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丘之变在场的人只有李斯和赵高 司马迁又是怎么知道遗诏被篡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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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正书》洗白胡亥,一种野史笔记的既视感。很多学者对比《赵正书》与《史记》各本纪列传的内容后,也得出赵正书与史记有同参考源头,却存在明显夸张的结论,所以还是以史记为准。毕竟司马迁是常年泡在石渠天禄的金匮石室中,翻着《秦纪》写的《史记》。
而且二者参考材料同源的话,《赵正书》的说法,司马迁是见过的,而且《秦纪》作为官方档案,肯定是为胡亥隐讳,不正常继位也按正常继位编写,大概与《赵正书》类似。但司马迁最终采信沙丘之谋的说法,应是司马迁手上有其他材料和证据。
不说别的,司马迁是秦国名将司马错之后,关中史官世家,在崔杼弑君、赵盾弑君的记述中,表现出鲜明的史家气节,虽然他《史记》是传记体,但从个人操守上讲,我根本不相信司马迁会在这种大事上自己作假。而他坐拥《秦纪》与赵正书同源的史料,却采信沙丘之谋的材料,说明他有自己的判断。
我信司马迁,不信赵正书。起码在冯去疾是御史大夫还是右丞相,是驻守京师还是跟随车架叩首等问题上,司马迁拿着《秦纪》没有作假的动机。而且《秦纪》当时没有失传,也不是司马迁一个史官垄断,只有他能看到,其他的史官、朝臣、帝王都可以查阅,司马迁如果犯这种类似于今天认错民国总理的低级错误,只会遭到耻笑。所以,主观的事情见仁见智,但我视《赵正书》为远离朝堂与官方史料的野史笔记,很可能也是顺着胡亥的继位诏书口径写。
沙丘之谋是始皇死后狡诏立胡亥为天子,赵正书提供的很可能就仅仅是李斯和赵高欺骗世人的说法而已,在这段记述的时间段,始皇已经死了。当然,具体如史记记载秦始皇曾经也动过立胡亥的心思,却是否被蒙毅谏阻,还是蒙毅不知道始皇死才谏阻立胡亥为太子,历史细节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组成部分。
至于司马迁的沙丘之谋材料是哪里来的,其实关中世家到汉朝仍然活跃于朝堂。比如冯敬、李广等与司马迁一样,都是秦将名门后代,甚至与司马迁交好,说白了他们本身就是关中权贵圈,他们对秦国朝堂秘闻与秦朝高层人事信息的掌握,可能比官方档案《秦纪》表面记述的线索还多。
从最后一次巡游方位上来讲,始皇在平原津就得病了,沙丘就死了,而柏人在沙丘的西北方向。赵正书说始皇在柏人才得病,而且没有中途驾崩的说法,倒是很契合胡亥李斯赵高等人谋划的口径。
可如果秦始皇这时候还没死,只是病了,却不往南走如第三次巡游路线一样从邯郸回京,反而拖着病躯一路奔九原,立胡亥,威吓蒙恬军,这不有点在敏感时期,冒着羊入虎口找兵变的风险,而且,车架放满臭鱼遮尸臭的记载,应该是当时在随行士伍与官员间流传开的,司马迁对这些细节的记述,本身就是胡亥赵高等单方面说法的重大破绽。恐怕当时随行官军也都心知肚明了,只是不敢说而已。
秦始皇设计那个皇权没有制衡,看看胡亥能做到那程度就知道,如果扶苏这类正常人继位,完全可以在不过度透支权力信用的条件下,进行转型。扶苏对关东是怀柔向,“数谏”秦始皇,不是一时脑热让秦始皇给外放了。扶苏甚至可能有郡国并行制倾向,可能会开分封的口来迅速积累声望和权威。那么儒家与他有合作的基础。秦汉之际,就那么短短几年,制度迭变频率极高,弱小强大都是暂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