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的政治思想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之一人。他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限制君权
《明夷待访录》一书计十三篇，该书通过抨击家天下的专制君主制度，向世人传递了光芒四射的民主精神，这在当时黑暗无比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首篇。
黄宗羲在开篇就阐述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他说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然而，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均见《原君》）。对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黄宗羲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力，首先得明辨君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从本质上来说：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都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因此，君主就不应该高高在上，处处独尊的地位。就应该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即为天下兴利除害。否则就该逊位让贤，而不应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
至于为臣者，应该明确自己是君之师友，而不是其仆妾，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如果认为臣是为君而设的，只以君一身一姓起见，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自己的职责只在于给君主当好看家狗，而置斯民之水火于不顾，那么，这样的人即使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但同样是不值得肯定的。因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就是黄宗羲的君臣观。它对传统的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纲常，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设立丞相
黄宗羲提出的限制君权的另一主张就是设立丞相。他认为：有明之无善政，自皇帝罢丞相始也。这是因为：
之一，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彼此是平等的。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在舆为下，还多少保持着主客的关系。现在罢除了宰相，就再没有人能与天子匹敌了。这样，天子就更加高高在上，更加奴视臣僚，更加专断独行，为所欲为。
第二，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的规定，天子传子，但天子之子不皆贤；在这种情况下，幸赖宰相传贤而不传子，足相补救。可是在罢除宰相之后，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这样，势必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第三，废除宰相后设立的内阁大学士，其职责只是备顾问以及根据皇帝的意旨批答章奏，内阁没有僚属，没有力事机构，其事权很轻，根本不能与昔日的宰相相提并论，内阁既无实权，而天子又不能或不愿处理政事，于是就依靠一群凶残的宫奴来进行统治，这就出现了明代为害至深且巨的宦官专权。
黄宗羲提出设宰相一人，参加政事若干人，每日与其他大臣一起，在便殿与天子共同议政。章奏由天子批答，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阁中又缴之御前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往返，使大权自宫奴出也。此外，宰相设政事堂，下分若干房，分管天下庶务；凡事无不得达。设立宰相，是一种限制君权过分膨胀的有效措施。但它并不是责任内阁制。因为皇帝仍然大权在握，仍然是名符其实的国家元首。
民本思想
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集中体现在其顺治十年（1653年）写下的《留书》和康熙二年（1663年）在《留书》基础上扩充而成的《明夷待访录》。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理论结构主要由五个部分构成：
一是政治模式。他在《留书・；封建》篇指出，自秦以来中国政治有乱无治弊病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进而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主张效法古代封邦建国的诸侯自治制度，退而求其次，则应效仿唐初设置方镇以屏藩中央的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制衡中央集权的地方自治设想。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破天荒之一次提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思想命题。他所谓的天下指的就是人民（万民）。
这个命题可以概括为君为民害论。进而，他又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命题，确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君是由民请出来办事、为民服务的客人，这可以概括为民主君客论。黄宗羲还提出了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的思想主张，实际上是坚持君臣共治天下的治权平等思想。这一政治模式显然已经包含了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主、民权的思想内容，因而具有朴素的民主性。
二是法制模式。黄宗羲以托古改制笔法，肯定三代之法是天下之法，而批评三代以下之法为帝王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主张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并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命题。这些思想主张，已经明确地包含了天下是人民之天下、应由人民共同治理的民治思想，包含了以万民之公法治理天下的法治思想。
三是经济模式。他对不断加重农民负担、造成积累莫返之害的历代封建王朝的赋税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思想主张，如工商皆本的政策主张，废金银而通钱钞的币制改革主张，均田、齐税而又不排斥富民占田的井田制构想。这些主张虽不免有空想成分，但在客观上顺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要求，因而具有启蒙意义。
四是教育模式。黄宗羲特别重视学校的作用，把学校的功能定位为指导政治、引导舆论的场所，提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政治主张，实际上提出了以学术指导政治的启蒙思想；黄宗羲还力主改革以科举取士的教育制度，提出了培养、选拔人才应坚持宽于取而严于用的原则，以及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取士八法。
五是哲学思维模式。他既继承又超越了前辈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与乃师刘宗周的诚意慎独之学，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解释为致字就是行字的行良知说，将刘宗周立足于至善之意的改过说发展为基于工夫实践的力行哲学，提出了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和必以力行为工夫的重要哲学命题，还提出了一本万殊与会众合一辩证统一的认识 *** 论。这为纠正当时流行的空虚学风、倡导社会变革提供了新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