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严廉政制度为何没能改变明朝灭亡命运？
朱元璋以身作则全朝上下提倡节俭，明代七品县官月工资仅400元
廉政制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西周初年就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六廉考核实施体系：“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周礼·天官·小宰》）到了秦朝，更进一步明确为“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到了明代，中国古代的廉政制度建设发展到了顶峰。出身贫寒的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在全国的统治以后，依然非常节俭。在应天修建宫室，只求坚固耐用，不求奇巧华丽，还让人在墙上画了许多历史故事，以提醒自己。朱元璋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他所用的床，并无金龙在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造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主管的官员报告说用不了很多黄金，朱元璋却说，他不是吝惜这点黄金，而是提倡节俭，自己应作为典范。朱元璋还在宫中命人开了一片荒来种菜吃。
朱元璋不仅自己节俭，也要求手下大臣节俭。省一级别的官员每年的工资是576石大米（相当于月薪12000元人民币）；州一级别的官员每年的工资是192石大米（相当于月薪4000元人民币）；县一级别的官员每年工资是90石大米（相当于月薪1800元人民币）。这里我们要注意以下三点。之一，当时朝廷发的都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不是大米，还有诸如布匹、胡椒、苏木等，当然也有银子，可这一切都要按大米折算。《典故记闻》中记载：明朝的户部曾将市价三四钱银子一匹的粗布，折算成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市场上至少卖20两银子。倘若以此来折算，完全把布匹当成工资来发，一位县太爷每年才能领3匹布，这样的粗布拿到市场上只能换2石大米（将近200公斤），月薪也就合400多块人民币。算下来，明朝省一级别的官员，月工资也就1000至3000多块钱左右。第二，明朝既没有社会福利，更没有公费医疗，一旦官员退休，生老病死无依靠。第三，中国人自古讲究“多子多福”，喜欢儿孙满堂，官员们要是有个三妻四妾十来口子人，指望这点儿薪水糊口度日，其状况还不如现在的下岗职工。
明代反腐力度史上更大，朱元璋“大开杀戒”
朱元璋还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法律防止贪腐。朱元璋下令设专人每天五更时在樵楼上吹起号角，并高唱：“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为了防止功臣们居功自傲，朱元璋特令工部制造了一种申诫公侯铁榜，对他们可能发生的各种不法行为逐项规定了处罚标准。朱元璋还颁布了许多劝勉官吏的文书和诰谕，如《祖训录》、《臣戒录》、《醒贪简要录》、《彰善瘅恶录》等。洪武18年（公元1385年）前后，朱元璋亲自组织编写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四本诰书，印发给各位官员，让他们认真学习，引以为戒。《大诰》选录了当时全国刑事案件中的官民事例，共236个条目，其中有150个条目是属于惩治贪官污吏的，因此《大诰》实际上就是以惩治贪污为主的法规汇编。《大诰》中的许多酷刑如族诛、凌迟、极刑、枭令、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 *** 为奴、斩趾枷令、枷项游历等30余种都为《大明律》所未设。同一犯罪，尤其是贪污罪，《大诰》的处罚规定要比《大明律》大大加重。
朱元璋要求全体臣民户户有此一本，如犯笞、杖、徒、流罪名，家有《大诰》则减一等，无者则加一等。历时三十余年才定稿完成的《大明律》，对官员 *** 的行为和所承担的刑事责任有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其中《明律·受脏》中，列有11条，此11条大部分是官员贪污之条目，并且内容规定尤为严密。惩处非常重。在《户律》重增加了多收税粮而定罪的条款，并且刑罚非常重，官员若触犯都要计赃且以监守自盗论处。《大明律》还特意对官员的贪渎、偷盗、收受贿赂全部以重罪论处。若发现朝廷之中大臣有贪腐和收受贿赂的，立即处置。地方基层官员有贪腐行为的，也一并严厉处罚。若地方基层官员贪污60两以上的，不但要砍头，还要被当众剥皮实草。
明代反腐制度风行全国、人人不可懈怠
朱元璋还把《大明律》和《大诰》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并把他们列为科举考试内容，就连农村最基层的单位里也要“置塾师教之”。在朱元璋的倡导下，《大诰》风行全国，人人读之，人人讲之，至洪武三十年（1397年）出现了“天下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凡193400余人”的空前景象。另外，朱元璋还规定每县乃至里都要建“申明亭”，把贪官污吏的名字及其罪状列于其上，让人人皆知，以示警戒。朱元璋还对中央监察机构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在中央，朱元璋废除了元朝的御史台，改设为正二品衙门的都察院，将纪检、组织、公安、司法职能集于一身，与六部尚书衙门品秩相齐，左右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合称“七卿”。在地方，朱元璋建立了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名为巡按御史。这些官吏是代天子巡狩，凡吏政、刑名、钱谷、治安、档案、学校、农桑、水利、风俗、民隐都是其职责考察范围。不仅如此，明朝还允许百姓扭送不法官吏。如果明朝官吏在征收税粮以及摊派差役作弊曲法，百姓既可以向上级官吏举报，也可以直接扭送。对于封建时代的百姓而言，完全打破了一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传统惯例。赋予百姓直接查送官吏的权力，是中国几千年法治史中破天荒的政治创举。奖廉与惩贪相辅相成。
明代反腐力度史上更大
朱元璋反腐奖罚兼并，最终却是“人亡政息”
朱元璋对奖廉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大胆破格提拔了很多廉吏。朱元璋多次亲自召见或旌表廉能卓异者，并予以褒奖。朱元璋的诸多奖廉惩贪措施，在一段时间内收到了比较良好的，“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焕然丕变矣”。更为可喜的是，这种气象一直延续到仁宗、宣宗时代，即所谓“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然而，朱元璋的诸多奖廉惩贪措施，所仗恃的仅仅是皇帝个人的权威、个人的意志、个人的品质，在没有法治规范、没有民主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迟早会“人亡政息”。的确，历史同朱元璋开了一个大玩笑，过了五六代之后，他的子孙们个个骄奢淫逸，怠于朝政，再也没有一个人去关注吏治了。失去严厉管束的官员们文恬武嬉，贪污受贿之风遍及朝野，正如《明史》所说：“仁、宣之盛，邈乎不可复追，而太祖之法蔑如矣。”这些不肖子孙“一蟹不如一蟹”了。（来自中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