的自己人！
从此之后，将理论与实践有效地统一起来的桑弘羊，就如突然“开窍”了一样，对西汉王朝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比如均输法、酒榷(que)、算缗告缗等等等等(这些具体的经济措施由于不在本文的主旨之内，青史君就不一一解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
桑弘羊的所有经济改革基本可以总结为一句话：一改西汉王朝早期藏富于民的国家政策，全力实施 *** 干预，让中央 *** 彻底掌握国家财政的控制权(桑弘羊也由此得罪了许多既得利益者，这也是他一直名声不太好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但是，不论那些所谓的“贤良文学”如何抹黑桑弘羊，有一个事实，却是他们无法否定的——大汉王朝的宏图伟业是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持的，而从公元前119年，开始执掌国家财政，到公元前80年被杀身亡，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桑弘羊一直是大汉帝国的之一理财师。
故而，尽管司马迁本人也对桑弘羊的所作所为很是有些看法，但是在《史记·主父偃列传》里，他还是由衷地写下了一句：运筹则桑弘羊——大汉帝国的财政收支平衡就靠桑弘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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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奇怪的是，位高权重且对大汉王朝忠心耿耿的桑弘羊，后来竟然死于谋反！
我们先来看一下史书原文：
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盐、铁，为国兴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于是盖主、桀、安、弘羊皆与旦通谋。
很明显，史书上对于桑弘羊为什么参与上官桀等人的谋反行为，是这么解释的：
之一、在霍光掌权之后，国家政策转变，所以在公元前81年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对于桑弘羊的所有为政举措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批判。最终，实干家桑弘羊弄不过“嘴炮”贤良文学，于是，桑弘羊由于在朝堂上失去地位(实权)而心怀不满；
公元前八一年春，秋，七月，罢榷酤官，从贤良、文学之议也。
第二，桑弘羊曾经想要给自己的子弟亲信谋求官职，但是霍光不同意，于是二人交恶(青史君认为是诬陷)；
当然，这些都是表面现象！
很多爱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霍光之所以会和桑弘羊过不去，完全是因为权力之争。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桑弘羊连个常委都不是，为什么霍光会大费周折地和桑弘羊过不去呢？
其实，这完全是因为桑弘羊和霍光所代表的的是两种治国理念！
在上文我们已经介绍了——为了汉武帝的宏图伟业，桑弘羊一直实施的是积极干预的政策。
那么，霍光主张的是怎样的执政方针呢？
史书上是这么说的：
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景之业焉。
可是，作为汉武帝钦定的首席辅政大臣霍光，为什么会在武帝死后，全盘否定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桑弘羊的主张)呢？
其实这并不是，霍光“叛变”了，而是汉武帝让他这么做的：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上面这几句话出自，中国历史上之一篇帝王“罪己诏”——《轮台诏》。
说起这个诏书啊，很多人的之一关注点是“罪己”——那个强势了五十多年的汉武帝终于认错了！
但是，青史君认为《轮台诏》的精髓之处，其实在于上面几句话——它们的出现，等于是直接宣布了汉武帝对自己死后，整个国家方向的规划。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汉武帝没有把能力和忠诚都是上上之选的桑弘羊，排在辅政之臣的首位了！
因为，汉武帝要的是一个能够执行他新思想的“秘书型人才”(霍光)，而桑弘羊所代表的旧势力，迟早是要被放弃的。
其实，早在颁布《轮台诏》的公元前89年，汉武帝就已经将桑弘羊调离了搜粟都尉的职位：
由是不复出军，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
但是在两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87年，当汉武帝驾崩之时，那个被调离中央的桑弘羊，又突然成为托孤之臣。那么，汉武帝这一来一回的迷之操作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深意呢？
青史君认为：这意味着在这两年的时间内，大汉王朝的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武帝晚年大汉经济即将崩溃，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汉武帝又将桑弘羊拉了回来，想让他在帮助霍光渡过难关；但是汉武帝知道，桑弘羊所代表的为政方针迟早是要被彻底废除的，所以，武帝虽然将桑弘羊拉进了托孤班子，却没有给他领尚书事的身份。这意味着，从彼时开始桑弘羊早已被武帝放弃了。
所以说，政治无情——虽然我信你、用你，但是如果放弃你，有利于江山社稷的话，那么，也就对不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