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为何会输给李自成？其实崇祯脱不开干系
“传庭死而明亡矣”，孙传庭输给李自成，看似是军事上的失败，实则是大明王朝系统性崩溃的直观体现。真正该背锅的正是以勤政闻名的崇祯皇帝，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历史网小编一起往下看。
由于封建制度的局限性，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王朝走到晚期，都会陷入综合性的困境，而明朝的危机来得尤其猛烈。
在内部，由于政治极度腐败，土地兼并情况空前恶化，皇亲贵族、地主豪绅侵占了绝大部分耕地，再加上天灾人祸的不断发生，导致千百万的农民衣食无着落、只能铤而走险求生机。于是，在天启晚期，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就拉开了序幕，随即愈演愈烈、以至于席卷了全国过半的土地，明王朝的统治基础被撼动；
而在关外，原本游荡在东北地区的后金强势崛起，持续不断地对中原进行袭扰、掠夺，对明王朝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崇祯皇帝想要挽救局势、渡过危机，必须解决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各种难题。然而可惜的是，以他为首的统治群体虽态度积极，但实际结果却非常糟糕，不仅未能化解矛盾、解决危机，反而导致了矛盾愈演愈烈，最终无法挽回。
纵观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的表现，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来总结他的执政特点：乱。在应对大明王朝的复杂危机时，崇祯以及他的助手们毫无章法，谈不上什么大局观，而且还经常举棋不定、自相矛盾。
首先，他只盯着具体问题，却不能从全盘考虑的角度对根本动刀子。
崇祯皇帝是出了名的勤政、忙碌，他那些浩瀚的工作，实际上可以分为任免官员、对付后金、清剿起义、处理税务、赈济灾害这五大类；
然而，我们观察史料记载可以发现，崇祯帝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一直围着具体的问题忙得焦头烂额，在涉及到整体宏观战略时却从没有任何思路，缺乏从全盘考虑的高度去处理问题。比如，对后金是战是和？是否应当彻底整顿税收体系？只是围剿就能彻底清除“流寇”？答案都一样：从没有明确的答案。
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崇祯帝没有解决根源，只是追着问题开展工作，却发现问题越解决越多、自己越忙越乱。
其次，朝令夕改，政策没有持续性。
所谓苛政猛于虎，税收与灾荒是明末农民起义的直接导火索。对于天灾，统治者也许没办法；但对于税收这种人祸，并不是明朝所独有，历朝历代都遇到过这种问题，并非毫无解决办法。
崇祯自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对于“流贼”，他一方面派兵围剿，另一方面尝试从税制方面加以挽救。然而，纵观崇祯六年至十五年，朝廷基本年年颁布税务政策，但却一直反复无常、朝令夕改，有时宣布追缴欠税，转头却说免除旧税，这种如同儿戏的态度，不仅没有改变老百姓的生存状态，甚至还进一步恶化了人们对朝廷的信任。
至于后金的袭扰，客观而言，在当时还未对明朝造成根本性的伤害；然而持续不断的被动防御，却牵扯了朝廷太多的精力、人力、物力，进一步加重了税收压力、恶化了中原地区的局势。结合汉、唐、宋初期的经验来看，更好的应对方式，莫过于与当时野心尚有限的后金讲和，以较小的代价换取和平的外部环境，腾出手来专心解决内部问题。
当时，明王朝内部并非没有这类主张，但面对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键盘侠们，崇祯却没有拿出力排众议的决心与魄力，反而被舆论裹挟着、身不由己地不断做出错误决策。
其三，明朝不缺人才，但却被折腾殆尽。
所谓“乱世出英雄”，这句俗语侧面证明了一个道理：中国历史上从不缺力挽狂澜的人才，只是时代需不需要他们罢了。
而在明朝末期，面对空前涌现的系统性危机，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袁崇焕等名将崭露头角，甚至一度打得农民起义军近乎销声匿迹。然而，明朝廷的战略、制度不但没有成为这些人才的有力支撑，反而成了他们头上的枷锁。
比如，由于同时要面对内、外两股军事力量，崇祯经常拆东墙补西墙，当后金骑兵没动作时，就调集部队去剿匪；中途金军来袭，赶紧调集内地的前线部队前去迎击。结果，一大批精兵强将疲于奔命，在来回折腾中被耗尽力气、士气；同时却远水救不了近火，东西两线都被抢掠一空，朝廷经济越发困难，起义随之愈演愈烈，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此外，明朝军队的组织存在巨大弊端。公元1639年前，孙传庭、洪承畴等一众名将都没有统一指挥前线部队的权力，只能在限定的区域内各自为战，这就让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总能找到不同防区间的死角屡屡跳出包围圈；
公元1639年后，杨嗣昌才成了前线更高指挥官，同时还颁布了为之提供政治保障的《钦定保民四事全书》。然而，由于崇祯对将领不信任、人事任命反复无常，各派系官员之间又相互掣肘，导致这一联合作战蓝图没多久就宣告流产。
因此，以上多方位的问题体现在军事上，就是这样一种怪象：在与起义军的战斗中，明军看似胜多输少，甚至还空前接近过完全胜利；然而，这些胜利的代价是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消耗，而且治标不治本，起义爆发的根源却没有解决。
于是乎，在朝廷军队疲于奔命时，农民起义军却如同扑不灭的野火一样，一有机会就再度卷土重来，甚至在一次次的锻炼、磨练中越来越强，反过来送给朝廷军队一次次的全军覆没。
孙传庭的经历，正是上述状况的直观体现。
之一阶段：临危受命，威震关中
公元1636年(崇祯九年)，被同僚排挤的孙传庭，阴错阳差地当上了陕西巡抚。上任后，他积极募兵、整顿陕西军政、重振明军战斗力，不到一个月就斩杀了据守商洛一带的农民军首领整齐王张显。
当年7月，孙传庭与上司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密切配合，彻底击溃、俘获了当时的农民起义军领袖——“闯王”高迎祥，紧接着又招抚、击破了多股农民起义武装，到了下一年，关中地区基本归于安定，孙传庭由此声名鹊起。
接下来的孙传庭与洪承畴一东一西、分区配合，到了公元1638年再次取得了阶段性的大胜。当年4-8月，孙传庭陆续击败、招降多股起义军，失去了援军的李自成部则在潼关南原被洪承畴歼灭殆尽，仅率十八骑突围而走。与此同时，张献忠、罗汝才也宣告投降明廷，几乎让人们看到了平定内乱的希望。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东北警报传来，孙传庭等人奉诏勤王，时局被彻底扭转。
第二阶段：遭受猜忌，被捕入狱
公元1638年10月，多尔衮率军大举侵扰，卢象升受命总督各路兵马，关中地区战功赫赫的洪承畴、孙传庭也被命令赴京勤王。
11月，孙传庭部经过长途奔波抵达河北，并在真定(河北正定县南)等地陆续与清军交手，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战果；然而，由于兵部指挥混乱，各军缺乏配合，明军整体陷入被动。
到了12月，卢象升在孤立无援中战死；孙传庭临危受命，被崇祯授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之职，并赐尚方宝剑，接替卢象升总督各镇援兵。然而，此时的他，除了手下的关中兵外，实际上已无其他兵可督。
公元1639年，清军袭扰山东，由于战略上的分歧、责任上的模糊，时任保定总督的孙传庭与担任督察的内阁首辅刘宇亮、关宁总监高起潜产生了矛盾，处处遭受掣肘。但他仍坚持不轻出、严守备、伺机攻的方略，多次邀击清军，取得小胜。
其间，面对各方面的困难，孙传庭曾多次请求面见崇祯、商讨军事，但遭受高起潜、兵部尚书杨嗣昌的阻挠，难以成行；
3月下旬，因感冒导致耳朵阶段性失聪，孙传庭请辞总督一职，但崇祯认为他是心怀不忿、推诿责任，连续两次让人核实真伪；
在这期间，保定府学教谕尹三聘趁机诬告孙传庭，崇祯受杨嗣昌、高起潜等人的影响，轻易失去了对孙传庭的信任。当年七月，他将孙传庭革去职务、逮捕下狱，连派去调查病情真伪的杨一儁也被以“包庇”罪同时遭殃。
孙传庭在监狱中一待就是三年，这期间，大明王朝的问题不仅未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加重。李自成、张献忠卷土重来，崇祯的江山每况愈下、岌岌可危。千钧一发之际，孙传庭终于被放了出来。
第三阶段：困难重重，无力回天。
公元1642年，被崇祯释放的孙传庭出任兵部右侍郎，其后接替战死的汪乔年担任陕西三边总督。
赴任之后，孙传庭才发现了一个现实：在自己被囚禁的三年里，形势已经巨变——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明军的腐败无能令人震惊；面对国难，权贵、豪强的自私冷血却越发肆无忌惮。面对这一残破局面，当初自己许下的“五千精锐就可以剿贼 ”的许诺显得那么的不现实。鉴于曾经的部下已经在与清军的战斗中消耗殆尽，孙传庭一边筹集军饷，一边训练新兵。
但崇祯急于解救被李自成围困的重镇开封，多次催促孙传庭出关救援。10月，孙传庭只好带着训练不足、后勤匮乏的大军出关。虽然在初期以四面埋伏之计取得大胜，但由于连日降雨、粮草不济，急于争抢战利品的明军被李自成各部趁机反攻，在损失了数千人后，孙传庭率残兵奔回陕西。
回到关中的孙传庭继续招兵买马、训练军队、补充军备。半年内，局面大为改观，不仅军队士气、战斗力幡然一新，武器装备也得到了大幅增强。
然而，由于目睹越发迫切的形势，孙传庭危机感与日俱增，这让他在练兵期间急于求成，不得不驭下严厉，动辄以军法从事；此外，为了筹备后勤物资，他经常催促当地的地主豪强为国捐献。
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虽然孙传庭一心赴国难，但在这个过程中却得罪了太多的人。关中豪强、权贵巴不得这位“瘟神”尽快出兵、离开陕西，于是他们造谣孙传庭之所以按兵不动，是心怀不轨、意图养寇自重，朝廷里更是议论纷纷。
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孙传庭不得不“主动请战”，于公元1643年5月率领各路大军十余万出潼关。然而在出发前，他写给兵部尚书冯元飙的信里表示自己“不欲速战，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得已誓师”，即在崇祯的督促、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兵出潼关。
这一幕，跟安史之乱期间哥舒翰被逼率兵出潼关的情形惊人的相似，结果也极为类似：明军一度占据优势，但由于连日大雨、条件恶劣，后勤出现了严重问题，粮道也被义军大将刘宗敏切断；孙传庭无奈之下，只好回师迎粮。然而在撤退的过程中，负责殿后的陈永福部官兵擅自逃离，当义军趁机尾随猛攻时，明军全线崩溃，孙传庭仅带着四万残兵退守潼关。
10月初6日，起义军攻破潼关，孙传庭战死，尸骨无存；戏剧的是，两天后，崇祯帝令他“戴罪收拾余兵，图功自赎”的诏书传来。
孙传庭战死后，明王朝再无可用之将、可战之兵，面对日益浩大的农民起义军，只能走向覆灭；而可怜又可恨的崇祯帝，则选择了自尽殉国。
可以说，孙传庭的曲折经历，正是明末那个系统性崩溃年代的缩影。非常时代需要非常之人，面临存亡危机的大明王朝，实际上不缺能够力挽狂澜的臣子，然而在最关键的领导者岗位上，却不具备有魄力、有手腕、有谋略的帝王，只能遗憾的走向覆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