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为什么会采用郡县制 秦朝是因为这个制度才灭亡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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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9年，刚刚称帝两年的秦始皇嬴政，之一次把他的巡游车队开向了东方。

在他的巡游过程中，一项重要事程便是刻石颂德。

嬴政希望借此向天下人宣布，是秦统一了天下，是朕让七国归一。

在《琅琊刻石》中，除了颂德，更附了一份详细的随从官员名单。

而这份长达10余人的名单中，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名字，却唯独没有那个我们期待的名字。

01

激烈的廷议

两年前，就在嬴政刚刚成为秦始皇的那一年，咸阳宫大殿上曾进行过一场激烈的廷议。

丞相王绾提出，现在天下一统，而燕楚齐之地，太过偏远难制，不如立诸公子为王，管理这些地方。

然而，廷尉李斯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当初周王室分封了大量子弟为诸侯，几世以后血统就疏远了，以致于自相攻伐，天子都管不了。这才造成了天下分崩离析(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

现在我们牛叉的始皇帝陛下，重新统一宇内，诸子和功臣只需用国家赋税尊养起来，这样才好控制，怎么能再分封出去呢？(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置诸侯不便)

整个天下都听皇帝的，国家才能安宁，社会才能和谐(天下无异意，安宁之术也)。

这便是大家所熟悉的，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之一次交锋。

经过激烈的讨论，最后嬴政同意了李斯的意见，不再分封王侯，而是将帝国分为36郡，各派郡守官吏治理。同时，收缴兵器，修建驰道，以便于控制边远地区。

然而，皇帝陛下虽然决定了，这件事却并没有停息。

秦始皇三十四年，又有博士淳于越等人进谏：现在陛下是皇帝，而子弟是匹夫，一旦出现了阴谋篡权的大臣，谁来拱卫皇室呢？(今陛下有海内，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

淳于越一石激起千层浪，咸阳宫内再次发起了大规模的廷议。

此时，王绾已被免职，帝国新的丞相李斯，进一步指出，这些人就是典型的“师古非今”，为了陛下的威严，为了不被结党蒙蔽，陛下应该下令，烧毁除博士馆以外的诗书、诸子百家著作，并严厉惩罚那些谈论诗书的人，想要学法令的，应该以吏为师。

秦始皇嬴政再次表示同意。

这便是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的起因。而这件导致秦始皇被钉在历史耻辱柱的事件，起因竟也是因为分封和郡县的争议。

2000年后，当我们再次回过头去看这一事件，除了郡县制，李斯的主张中，还夹带了很多私货，甚至有打压政敌之嫌；而淳于越所言，在秦始皇死后却迅速应验。

可见，当时主张郡县制的李斯等人，未必就是正确的；而主张分封制的王绾和淳于越等人，也未必就顽固不化，未必就对帝国不忠。

所以，这件事的诡异之处在于，秦始皇全盘采纳了李斯的意见，不仅听从了其郡县制全面压制分封制的建议，还因此罢免了丞相王绾、焚毁了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

换句话说，这似乎已经不仅仅是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政见不同，而是有着更深的秘密。

02

被逼无奈的选择？

从以上内容来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并不是绝对的全国分封，而只是分封偏远地区，以及对皇室的拱卫。

前者保证帝国对偏远地方的控制力；后者保证帝国权力的传承，长治久安。

而从后世王朝来看，在有绝对的地方控制力以前，似乎没有人像秦始皇做的这么极端。

他们要么选择了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内地采用郡县制，而偏远地区分封，比如西汉刘邦、西晋司马炎和明朝朱元璋；

要么选择了名义上以郡县制为主，但实际上诸子仍旧封王，遥领或虚领偏远地方，比如隋朝杨坚、唐朝李世民。

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也离不开这两点，偏远地区的控制，以及防止权臣篡权。

从交通上来说，即使开通了驰道，但面对从未有过的巨大疆域，咸阳朝廷能否控制偏远地方，秦始皇是没把握的。

这一点，从秦始皇的多次巡游和刻石就可以看出来：如果地方上都很稳定，朕天天吃饱了撑的到处跑吗？

那么，如此选择，是不是当时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秦始皇只能二选一呢？

若是如此，因周王朝的前车之鉴，秦始皇会选择郡县制也的确不奇怪。

但事实上，并不是。

早在战国时期，各国就发明了一种新的分封制-封君制。

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封君作为一种制度的全貌，但从战国时期关于各个封君的记载，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封君制的特点：

其一，封君或居封地实封，或在中央供职；封邑或为数县，或为一郡；封君对封邑有征收租税的权力，还有部分私田，享有经济特权；比如赵奢就曾是平原君的收租小吏。

其二，封君对封邑内的民治、赋税有着极大的管理和干预的权力，但仍然必须遵守国家统一法令，兵权往往由国君或相掌握，封君并不具有；比如嫪毐谋反却无兵权、楚阳城君还需请墨家弟子代为守城。

其三，封君封邑往往在偏远或新征服的地区，比如魏冉封地在与齐接壤的河东，吕不韦封地在赵燕之间的河间，赵长安君封地在海滨的饶；

其四，虽规定可以世袭，但实际操作中往往难以世袭，除齐孟尝君田文、魏安陵君有过世袭的行为以外，战国时期的其余封君均未见世袭。

这说明，战国时期的封君，已经是帮助国家控制边远地区的一把利器，而由于其没有兵权，因此国家控制起来相对很容易，甚至连世袭的权力都可以不给。

这样看来，封君制，比刘邦、司马炎的蹩脚操作要高端多了，甚至可与唐朝的遥领制度相媲美。

换句话说，这种封君制既可控制偏远地区、拱卫皇室，也并无太大“树兵”的危险，完全可以与郡县制很好的兼容。

对于秦始皇来说，中原郡县 偏远封君这样完美的组合，比起天天巡游、刻石威慑的单一郡县制，简直不要太有优势。

那么，秦始皇为什么放着这么优秀的封君制不用，却不惜罢官焚书、天天跑路，也要坚持拒绝分封、采用单一郡县制呢？

03

琅琊石刻的秘密

在秦始皇的之一次大规模东巡之路上，留下了多处刻石，其中有一处《琅琊石刻》的铭文中，留下了一份随行官员的名单：

列侯武城侯王翦、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状、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缪从。

这份名单中，王翦、王贲、王绾、李斯等，都是我们熟悉的始皇重臣，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但事实上，这份名单有一个十分奇怪的地方。

这上面全是军功功臣，却没有任何一个宗室大臣、诸公子名列其中。

连五大夫这样的低爵功臣都包含在内，说明这份名单应当是很详尽的。所以，应当不存在随行而没有名列其中的缘故。

也就是说，没有他们名字的原因只有一个，秦始皇的确没带他们出去玩。

这似乎也很正常，但事实上不符合人性。

要知道，当时并没有现在这么优秀的遍地外卖，也没有人性化的酒店服务，而秦始皇嬴政这次出差长达一年多。

这么长时间、远距离的巡行，身边连个亲近的兄弟、儿子都没有，这合理吗？

虽然说自商鞅变法后，秦宗室、诸公子没有那么大的贵族特权，但拜官授爵方面，也并不是完全为零。

秦孝公时，还有公子少宫作为外交特使的记录；秦惠文王时，更有公子华为将，樗里疾为封君；秦昭襄王时，也有弟弟嬴芾、嬴悝、儿子嬴柱等成为封君。

而遍查始皇帝时期的37年里，关于宗室以及诸公子拜官授爵的记录，却几乎为零。

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只有一个解释：秦始皇对宗室、诸公子的信任，很低很低。换句话说，在那个家族为重的时代，秦始皇嬴政却根本不相信他的兄弟们和儿子们。

种种关于秦始皇“刻薄少恩”、“戾深无仁”的传言得以流传，看来不是没有原因的。那么，秦始皇为何如此无情呢？

翻开他的早年经历，或许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秦王政八年，弟弟长安君成蛟叛秦归赵；同年，生母赵姬支持嫪毐发动叛乱；数年后，发小燕丹派刺客刺杀嬴政；秦王政二十三年，信任非常的外戚昌平君熊启叛秦自立。

而在昌平君之后的秦始皇时代，几乎再也没有嬴姓宗室、诸公子，乃至外戚贵族，出现在大秦帝国的朝堂之上。

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各中虽有无数曲折隐情，但频繁的背叛对嬴政的直接影响就是，他从此再难给予身边的宗室、妃子和诸公子以足够的信任。

或许这，才是他一开始就坚持拒绝分封诸公子的内在原因；而王绾、淳于越等人的再次劝谏，已经触怒逆鳞，李斯也才能成功的借力打力击倒政敌，焚书灭儒，独揽相权。

也就是说，秦始皇坚持拒绝分封诸公子，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郡县制和分封制本身，而是因为经过太多背叛的嬴政，想要制造一个绝对安全、无人可以威胁到自己的帝国权力架构。

然而，嬴政可以把宗室公子、外戚权贵一扫而空，让整个朝堂看起来干干净净，却无法掌控臣下的内心。

04

没有绝对安全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公子扶苏和公子胡亥的故事，就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淳于越在秦始皇拒绝分封之后，仍然当面谏言皇帝应分封诸公子于外；而公子扶苏又反过来为儒士们说情。

所以，秦始皇生气的或许不是扶苏说情，而是扶苏和儒生们的相互表里，也就是李斯所说的“主势降于上，而党羽成乎下”。这加重了他对宗室、诸公子的不信任。

而扶苏，也就成为这场博弈的政治牺牲品，被发配监军上郡。此时，已经是秦始皇三十五年，距离秦始皇的大限，还有不到3年。

而相反，秦始皇历次出巡都不带宗室贵戚和诸公子，最后一次出巡却恰好带上了公子胡亥，而且只有他1人。

而这个公子胡亥，又恰好是近臣赵高的学生。

前文提到，李斯建议，要学法令，以吏为师。而赵高此人，正是以善习法令而得宠，他所担任的中车府令又正是一个位卑而权重的官职。

这么多巧合，我们还能说胡亥的上位，只是一次偶然吗？

或许秦始皇是想培养这个孩子，但病势来得太快，胡亥还没培养好，所以才写了那道让扶苏即位的诏书；也或许，秦始皇心中理想的继承人，正是这个少子胡亥，那道诏书，才是假的。

毕竟在这之前，并没有证据表明他很昏庸，而秦始皇又自认为，自己留下的权力布局绝对安全。

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压制贵族政治，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从此再没有发生过权臣擅权的局面。

因为能力极强的职业经理人，是帮助秦王压制贵戚、过渡权力的理想人选；而没有根基的CEO，同时也是秦王罢黜立威的绝佳人选。

商鞅如此，张仪如此，吕不韦也是如此，唯有外戚出身的魏冉稍有例外。而现在秦始皇把外戚宗室都一扫而空，掌握权柄的李斯，说到底也不过是个楚国的士子而已。

因此，秦始皇有理由相信，他身后的大秦帝国二世皇帝，几乎是一个绝对安全的存在。

然而，在权力的巅峰，绝对的安全，也就同时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秦始皇嬴政不会想到，他用毕生精力打压的掣肘皇权的外戚和宗室，有时候却是保证皇权存在的必要保障。

他们或许会因为自己的利益蒙蔽皇帝的视野，却也同样会保证新皇帝稳稳的坐在皇位之上，因为那也是他们的权力根基所在。

而现在，秦始皇肃清了外戚宗室贵族势力，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力真空，巨大的空间正好给了其他阴谋家以机会。

比起外戚和宗室贵族的小心翼翼，掌握了绝对权力的权臣，有时候却不太一样。

有人问，为何李斯会如此冒险，扶立未知的胡亥，而不是贤明的扶苏？为何赵高会如此冒险，仅仅三年就把胡亥拉下马，掌握着一个傀儡不好吗？

因为，权力的巅峰，从来没有绝对的安全，有的只是冒险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