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为何非要投靠刘备，而不是具有枭雄气质的曹操？
三国(220年-280年)是中国历史上位于汉朝之后，晋朝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这一个时期，先后出现了曹魏、蜀汉、东吴三个主要政权。那么下面历史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诸葛亮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在后汉时期，成为或具有成为权臣能力的人一共有6位，分别是何进、董卓、袁绍、曹操、诸葛亮和司马懿。
在这6个人中，除了曹操之外，其余5人具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对士族抱有极大的依赖。
自汉武帝以来，外戚的势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皇帝们赖以统治国家的重要支柱性力量--军队往往掌握在外戚手中。
我们翻开汉代史书就会发现，自汉武帝时期开始到东汉末年，汉朝历届的大将军几乎都是由外戚担任。
所谓是“尾大不掉”。当本来被自己依靠的势力反而成为自己威胁的时候，汉朝统治者们就开始扶植另一股力量，这就是文官集团。
文官集团虽然没有刀枪，可是却有一张“利口”，只要是你打我，我就骂你。
汉朝的入仕制度很“奇葩”，想要当官不是通过考试，而是举“孝廉”。
虽然汉朝对举荐人的管理很严格，如果出现举荐失误，则举荐人要负连带责任。但由于汉朝官场腐朽，这个制度早已经名存实亡。
因而，文官集团在“孝廉”制度的推波助澜下，势力越发庞大，就形成了党派，其中的代表人物则成为了士族的领袖，具有“一言定生死”的能量。
尤其是到了汉朝末年，以许邵、许靖为代表的一批人大搞所谓“月旦评”，得其好评者，一日之间可以跃登龙门；得其恶评者，一夜之间可以身败名裂，民间乃至于官方的舆论已经完全被这批人把持。
何进为何要召诸侯进京剿灭十常侍？
何进是汉朝的末代外戚大将军。
史书上对何进的评价不高，原因是他把本来可以用一个狱吏就能解决的问题严重复杂化了，召集各路诸侯进京诛杀十常侍。
没想到局面失控，自己被杀不说，还把本来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汉朝推到了“生死路口”。
何进虽然是屠户出身，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政治智慧，他能够坐上大将军的位子并非全靠侥幸。
他之所以要召集天下豪强和诸侯们到洛阳有两个目的：
其一、摆脱汉灵帝任命的西园八校尉之首，上军校尉蹇硕的控制。
其二、摆脱以袁绍等人为首的士族的控制。
汉灵帝任命的西园八校尉中，除了宦官集团的人就是士族集团的人，就是没有外戚集团的人。自己虽然是大将军，但还要听从蹇硕的命令。究其原因，还是自己手下没有得力的班底。
因而，何进才召集全国豪强到洛阳，名义上是要打黄巾军，实际上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实力。如丁原、张辽、刘备等人就是在这个时期加入到何进的外戚集团。
可没想到，何进却失手了，被发现他有另树一帜企图的宦官集团抢先出手杀了。
何进突然死亡，令袁绍、袁术等一批士族集团的精英人物猝不及防。
袁绍等人虽然和何进走得近，但由于士族集团和外戚集团具有先天的对立特征，他们之间是无法做到真正成为一家人的。
袁绍等人之前之所以推崇何进，是不希望把士族集团和宦官集团之间的矛盾暴露得过早，或者说，士族集团不希望与宦官集团之间的冲突过早发生。因而，何进代表的外戚集团就作为一个“矛头”被推到了前台。
关于这一点，曹操看得很清楚，于是才会发出 “但付一狱吏足矣”的感慨。
袁绍等人难道看不出？其实，哪里是看不出啊！袁绍等人就是想利用何进代表的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打个两败俱伤，好让士族集团“渔翁得利”。
何进死后， *** 进京的董卓抓住了机会，之一个进入了洛阳。
董卓这个人看似鲁莽，但绝非草莽，政治智慧一点也不低。
董卓是西凉豪族，而非士族，这就意味着他在洛阳注定吃不开。为此，董卓进洛阳后就开始准备转换身份，把自己变为外戚。
公元189年，董卓以汉少帝在十常侍之乱中表现得不好为理由，废黜了汉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
其实，所谓的汉少帝无“人君之像”等理由都很牵强，董卓真正的原因是：抚养刘协长大的董太后姓“董”。
董太后是河间人，董卓是临洮人，虽然都姓董，却毫无血缘关系。董卓进京后，立即与董太后接上了关系，声称自己和董太后是同族。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凭借拥立汉献帝之功和董太后亲属的关系当上外戚大将军。
董卓的如意算盘令士族集团恼怒不已。眼看宦官集团和外戚集团在十常侍之乱中同归于尽，士族集团即将把持朝政之时，却被突然杀出的董卓捡了一个现成，这让士族集团情何以堪？这才有了袁绍的“天下健儿，岂唯董公”。
袁绍分裂汉朝的图谋在“讨董卓”之役中暴露
董卓并非不知道士族集团的能量，也知道应该给士族集团留出一些位置。如：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伷为豫州刺史、张邈为陈留太守、张咨为南阳太守等。
但董卓做出的姿态却满足不了士族集团的“胃口”，他们要的不仅是区区几个太守、州牧的位置，他们要的是把持汉朝。
于是，一场所谓的“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的大战爆发了。
这场战争的本质并非是恢复汉室，仅是袁绍为了进一步拉拢士族的一个举措。袁绍是想通过这次战役来看清哪一些人忠心汉室，哪一些人忠心自己。因为，他早就开始展开另立汉室的准备工作了。
不然，他岂会不参加这场声势浩大的“讨董卓”之战？
幸亏刘虞的头脑比较清醒，不愿意做袁绍的傀儡，袁绍想要分裂汉朝的阴谋才未得逞。
不过，这次闹剧般的“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却让曹操认清了袁绍的真面目。从此，袁绍的小弟曹操离开了袁绍，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曹操对士族的态度是先利用，后抛弃
曹操的身世背景比较复杂。
按照出身来看，曹操应该属于宦官集团，可要从他站队的角度来看，又属于士族集团。
在西园八校尉中，只有曹操的立场比较飘忽，出身宦官集团，又和袁绍走得比较近；参与了诛杀宦官集团的军事行动，又与董卓走得比较近，可谓是在几个派系中都能说得上话的人物。
具有这种特点的人往往在得到大家一致好评的同时，又都不被各派系所信任。因而，曹操在逃出洛阳之前就处于这么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
“讨董卓”失败后，曹操无处容身，幸好在此时遇到了陈宫。
陈宫对曹操的贡献是在曹操无处容身之际，甘愿作“保人”让东郡士族接纳了曹操。
当然，曹操也付出了代价。虽然史书中没有明说，但不出意外的应该是，曹操要任用东郡士族来管理东郡。
如果士族出身的官员具有管理能力，那自然没有二话。可汉朝的“孝廉”制度到了末期，已经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地步。如果任用这样一批人来施政，结果可想而知。
但曹操也没有办法，为了得到东郡这块地盘，他只得妥协。
可当曹操在东郡站稳脚跟之后，就变成了另外一副面孔，开始裁撤东郡士族出身的官员，这就引起了东郡士族们的反抗。
处于担保人角色的陈宫在此时是尴尬的。
一面是他力排众议，甘愿作保人邀请到东郡的曹操，另一面是东郡的士族给他施加的压力，陈宫究竟该如何抉择？
公元192年，兖州士族的代表人物边让被曹操所杀。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曹操和兖州士族彻底决裂。陈宫再也无法维护曹操了。如果此时陈宫仍然维护曹操，那他将失去东郡士族的支持，甚至会被士族唾弃。
公元194年，陈宫与陈留太守张邈、张邈之弟张超、从事中郎许汜及王楷等同谋，趁着曹操攻打徐州的机会，联合吕布袭取了兖州。
兖州几个郡同时起兵反对曹操，仅有鄄城、范城、东阿这三座县城尚属曹操领地。
由此可见，东汉末年士族的力量有多大。当他支持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当上郡守、州牧；反之，他就把你推翻。
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许都之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士族的追捧，像孔融这种大儒也纷纷前来投奔。可时间一长，这批人就发现，事情的发展已经脱离了他们的控制，曹操所依靠的并不是他们这些士族，而是被他们一贯看不起的“无行”之人和地方豪强。
汉朝的用人标准是只要德行好，才能不重要，这就让大量的凭借关系和手段骗取美名的人进入了官场。
而曹操的用人标准在《求贤令》中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世人：
“二三子其佐我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意思就是说，士族嘴中的所谓“德行”在我这里不重要，我看重的是你有没有才能。
在乱世中，或者说在创业阶段，对人的品德要求不要太高，不然就会流失人才。而在事业稳定期的时候，这批人就应该适当淘汰，不然就会影响事业做大做强。
在这一点来看，曹操不仅是一位军事家，还是一位合格的企业管理者。
在军事上，曹操依靠的并非是各路军阀，而是地方豪强。
像夏侯惇、夏侯渊、曹仁和曹洪兄弟，后来加入曹操阵营的乐进、李典、李通、毛玠、许褚等人也都是豪强。
这批人有人、有钱、有粮，就是没有社会地位，在讲究门第出身的汉朝是无法晋身高层的，这就为不以德行和出身门第为用人标准的曹操带来了人才大“丰收”。
因而，纵观三国之世，人才之盛，莫过于曹魏。
在后汉三国时期，仅有曹操这一支势力不完全倚重士族。
诸葛亮为何投靠了刘备，而非曹操？
其实，这个答案在上文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曹操不倚重士族，而诸葛亮恰好是士族中的精英人物，他周边能够利用的资源也都是士族。试问，这种人曹操能重用吗？或者说，诸葛亮会去投奔对士族抱有恶感的曹操吗？
刘备在得到诸葛亮之前，“孤穷”两个字就能够概括他的前半生。
所谓“孤穷”，并不是说刘备穷的没钱花，而是没有任何士族愿意帮他。
刘备虽然有一块汉室宗亲的牌子，但在汉末，这块牌子的用处其实并不大，充其量能够在刘备势力大的时候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绝无“雪中送炭”的功能。
刘备“疯狂”地想要获得士族的认可与支持，可却无人理睬。
黄巾军攻打北海的时候，孔融派太史慈请刘备出兵相助，把刘备激动的：
“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邪”！
让刘备去卖命，都能把刘备激动成这个样子。由此可见，刘备是多么想要获得士族的认可啊！
刘备得到徐州后，觉得自己可以大展身手了。可没承想，他在意的两个士族代表人物陈登和陈群却都被曹操给抢走了。
其中的潜在含义是：我虽然不重用士族，但也不能把他们留给刘备。在曹操看来，这就是隐患。
因此，本来被刘备任命为豫州别驾的陈群被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征召为司空西曹掾属；为刘备立下“汗马功劳”，又愿意和刘备一起打天下的陈登被任命为广陵太守，都离开了刘备。
在曹操的打击下，刘备的事业刚有起色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一直到了诸葛亮出山，刘备的事业发展才算是迈上了“快车道”。
诸葛亮，汉朝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出身老牌士族家庭。
黄巾之乱时，诸葛氏家族决定南迁避祸。由于天下大势尚不明朗，诸葛家族就决定把族人一分为三：一部分人留在老家守护祖宗坟墓；一部分人由诸葛瑾带领到江东投奔孙策，另一部分人在诸葛亮叔叔诸葛玄的带领下先投袁术、后投刘表，在荆州安了家。这种做法在汉末很正常，是保全家族的惯例。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诸葛亮的家族关系。
诸葛亮的大姐嫁给了荆州之一大姓蒯家的蒯祺；二姐嫁给了荆州另一大姓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庞统就是出自这个家族)；诸葛亮自己娶了荆州第三大姓江夏黄氏黄承彦(黄承彦是刘表的连襟)的女儿；弟弟诸葛均娶了林氏，无一不是荆州大姓。
由此可见，诸葛亮家族通过联姻，把荆州的几个主要大姓刘氏、蒯氏、蔡氏、黄氏、庞氏、林氏全部连在了一起。刘备得到了诸葛亮，就意味着把荆州士族全部纳入到自己彀中。
因此，别说“三顾茅庐”了，就是再去三次也合算。
诸葛亮投奔刘备，所考虑的事情其实和刘备差不多。雄踞北方的曹操虽然势大，但却对士族集团采取了边缘化的政策，就算自己去投奔，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因此，除非诸葛亮不想出山，要想出山，理想的对象也只有刘备了。
一个想利用士族集团为己所用，一个想凭借士族集团的力量一展抱负，二人的组合堪称完美。
刘备得到益州后，同样面临着该怎样使用士族的问题。
刘备集团内部共有5大派系：元老派、荆州派、益州本土派、东州派和外戚派。
元老派就不用说了，他们绝大部分人年事已高，在政权中大多担任“吉祥物”般的职务(军方除外)。
荆州派已经全面掌握了蜀汉政权，荆州士族遍布蜀汉集团的中下层，甚至有些都进入了高层。
益州本土派被分派到了南中担任庲降都督；东州派委以镇守白帝城和上庸的重任；外戚派吴懿被任命为北部督(遥领)；荆州派则被委以江州(今重庆)都督重任。
由此可见，刘备和诸葛亮采取的是重用士族、边缘化外戚的策略。
对于手中没有实力的士族，刘备也没有忽视。像许靖，就在刘备自立为汉中王的时候，担任了领衔上表的重任。
许靖虽然没有过人的能力，但身份很“吓人”，是汉末著名的“月旦评”首席评论员许邵的哥哥。
获得了许靖的支持，就意味着在舆论上获得了士族的支持。
可以这么说，刘备在荆州和益州能够快速站稳脚跟，跟士族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当然，让士族提供支持，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荆州和益州的官员绝大部分都由两地的士族担任。
司马懿的“上位”仍然离不开士族的支持
司马懿和诸葛亮一样，都出自于中等士族家庭。
可司马懿所处的环境却无法与诸葛亮相比，要是他也像诸葛亮那样在曹操的眼皮子底下大搞家族联姻，恐怕早就被曹操给“咔嚓”了。
为此，司马懿采取的策略就是“忍”。
可是赤壁之战后，司马懿再也忍不下去了。
如果曹操在赤壁之战获胜，司马懿继续“忍”下去没有问题。可是，曹操战败了。
在这种局势下，继续装疯卖傻不肯出仕就是和曹操对着干。曹操没战败时，可以大度容忍他。可在战败后，正是需要统一内部思想的关键时刻。在这个时期，谁敢不配合曹操就意味着反抗。以曹操的个性，等待着他的除了刀枪，还是刀枪。
司马懿选择效忠的对象并不是曹操，而是曹丕。司马懿的逻辑是，效忠曹丕就是效忠曹操。曹操明知道司马懿在“耍滑头”，可却无法处罚他。
由于曹操几十年如一日的持续打压，汉朝在北方的大士族已经消灭殆尽。荀彧--这位在北方硕果仅存的大士族代表人物死后，北方的士族已经不能够形成一个集团了，把持曹魏政权的是新兴的军功贵族。
在曹丕争夺世子之位岌岌可危之时，司马懿联合陈群坚定地站在曹丕身边，把曹丕推上了接班人的位置。曹丕给他们的回报就是在继位后重用士族。
可没料想，曹丕继位后，虽然履行了诺言开始重用士族，但却把士族领袖司马懿明升暗降，变成了一个“吉祥物”。司马懿开始了第二轮的“忍”。
曹丕的军事才能虽然不及曹操，但要论耍阴谋诡计，还要超过曹操。司马懿“借尸还魂”之计岂能瞒得过他？
可曹丕的阴谋诡计搞多了，势必影响到了他的寿命，于继位6年后死去。这就给了司马懿第二次机会。
曹叡即位后，开始重新启用司马懿。可是，曹魏政权的军功贵族们却早已经失去了他们先辈们的聪明睿智，竟把司马懿放逐到了西北雍凉去领兵。
所谓是“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司马懿身边不缺少有文化的人，缺少的就是军队，把司马懿放逐到西北，正好给了司马懿抓兵权的机会。
武将们面对自己的统帅一次次被打压；士族们看到自己的领袖一次次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被解职，向心力开始凝聚。
司马懿每被打压一次，凝聚力就增加三分。到了公元249年，司马懿爆发了，他利用曹魏皇族们到高平陵祭祖的机会，一举翻牌。
“高平陵事件”后，已经消沉了几十年的士族不仅翻了身，而且做了主人，从此开启了几百年的士族与皇族共同治理天下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