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增加了一个机构,丞相的地位瞬间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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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建立之初,各种制度大多承袭秦朝秦始皇定下的规矩制度,比如说,秦朝规定以丞相辅佐皇帝,总领朝政各种事务,以加强中央集权。
但由于西汉建立初期,丞相大多由开国元勋担任,他们地位显赫,作为丞相不仅总领百官,参与朝廷决策,制定律令,还有权任免官吏、考核吏治,甚至是诛杀犯官,乃至对皇帝作出的一些命令都拒不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相权和皇权之间的矛盾就逐渐显露了出来。比如在汉文帝时,丞相申屠嘉入朝时,汉文帝的宠臣邓通有恃无恐,对申屠嘉傲慢无礼。
申屠嘉当面指责汉文帝说:“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
汉文帝只得好言相劝:“君勿言,吾私之。”(《汉书·申屠嘉传)
汉文帝的意思是丞相别生气说话了,等我回头私下里教育教育他好了。
但是,在罢朝之后,申屠嘉不顾汉文帝的要求,而是直接行使诛罚之权,以不敬之罪昭邓通道丞相府,令左右将邓通处斩,邓通吓得连连磕头祈求饶命,幸亏汉文帝派人持节召邓通,这才救了他一命。
汉朝初期相权超越皇权的现象不少见,汉武帝即位之初,也曾对相权的权力之大表示过不满。
汉武帝登位之初,丞相田蚡掌握着大小官吏任免的大权,可谓是权倾朝野,年轻的汉武帝对此十分不满,他曾经问田蚡:“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汉武帝一语道破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汉武帝作为历史上一位雄心勃勃的帝王,他自然不能容忍相权凌驾于皇权之上。
为此,汉武帝为了强化皇权,他首先把军国大事的决策收归内廷,使以丞相为首的外廷只能承旨听命,成为只是执行内廷决策和处理一般政务的机构。
这样一来,汉初以来的中央机构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汉朝中央形成了中、外朝两套朝官的局面。
所谓“内廷”,也叫“中朝”,它是由侍从汉武帝左右的一些尚书和内侍组成。汉初的尚书只是职掌文书、传达诏令的一些闲官,但汉武帝利用它作为中朝的办事机构,尚书并由宦官充任。
同时,汉武帝又通过贤良对策、官员举荐自荐等方式,身边集中了一批近侍之臣,给他们官职为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等,从而成为入侍汉武帝的内臣。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侍中可以出入禁宫;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给事中掌顾问应对诸事。他们名为侍从官,但实际却参与朝政决议,执行中朝的政令,成为显赫一时的官员。
在汉武帝身边发迹的不仅有文职官员,就连我们熟悉的卫青、霍去病两人,最初也都是汉武帝身边的侍中,卫青作为侍中有近十年的时间,一直跟随在汉武帝左右,和皇帝一起听闻朝政,足见其才干深得汉武帝的信任。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兴兵南下直指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汉武帝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带兵出击匈奴,卫青乃开始了辉煌的军旅生涯。
这样,汉武帝利用身边的近侍文武之臣,组成中朝,并通过中朝干预朝政大事,左右政局,在这种情况下,以丞相为代表的“外朝”,只能垂手听命,成为了朝堂之上的门外看客了。
汉武帝时期的丞相不仅是权力被大大削弱,地位一落千丈,甚至还连续遭遇到了杀身之祸。汉武帝之前,在任的13位丞相,没有一人因罪而被处死。但到了汉武帝时期,前后出任丞相的同样是13个人,但他们的境遇却截然不同。
汉武帝在位后的30年,丞相更是被任意摆布,被杀戮者层出不穷。当时任丞相的李蔡和严青翟因罪自杀;赵周、公孙贺、刘屈髦被下狱处死;只有石庆因谨慎而善终其位,但也经常受到谴责。
公孙贺和石庆被拜为丞相后,都曾先后表示:“愿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汉书·石庆传》)。公孙贺更是“不受印绶,顿首涕泣”(《汉书·公孙贺传》),拒不接受丞相之印。公孙贺最后的结局果然不好,父子二人被同时处斩。
看一看,这么一个曾经显赫无比的丞相之位,在汉武帝时期竟然被视为是危及身家性命的祸源,汉武帝还真是一位雄才大略、极有能力的千古一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