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危急时刻：1880年，抗俄还是抗日？
1880年，大清帝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西北新疆和东南海疆同时陷入危机。 西北方向，沙皇俄国乘新疆叛乱之际，“主动帮助”中国从叛军手中“收复”了伊犁地区，历经10年却并不归还，而是索要高额赎金及大片土地。左宗棠率领西征平叛得胜之师，屯兵六万，厉兵秣马，与俄军对峙，全世界的军事专家都预料中俄战争将难以避免。
东南方向，正在飞速崛起的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的步伐，此时悍然宣布将琉球撤蕃立县，改名为冲绳，下一步的野心就是朝鲜和中国台湾。琉球国王派出的秘密使节，向中国 *** “泣血”求援，要求中国尽快出兵。抗日情绪同样充满了大清朝野，主战的奏折雪片般的飞进紫禁城。 但是， *** 并非实力，口水绝非拳头，大清国根本没有两线作战的实力，只能在陆地与海洋、“塞防”与“海防”“固疆”与“保藩”抗俄与抗日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披着羊皮的熊
在耶稣基督诞生1870年后，他的中国“弟弟”洪秀全在经历了对酒、色、财、权长达10年的过度消费后，终于在南京城死去。一周后，“天国”的首都成为地狱，破城之后的湘军在更高统帅部的默许下，用一场残暴的屠城向北京发出了平叛胜利的“伟大”捷报。
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大清中央，并没有多少值得庆幸与欣慰的。除了依然保持相当实力的太平天国余部之外，遥远的新疆也在此时发生了叛乱，叛军势力星火燎原，整个大西北被彻底震撼。叛乱最为严重的南疆地区，一时兴起了多个割据政权，为了对抗终将到来的清剿，他们向邻近的浩罕国求援。浩罕虽然不是浩瀚的大国，却有着相当浩瀚的野心，其可汗立即出兵，由阿古柏率领，进入喀什噶尔。随后，阿古柏鸠占鹊巢，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国号“哲德沙尔”(即“七城之国 ”)。阿古柏开始迅猛地扩张，立即引起了俄国的警觉。
此时的俄国，正在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飞速发展。不久前废除农奴制，成为这个国家步子更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大大解放了思想，也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俄国的支柱产业是纺织业，原料主要源自美国。而美国的南北战争导致棉花难以出口，俄国的纺织业陷入停顿，经济界强烈要求向中亚进军，将中亚变成俄罗斯的棉仓。而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俄国的宿敌英国以印度和波斯湾为基地，成功堵截了俄国南下的通道，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中的失败，也令俄国难以在巴尔干半岛扩张。
1863年，俄国控制下的波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俄起义，为了镇压起义，俄国不得不调动了陆军总兵力的一半，心力交瘁，在欧洲已经难以采取攻势，于是转头向中亚发展。富饶的南疆迅速成为俄国觊觎的中心，并且试图以此作为桥头堡，从大清帝国攫取更多暴利。
俄国的老对手英国也在新疆展开激烈的角逐。为了保卫作为英国更大殖民地的印度，英国必须在印俄之间建立缓冲区，因此，与俄国的颐指气使不同，英国对阿古柏猛抛媚眼，既支持他对抗俄国，又试图限制他不能过度地 *** 中国。
对于俄国的傲慢，阿古柏几乎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对策，双方在边界线上剑拔弩张。强龙不压地头蛇，何况，阿古柏还得到了英国的强大军援，并在英国协助下与土耳其建立了特殊关系，承认土耳其对其拥有“宗 *** ”。面对这样的硬骨头，俄国不敢轻易下口，转而支持中国平叛，试图用中国的力量来削弱阿古柏。
这样的国际政治夹缝，为阿古柏提供了足够的施展空间，他借英抗俄以确保自己西线的安全，腾出手来全力向北向东扩张。
1866年3月，阿古柏支持的叛军攻陷了伊犁地区战略重镇惠远城，随后，相继攻占了库尔勒、吐鲁番盆地和乌鲁木齐等。西陲警报频传，但大清国依然无暇西顾，在“先捻后回”的既定方针下，剿灭卧榻之侧的捻军成为首要任务。俄国却沉不住气了，频繁向中国表示愿意出兵助剿，但中国没有表态。
1871年，心急如焚的俄国人举行了一次专门的御前会议，讨论新疆局势，最后决心先下手为强，出兵抢占伊犁，一则迟滞阿古柏势力坐大，二则占据对华的军事先机。负责新疆事务的俄军将领克鲁泡特金坦率承认：“肥沃的伊犁地区是向东延伸的一个坚固堡垒，并入俄国是相当有利的，不但非常有助于保卫我们的 领地，而且还会使中国受到威胁。” 会后，俄军向伊犁地区发动了攻击，却意外地受到了当地人近乎焦土战术的激烈反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攻占面积总共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了解除中国的戒心，俄国表示，对伊犁地区的占领是临时的，只待中国 *** 有能力收复乌鲁木齐，就立即归还，摆出了“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姿态。
此时，左宗棠已经率领大军移驻兰州，积极准备入疆平叛。随着俄国在伊犁建立军管殖民政权，南疆的局势更为复杂。左宗棠因此确定了“缓进速决”的战略，计划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完成筹粮筹款、整顿军队等艰巨的准备工作。
东海饿狼
就在俄罗斯铁骑踏入伊犁的同时，在遥远的台湾岛，一场飓风带来了一艘琉球国渔船，船上的渔民与当地的高山族居民发生冲突，50余名琉球渔民被杀，这就是所谓“琉球漂民事件”。
琉球是一个岛国，位于中日之间，从明代就开始向中国朝贡，成为藩属。日本随后也以武力强迫琉球入贡，形成了所谓的中日“两属”局面。中国对待藩属，历来只重面子不重里子，只要称臣纳贡，一般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与外交。而日本就不同了，为了“布国威于万里波涛”，积极向外拓展，之一目标就是攫取近在咫尺的琉球和台湾。
俄军攻占伊犁当年(1871年)， 明治天皇亲政，一改幕府时代将琉球作为外国对待的基调，重新定位其为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次年(1872年)，日本 *** 正式设立了琉球藩，以便为最后吞并做准备；第三年(1873年)，日本就宣布琉球与日本府县同列，受内务省管辖，租税缴纳大藏省。如同俄国为了解除中国的顾虑而宣称“代为”收复伊犁一样，日本人为了减少国际压力，高调宣布日本 *** 将完全承认和严格执行此前琉球与列强所签订的所有条约。
在日本吞并琉球的过程中，更大的难点就是获得中国的认可，而“琉球漂民事件”正好提供了一个讹诈的机会。得悉事件发生后，日本 *** 如获至宝，迅速拟定了“琉球处分”计划，决心一箭双雕，在琉球和 *** 上同时对中国进行武力侦察。
日本的计划是，以琉球漂民事件为理由，攻击台湾。但当时的大清帝国，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成果斐然，综合国力大有提高，日本自身却羽毛未丰，不得不先进行外交试探。1873年3月，日本 *** 派遣了6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由外务卿副岛种臣率领，出访大清国。此时，左宗棠在西北的备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日本代表团确定的谈判四原则是：一、如果中国宣称台湾为属地，并且同意惩处肇事者，日本就只要求抚恤金及今后保护漂民的具体措施。显然，这样的前提，还是中国承认琉球为日本藩属甚至日本领土，仅此一点，日本就能大有收获。二、如果中国否认台湾为属地，则日本将自行处置。这是日本最希望得到的结 果，等于中国自动放弃台湾的 *** 。三、如果中国既坚持台湾的 *** ，又以各种方式推脱“琉球漂民事件”的责任，则日本将“论责处分”台湾，如此，中日之 间或将立即爆发武装冲突，日本并无必胜的把握。四、日本代表团根据情况相机采取应变措施。
日本的外交试探，胆大而心细，但大清国的外交部门早就养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太监性格，不敢针锋相对地应对。面对日本的试探，大清外交部 (“总理衙门”)居然推搪道：台湾土著居住的“蕃地”属于“政教不及”的“化外之地”，所以，大清国对于“生蕃”杀人事件不能承担任何责任。日本人大喜，认为这至少证明了中国承认台湾的一部分土地是“无主之地”，中国 *** 并不涵盖台湾全岛。
日本 *** 随即调整计划，将 *** “蕃地”列为之一目标，吞并琉球则放到第二位。1874年5月，3000多日军从台湾南部登陆，攻击台湾土著。大清 *** 一面加强与日本的外交交涉，一面积极整军备战，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出任钦差大臣，率军赶赴台湾，准备武装抗击日军。 日军在台湾的“讨伐”并不顺利，受到了当地土著的顽强抵抗，加上时疫流行，减员严重。在列强调停下，中日两国半年后(1874年10月)签订了《北京条 约》，约定日本从台湾撤军，中国向“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支付抚恤银10万两，日军在台湾所修的道路、兵营等，折款40万两由中国方面“愿留自用”。 在这一条约的导语部分中，明确说明日本出兵的理由是“台湾生蕃曾将日本属民等妄加残害”，“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
至此，日本虽然在 *** 上没有斩获，但在琉球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日本代表团顾问、法国法学家巴桑纳表示：“1874 年日清两国缔结的条约， 最幸运的成果之一， 就是使清帝国承认了日本对琉球岛的权力。”
抗俄还是抗日？
中日《北京条约》签订后，随着中国的注意力被新疆牵制，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的动作。
此时，琉球问题带给大清帝国的 *** ，远远高于新疆问题：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连昔日羸弱的日本也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但是，扩建海军的努力迅速被日益严重的新疆问题所阻断。左宗棠的西北备战已经基本就绪，只待一声令下，便可以西征入疆。有限的财政资源和国防经费，究竟应该是满足新疆的平叛，还是先兴建海军？一场有关“海防”“塞防”的大争论在大清展开。
“海防派”以李鸿章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海防建设刻不容缓，而且，自乾隆年间平定新疆以来，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经营“塞防”，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如今又要竭尽天下财力西征，不如听从英国的建议，承认阿古柏政权，接受其称臣入贡，将节省下来的塞防费用转而建设海 军，对抗日本。 “塞防派”以左宗棠为代表，主张抗俄优于抗日，新疆决不可弃。左宗棠认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安眠之日。”放弃新疆，将令整个中国失去西部的国防缓冲地带，只能导致今后的“塞防”成本更为高昂。而且，不战而弃新疆，对于民心士气及朝廷威严都将是沉重的打击，也不利于加强海防。
“塞防派”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当时的大清精英阶层普遍将俄国看做是战国时的强秦，危害更大。林则徐在伊犁“靠边站”时，就曾严峻地指出：俄国“将来必为大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认为俄国“尤为中华之所患”，提出“防英乎？防法乎？抑防俄乎？曰：防俄宜先”。薛福成则认为：“泰西诸国，畏俄忌俄，如六国之摈秦。据守海道，扼其咽喉。御俄之水师不得纵横四出，俄人亦以久居陆路，未骋厥志，辄思发愤为雄……俄非无事之国，不得于西，将务于东， 此必之势也。”
“海防”与“塞防”的选择，对大清中央来说，是痛苦而艰难的。两相比较，“塞防”似乎更为紧迫： 一、日本人的目标还只是琉球，而非台湾，琉球远在波涛之中，即使弃置，也还不伤根本；而新疆与内地山水相连，一旦失守，整个国防西线立即崩溃，无险可守； 二、琉球毕竟只是藩属，关乎“面子”，并不直接牵涉到军事或经济上的实际利益，而新疆则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里子”； 三、俄国与日本相比，威胁更大。俄国既不同文，更不同种，而且力量强大；日本同文同种、一衣带水，而且力量还比较弱小，即使翻脸，也容易善后； 四、危机紧迫程度不同，新疆危机迫在眉睫，稍有延误，则整个西北局势就会糜烂，而琉球乃至台湾危机，还在萌芽发展，对日以防为主。 更为重要的是，新疆的叛乱既混合了种族矛盾，也混合了阶级矛盾，其与太平天国的余部及捻军等都有呼应，当然是心腹大患。
几经权衡，中央终于下定决心：在逐渐兴建南北洋海军的同时，国防重点向西北倾斜，全力解决新疆危机！
天山风雨
1875年，左宗棠受命为钦差大臣，统帅三军，入疆平叛。左宗棠的方略，核心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全力平叛，暂时不触动对俄的伊犁问题。左宗棠的之一步战略目标就是收复乌鲁木齐，这既是俄国人当时答应的归还伊犁的条件，也是稳扎稳打所必需的。
左宗棠在战场上进展顺利，1876年3月，其总部移驻肃州，不久平定了天山北路，而阿古柏的前沿设在达坂城，双方隔岭对峙。
不久，阿古柏病死，左宗棠督促军队加紧进攻，顺利收复喀什噶尔，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平叛任务，取得了晚清军事史上罕见的辉煌胜利。
俄国人看傻了眼，此前毕竟许诺过，只要中国军队有能力收复乌鲁木齐，就立即归还伊犁。此时见中国军队平叛如秋风扫落叶，便开始反悔，赖着伊犁不还了。左宗棠也早有准备，在平叛过程中，有将领就曾建议他趁着俄国与土耳其再次大战的机会，直接攻取伊犁，但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反遭其谤，故意留下伊 犁孤城不打，而将伊犁周边地区一举收复，在外交上赢得了主动，在军事上也摆出了威慑的阵势。 俄国方面已无法拖延，遂开始与中国谈判归还伊犁的问题。由崇厚率领的大清国代表团于1878年底到达圣彼得堡。俄国要求，如归还伊犁，中国必须补偿俄国军费，在通商方面给予特别优惠，同时还需向俄国割让部分领土。崇厚不待国内批准，就以全权钦差大臣的身份，在俄国提出的《里瓦吉亚条约》(Treaty of Livadia，又名《中俄条约十八条》)等文件上签字。如果根据这些条约，中国将只能收回一座孤城，而伊犁周边的所有战略要地，都将永久地割让给俄国。
消息传回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张之洞就曾指出：“若尽如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空名，所失者新疆二万里之实际……是有新疆尚不如无新疆也。”左宗棠说：“伊犁乃我国之领土，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 利，其 *** 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他提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一方面重新谈判，另一方面 积极备战，“诉诸于武力”，并且主动请缨。 全国上下抗俄热情高涨，倒霉的崇厚一回国就被逮捕，从重判处死缓(斩监候)。中俄关系急降到冰点。感到颜面扫地的俄国，一方面在伊犁地区大举增兵、尤其是增强炮兵，另一方面派出大量军舰，巡弋渤海和黄海，摆出可能攻击华北腹地的架势，战争风云笼罩中国。
大清 *** 则一方面派遣经验丰富的驻英公使、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出使俄国，一方面积极备战，左宗棠亲自率军屯驻哈密，随带棺材，以示必死的决心，做好了和战的两手准备。
日本趁火打劫
中俄局势一触即发之际，东海再度告急：1879年3月，日本明治天皇下令，将琉球撤蕃置县，琉球国王必须移居东京。琉球问题到了图穷匕首见的地步了。
中日《北京条约》签订(1877年)后，日本就屡屡要求琉球废止“对中国朝贡而派遣使节及庆贺清帝即位等惯例”，废止藩王接受中国册封的惯例，撤销在福建的琉球馆，贸易业务概归厦门的日本领事馆管辖，琉球今后与中国的所有交涉，一律交由日本外务省处分。琉球国王一边与日本软磨硬泡，一边向中国求援。负责对琉球联络的闽浙总督何王景、福建巡抚丁日昌，在转呈琉球国王咨文的奏折中，认为琉球“地瘠民贫，孤悬一岛，本非边塞扼要之地，无捍御边陲之益，有邻邦酿衅之忧”，对中国并没有大的利益，只是考虑到琉球已经“恭顺”了数百年，“何忍弃诸化外”，如果对琉球的求援“拒之过甚”，那么列强可能会认为中国不能庇护属邦，这将引起属邦的离心离德。根据他们的建议，大清中央命令即将上任的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到达东京后立即就琉球问题与日本交涉。
何如璋敏感地意识到日本终将成为中国的大敌，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派遣军舰，盛陈兵威，表面上是前往琉球质问，实质上要“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是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是与日本反复辩论，或援外国公法(国际法)以相究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李鸿章及中枢机构经过反复权衡，决定采用何如璋提出的下策。在朝廷而言，此时百废待举，在琉球问题上采用敷衍拖延，实在也是有难言之隐。
得到国内的指示后，何如璋即开始对日交涉，但他的态度还是十分强悍，在照会中写道：“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 *** 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日本 *** 认为，这样的照会是一种“假定的暴言”，深深地伤害了日本 *** 和日本人民的感情，要 求何如璋当面道歉，否则不再继续商谈。
事情至此闹僵，谈判转到北京，由日本驻华公使与总理衙门直接商谈。中央的主流意见也认为何如璋在态度上强硬毫无意义，“揣度中国现在局势，跨海远征，实觉力有不逮，若徒张声势而鲜实际，设或为彼觑破，转难了局。”李鸿章在发给总理衙门的《密议何子峨》(何如璋字)密函中，认为何如璋办理外交 “历练未深，锋芒稍重”，并且与其副手也难以和睦相处，“出好兴戎”，过于“冒失”。外交之一线的何如璋与外交决策机构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1880年，中俄在伊犁开始武装对峙后，日本趁机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李鸿章请出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在中日之间居间调停。但日本人搬出了中日《北京条约》，证明中国早已承认琉球是日本所属，格兰特也无奈，其华裔随员在发给李鸿章的信中，直陈“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中国只有“设法自强，诸事可得自主”。
在格兰特调停后，日本再度显露了外交方面的灵活手段，提出将琉球由中日两国分割占领，琉球南部靠近台湾的宫古、八重山两岛划给中国。而中国则提出了反建议，要求三分琉球，北部归日本，南部归中国，中部各岛则归琉球王国，由中日两国确保其独立自主。日本对中国的建议坚决反对。 多次拉锯之后，新疆问题再度进入关键阶段，种种迹象也表明日俄两国可能联手对付中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中国不得不调整策略，同意以日本的提议为基础，进行琉球问题的谈判。
得新疆 失琉球
1880年7月，曾纪泽到达圣彼得堡，开始了艰难的中俄谈判。大清 *** 对这次亡羊补牢的谈判准备相当充分：为曾纪泽配备了马格里(Dr。 Macartney)、日意格(M。 Prosper Giquel)等熟悉中国国情的外籍专家；为保持电讯畅通，中央还特别拨款兴建京沪电报线，原先只通到上海的国际电报终于延伸到天子脚下； 左宗棠大军将伊犁地区团团包围，一边大练武，一边搞屯田，逐渐转化为生产建设兵团，左宗棠的亲信胡雪岩则大举采购先进军火。
国际形势也对中国相当有利。第十次俄土战争(1877~1878年)结束，俄国虽然取胜，但元气大伤。除了英国积极反对俄国在新疆的行动外，俄国的盟友法国也表示反对，它希望俄国将对付德国作为重点。在整个欧洲，除了德国想浑水摸鱼、鼓动俄国东进外，几乎无人愿意看到俄国在新疆有任何收获。
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纪泽的外交斡旋进展顺利。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代表中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领土方面，俄国向中国归还伊犁，但割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领土；军费方面，由中国赔偿俄国900万卢布(折合白银500余万两)；贸易方面，俄商在新疆可以暂不纳税；边民国籍方面，伊犁居民可以自由选择保持中国籍或迁居俄国加入俄国籍。
尽管并不完美，但如此成果也已经难能可贵，左宗棠高兴地表示：“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他赞赏曾纪泽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大清海关的洋干部、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士(Hosea Ballou Morse)认为：“外交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帝国已经做好了动武的准备。”英国驻俄国大使德费伦(Lord Dufferin)感慨说：“中国迫使俄国做了它从 未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它已经吞进的土地。”
与此同时，左宗棠再次向中央提议在新疆建省，实行更为有效的管理，新疆终于废止了实行数百年的军府制度，开始了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湘军名将刘锦棠出任首任新疆巡抚，自此，中国在新疆的 *** 维护更为扎实稳固。
在确保新疆问题顺利解决的同时，大清 *** 在琉球问题上采取了拖延和搁置的策略。
当时，对日俄联手的顾忌是中国的主流意见。李鸿章认为，利用中俄冲突谋取自己的利益，不仅日本人如此，英、德、西、葡等国莫不如此，因此，“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对俄交涉成功，则各国都会暂时死心，对俄交涉若不成功，则各国都会“萌其诡计”。因此，李鸿章主张对日既不必像何如璋那样强 硬，也不必答应日本的瓜分琉球要求，而是采取拖延办法：“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敌人，唯有用 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张之洞也认为，对日应该拖延，“姑悬球案，以观事变”，并且应当与日本订立不得助俄之约，等到与俄国交涉完毕，再来从容料理 对日交涉。左宗棠对此是赞同的，他认为高喊抗日、甚至要求渡海征日的建议，不仅“先蹈危机”，而且“虚声震撼”，毫无意义。 李鸿章深刻地指出：“中国自强之图，无论俄事能否速了，均不容一日稍懈。数年之后，船械齐集，声威既壮，纵不必跨海远征，而未使无其具，日本嚣张之气当为稍平，即各国轻侮之端，或亦可渐弭。”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复杂的局势下，暂时搁置琉球问题亦可算是无奈之举。但随着国势一日不如一日，搁置拖延便转变成了放任，既成事实一旦形成，挽回的余地更是狭小。
新疆问题解决后，大清国还来不及考虑琉球问题，法国人又染指越南。几经延宕，日本的实力迅速增强，终成尾大不掉之势。越南问题解决之后，朝鲜问题也成为焦点，最终连台湾也沦陷于日本之手。琉球问题被不断地搁置再搁置，中国的宗藩体系迅速瓦解，战略缓冲地带丧失殆尽。而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新疆大漠上的狂风。俄国与日本，从此双双成为中国最为凶险的敌人，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也会竭力在表面上轮流扮演出中国好邻居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