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最幸福的时代是宋朝？宋朝也有文字狱与禁书

历史网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宋朝的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不停挨揍花钱换和平的两宋王朝，却也有个常惹现代人艳羡的“亮点”：读书人的幸福生活。

比如风花雪月的宋词咏叹，比如欧阳修宋祁们不停写词作文“晒幸福”的篇章，又比如宋朝文人文官极高的社会地位，悠闲舒适的日常生活。这些煌煌史册里的宋代文人生活，今天也常惹得多少历史票友们身不能至。在某些“你愿意穿越到哪个朝代”的话题调查里，好些被宋代激出无数文艺情怀的朋友，都是毫不犹豫选择大宋。

于是，风雅的宋朝，也博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号：读书人的幸福时代。

可这个“读书人的幸福时代”，是不是真的那么幸福？不妨，瞧瞧下面这几桩事。

一：看上去很美的官员俸禄

宋朝读书人一桩出名幸福的事，就是优厚的文官待遇。类似“包青天年薪数百万”之类的说法，也是流传了好多年。宋朝四品以上高官们丰厚的“职田”“料钱”“职钱”补贴，寇准宋祁等北宋名臣们夜夜饮宴的潇洒，更是常叫读史者连呼眼热。似乎在宋朝读书登第后，过的一定就是这种躺着有钱花的舒服日子。但这生活，真是都这么舒服？

事实上，就算放在宋朝官场上，这传说中躺着有钱花，奢靡无尺度的生活，也只属于极少数人。

比如宋朝最基层的知县岗位，虽然也和高官们一样，有“职田”等各种名目的补贴。但事实上，大多数的知县，所谓“职田”就是空话，县里的职田收入十分有限，摊上边远地区，更是连职田都没有。大部分的县令，就是指望着12至15贯的月俸过日子。说句寒碜话，宋朝基层县令一个月的生活费，还不够京城高官们晚上喝顿酒。

基层的县令如此，更高一些级别的官员，有时也好不到哪去。比如南宋官员潘良贵，一生宦海浮沉，曾经官至中书舍人，但由于为官清廉，一辈子竟也没攒下几个钱。以《朱文公集》记载，简直是“所居仅庇风雨，郭外无尺寸之田”。日子相当清苦。

这样的清苦，其实是当时宋朝大多数地方官的写照。学者沈括的科技宝典《梦溪笔谈》里，也曾记录了宋朝基层官员的惨状。有个穷书生找一位县尉大人求接济，县尉一听就哭笑不得，当场做诗回答：”五贯九百五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找我求助？我们家也就够糊口的。

所以说，想要在宋朝，过上诸如诗文里那样，高官们悠闲的生活。就算科场登第，也得这样苦哈哈熬。

可问题是，两宋王朝最穷最苦的岗位，却基本都是知县这类，最亲民且最需要实干能力的岗位。拿着微薄的俸禄，干着大宋最苦最累的活，才是多少宋朝读书人的真实写照。

二：严厉的两宋文化专制

当然，比起优厚的俸禄来，宋朝另一大惹人羡慕处，就是百花齐放的文化。宋朝读书人自由的创作风气，争奇斗艳的作品，千年来也常被津津乐道。但比起后世来，两宋的文化，却也同样有异常严厉的一面。

尤其叫好些宋朝文豪们感同身受的，就是宋朝同样严厉的文字狱。比如曾矢志变法图强的宋朝政治家蔡确，就是因为在流放路上，发牢骚写了几首哀怨诗，立刻被旧党政敌们抓住把柄，紧接着就是一顿穷追猛打，不但诸多蔡确的好友同僚们被株连，蔡确本人也被再次流放，最终含恨死于岭南，是为北宋政坛著名悲剧：车盖亭诗案。所以说，在宋朝写诗作词，风险其实很不小。

如果说这类悲剧，还可以归咎于宋朝新旧党争时的特殊情况。那么终整个两宋年间，大宋也常做另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禁书。

宋朝文化发达，但是书却绝不是随便出版。特别是每当有权臣当家时，毁书禁书就成了常见动作。典型南宋秦桧为相，制造了岳飞冤案以后，为了掩人耳目，魔爪竟也伸向了图书文化：各类关于南宋抗金的史料，特别是关于南宋军队痛击金兵的之一手资料，全数都大量焚毁。甚至就连宋金战争时的官方档案文件，也是一一甄别，大肆焚烧。文化损失之惨痛，可谓触目惊心。

而且这样掩人耳目的毁书，也并非秦桧一人的专利。北宋末年时，蔡京当权的年月里，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著作，就险些被全数焚烧。为了一己之私利，就大肆毁坏文化。无论放在之前的唐代，还是之后的明代，都堪称匪夷所思。

比起这类因为政争引发的毁书事件来，宋朝官方对于图书内容，管理也是十分严格。特别是宋徽宗在位时，这位有着惊人文艺才华的帝王，对图书也抓的严，以宋徽宗在1108年的诏书说，诸子百家的图书，一律都要被禁止。甚至在北宋末年时，连陶渊明还有李白杜甫的诗，都在被禁之列。而且“传习诗赋要杖一百”。读诗写诗，那年头都是玩命的事。

而且就是在北宋被金军包围时，靖康之耻爆发的前夜，宋朝的国子监里，还在大肆怒骂批判改革家王安石。以至于落下了一句民谣：不管炮石，却管安石——国家都到最危险的时候了，还在忙这事。

三：要命的幸福

当然，说了宋朝这么多不幸福的事，也得说些幸福的。宋朝的读书人里，有一群人，当然一直很幸福：享受着优厚待遇的高官们。

宋朝四品以上的高官，绝大多数人的待遇，都是十分强大：一品宰相料钱三百贯，外加“职田”等补贴，比基本工资还要高。朝中各级高官，也是家家高工资。但大宋毁，就是毁在这幸福上。

以北宋名臣范仲淹的话说：四人或五人共司一职，六尚书九卿之位皆无正官，是朝廷六官九卿之职，无一正官，莫安其职。

也就是说，比起基层那些，拿着低工资埋头苦干的官员来，宋朝朝堂上这些待遇优厚的岗位，基本都是四五个人干一个人的活，而且谁该干什么，基本没有明确分工。所以大家全做甩手掌柜，拿着高工资混日子。

比混日子更可怕的，则是宋朝庞大的财政支出，所谓宋朝臃肿的官僚体制，在北宋真宗年间时，就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以至于宋真宗下决心裁一次，就一口气裁了十九万人。可裁完后，接着还是滚雪球暴增。以南宋洪迈的记载，南宋国土比北宋小的多，但官员数量远远超过北宋。甚至庆元年间，每四年就要暴涨一万多官员。涨幅之快，简直是“可不为之寒心哉”。

哪怕在官员人数比南宋还少的北宋末年，宋徽宗年间时，淮南转运使张根叫苦，淮南20个州的赋税，也只够养活洛阳城里几个退休的高官。与此同时，抗击金军入侵的战场上，河北边境的宋军，这些保家卫国的将士们，却到了冬天都没有衣服穿，打着赤膊战斗的窘境。北宋靖康之耻，只看这反差就明白。

所谓宋朝惹人羡慕的幸福，最有价值的，恐怕就是这过度的“幸福”，带来的亡国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