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与马,共天下是什么意思?皇帝与门阀共治体制下的武力博弈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历史网小编带来的王敦之乱:“王与马,共天下”的皇帝与门阀共治体制下的武力博弈。
近年来,东晋与南明两个政权命运的异同,在 *** 上引起很多热议。这两个政权既有相似性:它们都是在原来的一统王朝),在北方游牧民族的攻击下而亡国。原来的中央 *** 灭亡后,它们的部分宗室子弟,都在江南重建晋/明政权,史谓之东晋/南明。
也有不同:东晋自317年司马睿称帝,至420年刘裕夺位,传11帝,享国103年;南明弘光、鲁王监国、隆武、绍武、永历,如果再算上郑成功祖孙三代奉明正朔,割据台湾22年,则南明仅传四帝、一监国,享国30年。
东晋虽割据江南,与北方主要由少数族建立的“十六国”政权隔江对峙,但祖逖、桓温多次北伐,甚至还取得抗击前秦入侵的“淝水大捷”;南明则一溃千里,除少数几次战役,勉强占据主动外,在满清军队的凌厉攻势下,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两个政权的命运,为何相差如此悬殊?
专家学者和社会大众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考证,提出了许多观点。其中,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社会大众都比较认可的一种观点是:东晋统治阶层内虽有矛盾、权争,但大多能和平解决,相互制约,相互妥协,勠力抗衡北方异族入侵;南明统治阶层则内讧不断,严重削弱了自身实力。这种观点对吗?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虽有一定合理性,但似乎不是绝对的准确。东晋建国伊始,统治阶层内部争权夺利的现象,也比较严重,甚至多次酿成武力冲突。本文要说的王敦之乱,就是其中较早、规模和影响较大武力权争。
一、“王与马,共天下”政治体制下的权力博弈
东晋是秦朝确立皇帝高度集权统治体制后,古代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这就是著名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所说的“典型门阀政治”体制时期。
这一体制,即便在东晋时,人们也形象用“王与马,共天下”这一谚语加以表达。这一谚语,据说来自司马睿登基时,不敢独坐御座,非要拉着丞相王导共坐的故事。
这一体制的实质,就是当时的一些门阀大族,如王氏、庾氏、桓氏、谢氏等,利用自己家族掌握的权力、社会地位和影响,虽与皇族无直接血缘关系,却得以分割部分皇权,形成与皇帝联合执政的体制。这在自秦始皇确立至高无上皇帝独尊统治地位的帝制时代的中国,确实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作为西晋皇室偏支、爵位、官职均不显赫的司马睿,在西晋覆灭后,经过与残存的西晋其他几位宗室的竞争,被赋予了重建晋朝、共御外侮的重大使命。司马睿之所以得以称帝,与当时南、北双方的门阀大族的拥戴、支持,密不可分。尤其是当时门阀大族的领袖人物,来自琅琊王氏家族的王导、王敦堂兄弟二人,前者位居宰相,职掌中枢;后者以大将军、荆州刺史的身份居外,职掌军权。
司马睿虽被誉为“中兴之主”,但在琅琊王氏为首的门阀大族们的控制下,形同傀儡。出于对被权臣控制的不满,对至高无上皇权的渴盼,促使司马睿决意铤而走险,采取广树党羽、掌握军权等措施,逐步削弱王导、王敦权势,强化皇权。
司马睿将鼓吹强化皇权的丹阳尹刘隗、尚书令刁协,视为心膂,言听计从。在刘隗、刁协等策划下,王导的权力被逐渐削弱。司马睿等还抓紧时机,在地方上进行权力布局。
太兴三年(320年),梁州刺史周访病逝。时任湘州刺史甘卓调任梁州刺史。王敦趁机奏请由亲信陈颁接任湘州刺史。司马睿、刘隗鉴于湘州位置紧要,素有牵制荆州的作用,遂否决王敦的奏请,以宗室司马承为湘州刺史。
司马睿数番非同寻常的“夺权”,引起了王敦的警觉。为探虚实,他给司马睿上表,陈说历来忠臣因被皇帝猜疑、被小人离间,而丧身殒命,进而导致国家衰亡的教训。司马睿深知王敦的意图,他表面上虽提高了王敦的权力和待遇,内心却对王敦更为忌惮,更加速了权力布局的步伐。
为增强听命于己的军事力量,太兴四年(321年),司马睿又采纳刁协的建议,恢复扬州诸郡的僮客(贵族、官僚领有的佃农)良民(自由民)身份,将其作为朝廷征发赋税、兵役的重要来源;随后,司马睿又命心腹戴渊、刘隗分别出镇合肥、淮阴,抢占战略要地,减缓,乃至消弭王敦集团对朝廷的威胁。
司马睿的这一系列布局,虽然名义上打着抵御北方后赵政权侵略的旗号,但实际上是在防备王敦,并为将来最终铲除王氏家族,进行准备。对此心知肚明的王敦颇感畏惧。他最初想采取分化、拉拢的对策。他给刘隗写信,希望与他修好,同心戮力,共辅皇室。刘隗洞察了王敦的奸谋,严词拒绝了他的请求。
此时,东晋另一手握精锐重兵,此时正率军矢志北伐、光复中原的祖逖,因感朝廷权争激烈,对北伐大业处处掣肘,深感忧虑,忧愤成疾,于此年九月逝世。至此,被王敦视为堪称敌手的周访、祖逖相继辞世,让王敦看到了以武力解决与司马睿等权争的机遇。
二、王敦之一次起兵叛乱
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以诛杀奸臣刘隗为名,在武昌(江州州治,今湖北鄂州)起兵,东犯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他上疏司马睿,列举刘隗十大罪状。并且提出,只要司马睿将刘隗斩首,将其首级送给王敦,王敦就撤军罢战。王敦党羽沈充也趁机在吴兴(今浙江湖州)起兵,响应王敦。王敦军进至芜湖时,王敦又上奏司马睿,列举刁协的罪状,请诛刁协。
司马睿大怒,下诏定王敦为“大逆”,悬赏缉拿捕杀,斩杀王敦者,封五千户侯。他发誓要亲率六军,与王敦决战。为增强朝廷军力,他急调刘隗、戴渊率军入卫建康。当时众门阀士族虽对王氏独大不满,但他们对司马睿强化皇权的举措,更加不满。因此,他们对王敦起兵一事,大多采取坐视旁观的态度。
王敦军抵达建康后,首先攻击素有“东吴之一军事要塞”之称的石头城(今南京市鼓楼区清凉山)。守将周札不战而降。司马睿虽命刘隗、刁协等多次率军反攻,但都被王敦军击退。
王敦夺占石头城后,放纵士卒,烧杀抢掠。建康大乱,众官员、将士也都四散逃命,只有安东将军刘超率部下扈卫司马睿。眼见大势已去的司马睿,一面流着泪,劝刘隗、刁协等心腹速速逃走避祸;一面脱下戎服,派使者向王敦求和。刁协逃至江边时被杀,刘隗则携家属,仓皇逃奔后赵。
司马睿被迫任命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执掌朝政。王敦诛杀戴渊等,对与己有异心的朝廷或地方官员,或诛杀,或黜免;到处安插自己的族人、党羽,飞扬跋扈,专擅朝政。
王敦因太子(司马睿长子司马绍,后来的东晋第二位皇帝晋明帝)为人勇毅,颇有谋略,在朝野素有声望,将来极有可能成为自己专擅朝政的绊脚石,于是打算废黜太子。因但遭到众门阀大族、官员百姓的激烈反对,而未能得逞。不久,王敦回到武昌,遥控朝政。同年,司马睿因忧愤成疾而病死,太子司马绍继位。
三、王敦第二次起兵叛乱
王敦虽大权独揽,“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但他仍不满足。太宁元年(323年),深感病势日渐沉重的王敦加紧谋划篡位称帝。王敦的侄子王允之因受王敦喜爱,时常随从身边。他装醉,窃听到王敦与心腹钱凤等人篡位的谋划。他将王敦的密谋禀报了父亲王舒,并和王导一起,禀告晋明帝。被王敦视为心腹,任命为丹阳尹,以监视朝廷动向的温峤,也主动将王敦的密谋,禀告给晋明帝。
经过紧张策划,晋明帝决意掌握主动。他命王导为大都督、扬州刺史;温峤和卞敦率军守卫石头城,另调战力强悍的临淮太守苏峻、豫州刺史祖约(祖逖胞弟)等率军入京,一则拱卫京师,一则武力讨伐王敦。一切准备就绪后,晋明帝诏告天下,称王敦已死,诏令王敦党羽速降朝廷。王导也率王氏子弟为王敦发丧。众官员、百姓误认为王敦确实已死,一时士气大振;王敦散布各地的党羽,因消息不灵,彷徨观望,不知所从。
王敦接到诏书后大怒,但因病重,不能领兵,只好命哥哥王含为元帅,与钱凤等挥军东下,进犯建康。沈充也起兵,响应王含。王含、沈充军与朝廷军在秦淮河一带频频激战,王含军多次战败,士气顿挫。
王敦得知王含等屡战屡败,气急交加,一命呜呼。王含和王敦的儿子王应不敢发丧,用草席包裹王敦尸体,外涂白蜡,埋在屋中。不过,王敦的死讯,还是迅速被散布开来,叛军顿时军心涣散。王含见大势已去,仓皇率余众逃窜。晋明帝下诏,大赦天下,唯王敦党羽不赦。诸将紧追王含、钱凤、沈充等王敦死党不舍。王含父子乘船逃往荆州,投靠王舒,却被王舒命人推进江中溺死。朝廷军还将王敦的尸体挖出,跪着斩下头颅;钱凤、沈充等也陆续被杀,与王敦的头颅一同悬挂在朱雀桁上示众。至此,王敦之乱正式结束。
东晋初王敦两次起兵叛乱,是东晋皇室与门阀大族权争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司马睿一系列强化皇权、抑制门阀大族权力的举措,不仅侵犯了当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琅琊王氏家族的权益,也使其他门阀大族的权益,程度不等地遭到“侵害”,因此,王敦之一次起兵叛乱时,门阀大族们多采取坐观成败的态度和对策。司马睿仅依靠少数心腹,孤掌难鸣,因而失败。
王敦专擅朝政,党同伐异,肆意扩张王氏势力,引起了其他门阀大族对一家独大的王氏家族的不满。他们与处于劣势的皇室联手,利用王敦病重、去世的时机,粉碎了王敦的第二次起兵叛乱,再次实现了中枢权力的微妙平衡,使“王/庾/桓/谢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得以维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国家、社会的基本和平与稳定。
不过,由于东晋统治阶层内讧,无力外顾,导致羯族建立的后赵趁王敦之乱时,夺占了东晋兖州、徐州、豫州大片疆域。晋明帝依靠苏峻、祖约等流民酋帅的力量,平定王敦第二次叛乱,也导致苏峻等集团势力增强,专横跋扈,为而后苏峻之乱的爆发,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