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是如何崛起的？哪些生意挑起了晋商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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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潜流》节目中，我们介绍了明清时期最早崛起的陕西商人，紧随其后的就是山西商人。陕西与山西素有“秦晋之好”的传统，在商业领域也有类似的现象，两大商帮在全国市场上与其它商帮较量时，往往会结成商业同盟，在许多城市里都有“山陕会馆”，就是两大商帮密切合作的见证。在明朝中期以前，晋商是秦商的小老弟；明朝中期以后，两者地位大体相当；到清朝的时候，晋商开始反超老大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晋商的崛起之路。
盐贸易：秦晋商人殊途同归
晋商与秦商赚之一桶金的模式完全一样，都是为明朝运送军粮获得销售食盐的专卖权，在盐贸易中发了大财。两大商帮的成功模式可以概括为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明朝建国初期，为了防止元朝蒙古残余势力卷土重来，朝廷在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绵延万里的北部防线上设置了九大军事重镇，驻扎了80万边防大军，30多万匹战马，形成了一条中国北部巨大的军事消费地带，全国物资向北方流动造就了明朝初期远程贸易的大风口。地利，就是山西与陕西比其它商帮更靠近九大军事重镇，他们都采用了在军事重镇附近进行大规模商业屯田的模式，从而在军粮运输的成本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人和，就是山西地少人多，又处于沟通蒙古草原与中原贸易的连接枢纽，自古就是商人辈出的地方，与北方大草原通商的传统极为深厚。
我们都听说过山西商人有走西口的传统，这个传统始自明朝正统三年(1438年)。朝廷为了解决军队战马缺乏的问题，允许山西和陕西等北部边疆省份从事盐马贸易，以食盐换取边地的马匹。于是，山西商人从杀虎口和张家口两个方向涌向关外，杀虎口在西边，所以叫西口，走西口说的就是出杀虎口进入草原。张家口在东边，所以叫东口。山西商人赶着骆驼，驮着食盐深入蒙古草原进行盐贸易，将商业 *** 扩张到鄂尔多斯大草原的腹地。山西商人重点经营包头以东的前套地区，而陕西商人则主攻包头以西的后套地区，形成了山西商人出关后偏向东北方向发展的贸易格局。
不过，山西商人盐贸易的好日子到了明朝中叶就出现了重大变化。朝廷财政开支越来越大，而收入却停滞不前，为了弥补财政赤字， *** 开始大规模超发盐引，也就是盐贸易的批文，结果导致批文总量远远超过了盐场的产盐数量。商人们自己掏钱运军粮，相当于替朝廷垫付了大笔军费，结果拿到的批文到了盐场却领不到食盐，商人们只有苦等。有的商人在盐场等了两代人数十年也回不了家乡，大批中小商人纷纷破产。朝廷盐粮挂钩的军粮供应制度濒临崩溃，朝廷被迫变法，运粮换盐批文，改为拿银子买批文，朝廷以增加的财政收入给边防重镇在当地买粮。如此一来，山西和陕西的商人们纷纷放弃了在边疆搞的商业屯田。
这是个市场经济的问题，盐贸易的巨额利润贴补边疆种粮是有利可图的，但既然拿钱就可以买盐引，那屯田的亏损买卖就没人做了。所以盐法改革之后，边疆的粮价暴涨，军费严重不足导致边防部队的供应严重恶化。
既然边疆屯田不如到两淮直接买盐批文更划算，于是，晋商与秦商大规模南下淮盐的贸易中心扬州。晋商以扬州为大本营，开始向长江以南扩展商业 *** 。在南方，他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这就是南茶北运，而清朝的建立为晋商开展茶叶贸易提供了重大机遇。
万里茶贸易：晋商的异军突起
我们刚才提到晋商出西口之后朝东北方向发展，他们在明末就与满清贵族开始做生意。晋商兼具政治头脑和商业精明，他们充分利用与努尔哈赤家族密切接触的机会，不仅在贸易中获利丰厚，更重要的是积累了满清贵族对晋商的政治信赖。晋商甚至为满清提供关内的大量情报，对后来清朝入主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清朝建国之后，皇帝亲招八大晋商入北京，成为拥有贸易特权的大内皇商。康熙历次御驾亲征西北，晋商又跟随大军负责军需供应，为平定边疆叛乱再立大功，朝廷对晋商更是格外恩宠。由于晋商获得了巨大的政治优势，在商业贸易上可谓顺风顺水。
相对而言，陕西商人却走上了被逐渐边缘化的道路。老秦人以正统汉文化的继承者自居，在扬州高举反清大旗，与清军进行殊死抗争，后果当然不言而喻。陕西商人在扬州的势力被彻底摧毁，被迫向大西南进行战略转移，他们以四川自贡为商业基地，大规模投资了自贡井盐的开发，占到了井盐资本总量的70-80%。陕西商人以井盐贸易为核心，开始向贵州和云南进行商业扩张。直到乾隆年间，陕西商人在自贡建立的“西秦会馆”时，还在匾额上公然表达反清的意志，“钦崇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唯知有汉，徽号或为侯为王为君为帝当日只不愧为臣”。在西秦会馆的那条街上，凡是进入陕西商人开的茶馆，客人只要高呼“反清复明”，茶水一律免费饮用。
不过，在商言商，虽然秦商与晋商在政治倾向上各有选择，但在生意上还是相互照应，关系处得很融洽。
在晋商获得的贸易特权之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清 *** 授予了晋商在中俄边境城市恰克图从事茶叶贸易的垄断权。恰克图在贝加尔湖以南，靠近今天外蒙古的边境。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晋商立刻开始利用在南方建立起来的商业 *** ，着手打造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之路。
山西并不产茶叶，清朝以前，晋商很少涉足茶叶贸易。但中俄茶叶贸易垄断权可是一个相当诱人的好买卖。俄罗斯远东地处高纬度地区，平常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居民以肉类为主，由于茶叶可以补充维生素等营养物质，使俄罗斯民众对中国茶叶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俄罗斯人不论贫富，年长还是年幼，都酷爱砖茶，午饭之后必须喝茶，每天喝茶高达五次之多。
为了满足俄罗斯茶叶大市场的独特需求，山西商人跑遍了中国南方的茶叶产地，仔细寻找能满足俄罗斯人口味的茶叶，最终晋商把目标锁定在江西的赣茶和福建的武夷山茶。他们在江西上饶的河口镇建立了茶叶贸易中心，此处是信江和铅山河的交汇处，既可就近收购江西的各地名茶，同时，从福建武夷山采购的茶叶经崇安县的分水关，由铅山河也能水运到河口镇。当年河口镇沿江拥有十几个码头，停靠船只多达数千艘，商船常常要苦等三天才能找到泊位。可以说，晋商的进驻直接促成了河口镇的崛起。
两省茶叶由河口镇出发，沿信江进入鄱阳湖，经长江到汉口，转汉水到襄樊，再经唐河到达河南南阳的赊店镇弃舟登岸，走陆路过黄河，从河南的清化镇进入山西的晋城地区，然后抵达晋商的大本营平遥、祁县、太谷进行加工分包。因为蒙古人与俄罗斯人的口味很不一样，而且各地的茶叶需求量也不同，所以茶叶需要在此进行分流。接着运茶商人向北经太原、忻县，出雁门关，在黄花梁分为两路，一路去呼和浩特，另一路经大同到河北的张家口，再转向西北方向的乌兰巴托，最终抵达边境贸易重镇恰克图。这条几乎跨越了整个中国的万里茶叶之路，为晋商带来了125%的商业利润。从恰克图开市以来，晋商每年大约出口4万箱茶叶，价值200多万两白银，然后逐年快速攀升，到了19世纪中叶的1852年，晋商出口茶叶高达17万箱，价值上千万两白银，一度占到俄罗斯对中国贸易总量的60%。晋商垄断中俄茶叶贸易长达近150年，总盈利高达数亿两白银，成为晋商最重要的贸易支柱。
我们以前讲汉口的节目中说过，俄罗斯商人在汉口投下巨额资本建立了大型茶砖厂，就是因为中俄的茶叶贸易规模相当惊人，晋商赚走了大部分利润，俄罗斯商人必然会来争夺。
万里茶叶之路属于超远程贸易，每年运输数百万两白银的巨款极为不便，也非常不安全，而且资金压占周期长达一年之久。晋商迫切需要一种重大的金融创新来解决资金运转的难题。
太谷：晋商的金融中心
为什么票号的商业模式会最早出现在山西？这是因为山西早在票号诞生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套中国当时更先进的金融制度。
清朝时期，晋商与蒙古人做生意一般是以货易货，后来与俄罗斯人做生意开始也是以货易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茶叶出口量远远超过了从俄罗斯的进口量，俄罗斯就将波罗的海贸易的白银大量转向中俄贸易。双方交易达成了，但运输银子却需要时间，商人们为了结算方便就约定了账期，一般是每年总结账一次。
当然，要经营每年数百万两白银的中俄茶叶贸易，山西商人需要大规模的贸易融资。举个例子，一个山西商人从太谷县借到银子，由镖局一路护送到福建采购茶叶，然后运往恰克图卖给俄罗斯商人，等茶叶出售得到银子之后，还要由镖局把银子运回太谷才能偿还贷款，来回运输银子都离不开镖局，镖局银子运到作为清算完成的最终标志。所以山西商人的贷款账期都以镖局运输时间为基准，这就是所谓的“标期”。一个全程茶贸易跑下来，镖局运输银子需要一年时间，所以这种贷款的标期就是一年期。不过，更多的山西商人跑不了中俄茶贸易的全程，他们像接力赛一样，大家分段转运，这样一来，镖局运输银子的周期就大大缩短了，这些短期贷款的标期一般分为春夏秋冬四种，每期三个月。
那么标期之内的贷款利率怎么形成的呢？
晋商的金融中心在山西的太谷县，无论是从事茶贸易、盐贸易或粮食贸易，各路晋商都把贸易利润首先集中于太谷，办理白银交收。然后由当地的商人们根据银根的松紧情况，共同制定贷款基准利率。于是，太谷的金融市场形成了各种期限的贷款利率，被称为“标利”。贷款期限20天、1个月、3个月、1年等不同金融产品的利率各有不同，比如3个月的春季标的开标利率为2%，一年期的春季标利为9.6%。开标之后，在每日市场交易中，标利都会波动。当太谷的标利发生变化时，周边的祁县、平遥，还有西口的贸易中心呼和浩特、东口的贸易中心张家口，各地的放贷利率都会立刻跟随太谷的标利上下浮动。
太谷县实际上已经进化出了一种类似于现代货币市场的机制，参与者包括当地的存贷款金融机构，如钱庄、银号、账局、印局，还有拥有大量现金储备的投资人，以及需要融资的贸易商人，他们在货币市场中交易不同期限的标利贷款，这些贷款本质上相当于短期商业票据，标利的浮动形成了金融产品的收益率曲线。而太谷、祁县、平遥、呼和浩特、张家口五地的资金市场相互连通，太谷的基准利率报价对各地的贷款利率产生了即刻的影响力，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利率传导机制相当灵敏。
仔细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在上海开埠之前，山西是唯一存在货币市场的地区，而且这个市场流动性强，利率市场化的程度很高。实际上，票号的商业模式必须依赖高度发达的货币市场，同业之间的资金拆借是票号生意走向全国的先决条件。
应该说，票号首先诞生在山西，绝不是偶然的。我们下期将重点介绍山西票号这一重大的金融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