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大规模出巡前都需要安排什么？看完才发现以前的历史白学了

秦汉时期皇帝大规模出巡频繁，那么需要如何安排，才能让皇帝顺利出巡？为保证皇帝得以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出巡，与之相关的几种制度也随之建立起来。

要知道皇帝出巡规模太大，巡视范围比较广泛，几乎涵盖了当时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要完成对天下的控制，建立一套完善的交通系统是非常必要的。而当时秦始皇对出巡的迫切需求恰好促进了道路交通系统建设的推进。也就是说，秦始皇的出巡在客观上加快了全国 *** 通系统建设的完成。

但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时，由于天下刚刚结束战乱，加之各地地理环境差异巨大，因而修建道路是异常艰难的。服各地自然条件差异所带来的影响。也就是说，道路交通体系的构建是一项浩大且复杂的工程。而皇帝制度的确立正好为交通的修建提供了根本性的保障。为保证皇帝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秦始皇通过郡县制，将天下分成三十六个郡，在各地建立起严密的户籍制度，使得皇帝加强对全国各地的控制。在此基础上，皇帝得以征发天下赋役为其服务。

在秦朝，编户齐民的赋役极为繁重，赋役的主要工作就是为皇帝修建各项大型工程，其中也包括驰道秦始皇为保证自己出巡之便，修建了由首都咸阳出发至全国各地的驰道。在统一全国后的第二年就实现了全国大部分范围内的巡行，可以发现当时通过征发徭役修建道路的效率异常迅速。汉武帝在秦始皇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对驰道的修建。驰道建设是地方官员安排，通过这些可以体现他们的才能，也就是说驰道的修建直接反映出皇帝欲通过出巡展示其权力，巩固其统治的目的。

驰道修建的最初目的是为皇帝出巡而服务的，是皇帝向地方展示皇权的重要表现方式。正因为驰道具有这种特殊性，除皇帝及其车驾外，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横行或穿越驰道，除非能得到皇帝诏令的特许。驰道是皇帝通过自身的权力而建立的通向帝国四方的道路交通系统。它的修建在方便了皇帝出巡的同时，更是皇权的重要体现，即皇权的边际线可以随着驰道的修建不断向地方纵深延展。换句话说，驰道的修建是皇权对整个帝国控制的重要反映，而皇帝行走于驰道之上，正是皇帝对其权力的直观展示。也就是说，驰道的修建在方便了皇帝出巡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强了皇权对地方的影响。

除驰道外，皇帝出巡也要利用其他的交通系统。当时国家修筑的道路还有三川东海道、南阳南郡道、陇西北地道、汉中巴蜀道、直道、北边道、并海道等而皇帝沿着渤海、黄海海滨道路行走，可以说这些道路的修建都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皇帝的出巡需求，不过，郡国道路的养护工作花费甚巨，所谓“郡县治道共张，吏民困苦，百官烦费”，可以看出皇权对于全国交通道路的影响一直存在着。然而，无论是驰道，还是其它道路，它们都是秦汉帝国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毓棠先生总结秦汉时期官府主持的交通系统益“发展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因此，秦汉时期道路交通的构建在方便了皇帝出巡的同时，也直接上加强了帝国不同地域间的联系，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帝国的统一。

卤簿制度：

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为巩固皇帝制度，“车同轨，书同文字”。其中，对于车舆制度也做了相关规定，将“王马曰乘舆马”，即将皇帝所乘之马称为舆马；皇帝所乘车舆牵引之马多达六匹；同时，又“兼其车服”，统合诸侯后车之制，属车竟有八十一乘，又有安车、立车，且在不断巡行中又建立了警跸、前驱、骖乘等制度，为后世沿袭。也就是说，自秦始皇之始，上至皇帝下至编户，国家对车舆制度有了明确且严密的规定。关于秦汉时期皇帝的车舆制度，其主要表现形式卤簿之制皇帝出巡的车驾相关人员及其职责都必须要登记于相关簿册之中。

这些人员包围在皇帝周围，按照一定的次第顺序排列开来，并都携带一定规模及数量的武器以及仪式装备。因此，可以看出卤簿制度是以严格的等级次序为中心，以保护皇帝、展示皇权为目的的一套车舆制度，既要体现皇帝的威仪，又要保护皇帝的安全。可以看出，秦汉时期的卤簿系统是一套编组复杂的系统，皇帝可以其出巡的目的不同，所规定的车舆卤簿也不尽相同。不过，无论是大驾、法驾还是小驾，它们都是以皇帝为中心而列成的大型方阵，其功能之一是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出皇帝的威仪。因此，卤簿制度实际上也是皇权的一种体现；换句话说，皇帝出巡时直接展示其威仪主要是通过卤簿实现的。

此外，汉代皇帝出巡仪仗中专属的音乐，分有鼓吹和横吹两种形式。可以看出，秦汉时代的皇帝出巡仪仗伴随有复杂的车阵以及庞大的乐队。秦汉时代皇帝卤簿对车辆仪仗的规定极为复杂繁密。具体来说，车驾是一个由内而外，排列有序的方阵，方阵之中引导的官员执金吾、大将军等，他们都是有武官或具有武职性质；旌旗、斧钺、盾甲等都是军队出征时必要的武器以及仪式装备，说明方阵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在此基础上，配合以独一无二的用六匹马牵引的金根车，以突出皇帝在方阵中独一无二的地位。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皇帝通过车驾彰显其权力的表现方式所以，皇帝通过出巡向地方展现呈现出了武力色彩，是皇权的合理行为。

不过，同军队中不同，皇帝出巡的车驾将军队的排列阵型的排布转变为一种仪式化的展现，其目的就是宣扬皇帝的尊严、尊贵以及不可撼动。因此，皇帝车驾的空间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权力中心。皇帝出巡的卤簿实际上是皇帝通过车驾的形成的权力中心在帝国的空间之内的来回移动，将这种仪式所体现出的皇权的威仪散布在帝国空间的各个角落，进而深化皇权在帝国空间内至高无上的地位。

除此之外，皇帝出巡的车驾布置还非常符合阴阳五行、月令节气的学说。顾颉刚先生认为汉代人的思想骨干是阴阳五行，秦始皇根据五行学说立国，认为秦朝属于水德，因而将主要车驾及其旗帜颜色定位黑色。而且，皇帝出巡车驾也体现出月令思想，也就是说，皇帝需要根据不同的时令选择车驾及马匹的颜色，可以说月令思想对皇帝出巡的影响颇为深刻，即“各随四时之色”。这在东汉时期的表现更为明显，体现之一就是东汉时期天子出巡参加五郊迎气的祭祀时，祭祀时所乘的车、旗、服饰，因不同时节与五帝神祇不同，颜色也出现明显的变化，由此可以更深入地说明时令与国家的行政系统具有紧密的联系。由上可知，当时社会的思想对皇帝的车驾之具有重要影响。

举行相应的仪式活动，体现一派天象、气象、物候、人事交融的景象，即天子车驾舆服颜色随着月令的变更，展示出他顺应时令的行政手段；换句话说，车驾的移动是天子行使时间权力的主要方式。可以看出，皇帝出巡的车驾不仅从卤簿方阵之中体现出了皇权的尊贵性，也从阴阳五行与月令方面体现出皇权对天下的控制。

因此，皇帝的车驾系统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体现了皇帝的权力。除了行车布置之外，皇帝外出居所安排也都是有很大要求的。

离宫与“行在所”：

汉时天子在外所居之处称为离宫。秦始皇统一天下时，便开始大规模建造离宫。何清谷先生认为离宫是“古代帝王于正式宫殿之外别筑宫室，以便随时游处”。也就是说，离宫是皇帝在都城之外建设的临时宫室，以便皇帝随时外出居住。因此，它作为皇帝在外的临时办公场所，与京师宫室的地位大体相当。所以，离宫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皇帝出巡的需要。此外，皇帝出巡所在之处也可被称之为“行在所。在外出阶段随行者、和一应伺候的人也是安排的很妥善。

皇帝出巡的车驾系统极为复杂，所以专门负责皇帝车驾驾驶以及护卫引导的官员必然要时常随行皇帝出巡的车驾系统极为复杂，所以专门负责皇帝车驾驾驶以及护卫引导的官员必然要时常随行在秦和西汉，丞相身为百官之首，“掌天子助理万机”。同样，当时御史大夫也发挥极为重要的职能。由于御史大夫负责掌管文书、档案包括皇帝的诏书、律令、臣下的奏章，且其属官御史也对地方的实际情况极为了解，所以可以帮助皇帝在出巡时了解地方的状况；同时，御史大夫是为皇帝联系内外之职官，也是皇帝诏令的起草者，秦汉时平常皇帝诏令的下达是由丞相与御史大夫配合完成的，所以二者一起随同出巡有利于保证皇帝政令的有效传达。

因此，秦和西汉时三公陪同皇帝出巡是非常必要的。武帝之后，中朝官地位的不断上升，侍中、给事中、尚书等职官陪同的出巡，是皇帝在外处理事务的重要体现。而此时尚书的职责是帮助皇帝传递文书，并且参与皇帝的顾问应对，因而尚书陪同皇帝随时出巡之目的也在于更好帮助皇帝随时处理国家政务。

到了东汉，“虽至三公，事归台阁”，尚书的地位开始重要起来。不过，尽管尚书的权力开始增大，但国家重大决策的商讨以及制定，依然离不开三公的支持。因此，东汉皇帝出巡要尚书与三公一同陪同，也体现皇帝政令传达的目的。所以，秦汉皇帝出巡时需要宰相以及尚书等行政官吏与之随行，目的是保证国家行政体系的正常运作。如果皇帝出巡是以祭祀为目的，那么太常必须与之通同行，以保证祭祀礼仪的顺利实施。

此外，其它职官的陪同，也可能随时被皇帝召见，于路上进行顾问应对。比如秦始皇时在泰山进行封禅祭祀时，就咨询了当时博士官关于封禅的礼仪事务；秦始皇命令李斯和赵高跟随车驾出行，以“行符玺令事”[以保证政令的传达。也就是说，皇帝出巡时，为保证“公”的方面的事务的顺利实行，需要有一支庞大的公卿的队伍与之随行，这在保证国家政务的顺利传达的同时，也能更好地解决出巡遇到的各类问题，从而保证出巡时国家行政的正常运转。

除公事外，皇帝出巡时也要有人帮他处理“私”的事务。因而，在宫中帮助皇帝处理日常起居的官员在出巡中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少府及其太官、太医以及相关后宫人员的陪同出巡，主要帮助皇帝解决出巡的饮食、身体以及生活起居等与生活直接相关的问题。

足以看出，皇帝在外时，对京师的安全是极为重视的，从对宫廷的生活，到宫廷的防御，再到京师的防御，都安排得细致入微、井井有条，所派遣留守人员虽无常制，然而却都为皇帝最信任的人。因此，尽管皇帝出巡时国家大部分官员都跟随皇帝出巡，但京师到宫廷的防御安排的细致入微，可以保证皇帝在外国家政治形势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