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外交的困境：我的老师正是我的敌人

一、近代中国与西方：师生关系的困局

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大纲)开宗明义指出：“我们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我们近代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中华民族要有“光明的前途”必须学习“西方的近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强既是近代中国的更大“敌人”，也是中国近代化的“老师”。因此，表现为目标与手段关系的“抵御外侮”与“学习西方”，其实存在深层的逻辑困境，即“我的老师正是我的敌人”，晚清外交正是在此逻辑困境中不断求索的过程。

蒋廷黻概括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四次“救国救民运动”：“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康有为领导的变法”(戊戌变法)、“拳匪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方略”(辛亥革命)。笔者通过分析晚清“救国救民运动”的努力以及最后失败，认为这是在“我的老师是我的敌人”逻辑困境中的无出路。

二、三次“救国救民运动”的努力与失败

蒋廷黻对林则徐评价不高，甚至认为林被罢黜，是他的终身之大幸事而中国国运之大不幸，因为“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维新提前二十年或许有可能，但这一提前也会导致“我的老师正是我的敌人”的困境提前到来，而晚清 *** 并没有认识到这样的困境，更遑论走出困境了。从三次“救国救民运动”中可认识清 *** 在这一困境中的作为。

1。洋务运动与开明官僚的努力

中国从 *** 战争以后就已经开始“睁眼看世界”，还提出了“以夷制夷”，但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中国才开始真正向西方学习。慈禧太后在成功发动政变并掌权后重用奕等具有“外视”眼光的官员，也成全了他作为洋务运动倡导人之一。第二次 *** 战争以后，作为相对开明的官僚，奕深刻地感受到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在“自强”的号召下，晚清首先迈开了军事近代化的步伐，创办海军、训练新军，是在“器物”层面上向学习。这可说是中国近代之一个救国救民的方案。笔者认为，不管怎么说，清朝这些非守旧官员在列强看来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他们甚至对他们寄予厚望。然而，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2。戊戌变法与知识分子的努力

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极大地 *** 了那个时代脆弱而又极易兴奋的知识分子的神经。怀着对往昔中国的自豪以及对现世中国的自卑，他们在“救亡图存”的号召下，竟然很快掀起了“改革政治制度”的风潮。可惜，剧烈变法并非统治阶级所能承受。一身三任的康有为，只能说是个杰出的宣传家，事实证明他仍不是真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们本可争取当时还在观望的慈禧太后的好感，他们却操之过急地将她推向对立面。事实上，即便慈禧太后没有出面干涉，光绪皇帝所倡导的自体性变革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他甚至尚未厘清各种利益关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自强、御侮的变法运动者，在变法失败以后，能够并且愿意保护他们的竟然是外国 *** ！

3。义和团运动与普通民众的努力

前二者都是“以敌为师”，但全都没有成功，不是不堪一击，就是被迫中断，而晚清更加内外交困。于是，广大普通民众打出了“灭洋”的旗号，这可以说给几近绝望的晚清 *** 打了一剂 *** ，慈禧太后连忙宣诏，试图借此驱逐外国势力。历史没有给机会主义的慈禧太后任何机会；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慈禧太后宣布严惩义和团以及支持义和团的官员，甚至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友邦)之欢心”。从此以后，以大清国为主体的向西方学习的救国道路走到尽头——尽管以后还有一次所谓的“新政”，但那也只是“戊戌变法”在某种意义上的重演。这三次努力尽管都是为了“救亡图存”，但不论哪一种努力都受到统治阶级内部势力的阻挠，总是某一特定阶层的独角戏。如果说前二者是在承认西方是“老师”的前提下展开的话，那么第三次就是完全地将西方放到了“敌人”的位置上去了，而结果却几乎是“国破家亡”。

三、晚清外交的无出路：从“敌人”到“友邦”的错位

以上三次“救国救民运动”都与慈禧太后有着密切的联系，她的政治手腕称不上高明，但是在那个封建专制时代却足以影响整个中国。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在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友邦)之欢心”的国策下，晚清彻底丧失外交 *** ，沦为列强的傀儡。“清 *** 掌握实权的西太后及其追随者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之下，只图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帝国主义者的苛求无一不有求必应。他们从盲目的排外变为完全投降，实际上成为各国特权的 *** 人”。

她的终极目标是维护晚清统治，更确切地说是维护她自己的统治地位，国与民并非她的首要考虑。在这样的动机下，原本“敌人”成了“友邦”，在外交上便放弃了防御与抗争。于是，无法解决“我的老师正是我的敌人”这一困境的“学生”，为了“一劳永逸”地挣脱了解决这样的困境，一厢情愿地让“老师”成为“朋友”，其后果就是国不国。在这样的根本目标的指引下，慈禧太后的外交政策注定要失败，再天才的外交官，再高超的外交手段，也只是离“救国救民”的目标越来越远而已。

四、结论

杨公素先生在分析旧中国外交的悲剧与教训时指出：作为列强势力范围分割下的半殖民地，“历届 *** 都是仰外国的鼻息谋求维护自己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外交”，即所谓的“弱国无外交”。没有强盛的国家实力作后盾，纵有天才的外交人才，也不可能获得良好的外交结果；更何况在整个晚清时代中，并没有真正存在一个世界意义的“天才外交家”——李鸿章、张之洞等等虽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与眼光，但是都无法用真正的世界性的眼光审视他们的外交活动，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明确的外交导向。而“我的老师是我的敌人”的逻辑困境足以使整个外交活动受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处理“老师”或“敌人”的定位不但决定了晚清外交的走向，也决定了其对内的大政方针。正是因为无法走出这一困境，晚清无法动员起整个社会的全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