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是怎么死的 为何说文天祥是被自己人“劝死”的
人们总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而小编却觉得，这句话说得的就是文天祥本人，据悉，文天祥是是宋末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抗元名臣，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与其余二人为陆秀夫、张世杰两人合称为宋末三杰。
在抵抗援兵期间，文天祥被俘虏，但是，关于文天祥的死因，小编提到了一个传闻，那就是文天祥他不是死在元兵之手，而是被自己人劝死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文天祥是怎么死的
公元1277年，文天祥请求保卫朝廷，还把替元朝来游说他的人吊死了。在与元兵的抗争中，文天祥和他的妻儿都被抓住。但是面对元朝的诱惑，他只想以死报国，绝不叛国偷生。元朝感其仁义，打算放了他，但因种种原因没被释放。
元朝召见文天祥的时候，问他还有什么愿望。他从容地回答说，身为宋朝的宰相，他绝不侍奉元朝，愿被赐死。上刑场时，文天祥从容向南跪拜，表示心事已经了结，终年47岁。
不过，据小编所知，关于文天祥的死从文天祥从被俘那一天起，就有人希望他尽快舍生取义了。
文天祥的死，一方面是元的残酷和他的不屈和节烈，而江南故国自己人对其殉国的巨大期望，甚至生祭他，督促其早死，也促成了文天祥最终被押上刑场。
1278年12月，文天祥在广东海丰被元兵突袭，服毒自杀未成，被俘。次年四月被押解到广州，而后北上前往大都。文天祥作为俘虏进入江西时，就决心开始绝食，希望船到自己故乡吉安时像为不食周粟的伯阳、叔齐一样饿死守节，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在饿了八天后，却没有饿死，由于家乡已过，押解人按着鼻子灌食，文天祥没有能够在家乡殉国。他希望能够有机会逃脱，即使死也不能在荒山野岭中，而要世人关注下悲壮而殉节。所以，文天祥就配合押解他的元军，继续北上。
但是，状元宰相文天祥被俘的消息此时已经传遍江南，他一直不殉国，让无数人焦虑不安、坐不住了，唯恐文天祥不死，担心他投降，从而让他与大宋的贞节受损。
此时，南宋王朝已经彻底被灭，旧中国的无数官宦要么被杀，要么已经投降，包括文天祥的弟弟，而百姓和原来的低级官僚则是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并非不爱国，甘愿接受异族统治，但他们自己不原意牺牲，那是肉食者当大官者们的事，但他们也有期待，就是希望别人为旧中国守节殉难。如今，整个江南都在看着被俘的文天祥，盼望着他早日杀身成仁。也许，他们是害怕又出现一个李陵吧。
喊出沉默的大多数心声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也是他庐陵(今吉安)的同乡王炎午。王炎午(1252年1324年)字鼎翁，是一位爱国青年。文天祥赣州起兵勤王时，王炎午满怀一腔报国热血，参加抗元斗争事业，作了文天祥勤王军中的幕僚，很快却因为母亲有病而回归乡里，并躲过文天祥部队失败捐躯或者被俘的机会。
这位当时28岁的王炎午，闻知文天祥押送船将过江西，即作了长达1800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王氏将《生祭文》誊写近百份，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张贴于文天祥可能被押解经过的自赣州、吉安、榉树、南昌等沿途驿站、码头的山墙、店壁诸醒目处。还派人在各处宣读：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受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虽举事率无所成，而大节亦已无愧，所欠一死耳如果志消气馁，岂不惜哉！
总知，文丞相应该死，而且要赶快死。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生命必须毁灭；忍辱偷生或者投降，就却意味精神的死亡。王炎午们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鼓动文天祥速死以保持名节，这并非个体行为。那位曾经入狱探望文天祥，并给其演奏《胡笳十八拍》的道士汪元亮，也在探望过后勉励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将归死江南。王炎午的行为，其实代表了当时江南在元兵铁蹄下沉默的大多数的道德要求，这篇祭文对当时的震动因此很大。
王炎午如此大张旗鼓地劝文天祥死去，是有着社会心理基础的。中国文化对文人的节气和女人的贞节的重视，在进入宋代以后，已经形成了一种高调的社会会文化，但能够自觉实践的毕竟还是少数，多数人并不去殉难，而是劝他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价值做出牺牲。这种高调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有存在，在其后也更有发展，但是像王炎午如此大胆地直接提出，形成对文天祥的道德舆论压力，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
文天祥是千古一见的英雄，但是，身未亡，却享受生祭文，传世千古，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有文天祥一人了。
有人赞颂王炎午的这篇祭文：感情壮烈，语言精湛，亦属祭文中的杰作。还有人认为：洗练凝重，气势磅礴，对仗排列的句式使祭文铿锵有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浪潮，同时也体现出王炎午本人悲壮激切的忠贞气节。
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道德崇高下对生命的冷漠，那就是对于为敌人俘虏的士人，与被玷辱的女子，都希望能够以死守节。中国也许会善待俘虏的敌人，但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如果不能迅速被杀，则更好及时自杀，以保持士人或者女人的贞节，反正是期待他们死掉。投降或屈服，意味着随后无尽的骂名，如果被放回来，那与屈服和变节的结果差不多，一生中也会在道德歧视中受尽屈辱。当然，希望俘虏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杀的人，却是没有牺牲的危险的，他们安全地道德观望和审判，其任务只是给女人列贞节牌坊表彰，流传烈士的英雄事迹。
然而，王炎午的祭文，在道德高调主义的热情、壮烈下，却掩盖不住基本生命关怀的冷漠。他不是站在文天祥的生命立场来看待文天祥，而是以自己渴望却不为的道德圣人标准，去要求妻离子丧的文天祥为了那个道德理想牺牲。文天祥的生死，需要他自己的抉择，他的生命权只能由其自己支配；其他人，无论用多少圣洁的理想或者标准，都没有要求别人去死的权利。
道德价值的实现，特别是需要生命的损害和牺牲，完全是个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王炎午劝死文，是对文天祥生命的不尊重和冷漠，它的出现，并非什么文化荣耀，反是一种文化悲哀。
从王炎午写《生祭文丞相文》，到文天祥被杀，其间有长达三年半多的时间。当文天祥在监狱中历尽折磨的时候，江南故国的人竟然不担心他的健康，希望为挽救南宋做出卓越功勋的文天祥能够多活些时日，而是希望他早死。他一日不死，王炎午们的心恐怕都不会安。王炎午们的心一直会为文天祥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敢于牺牲自己而担忧吧。
让王炎午们失望的是，文天祥并没有看到他好心的劝死文；王炎午们也可以宽慰的是，他们显然低估了文天祥的节气，不用他们的督促，文天祥自有杀身成仁的勇气和决心。
1282年十二月初九，当文天祥终于杀身取义，壮烈殉节。千里之外的王炎午得到死讯后的反应，是悲痛，也许更感慨，其中带着心安之情，因为文天祥的死刑早就被他被判定了。在前一篇祭文的使命完成终结之后，他又作了一篇《望祭文丞相文》，之一句话是这样的：丞相既得死矣，呜呼痛哉！谨此致奠，再致一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