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诸史对于南明与郑氏政权是怎样记叙的？
引言
明亡之后，尊周思明、尊王攘夷逐渐成为中朝关系中不可忽视的文化心态，但每个时期又有其不同特点。前文所提到的肃宗和英祖时期，南明已亡明，三藩被定，郑氏投降，朝鲜无法在实际行动上有所作为，于是竭力于建坛祭祀，感念明朝之恩。而到了正祖时期，崇祀之礼基本齐备，随着与清朝关系的进一步深入，朝鲜已出现主张学习清朝的北学之流，正祖却主张纯粹性与正统性，他担心本朝士人忘记明朝恩德，于是致力于修史，以承先祖尊周之志。因此，官方修史视野到正祖时期达到顶峰。
朝鲜所修之中国史书，明史又是其中心，而南明通常被作为延续明祚的正统被载入其中。林象鼎的《林氏历代史统》，载唐尧到永历间事实；权以生《史要聚选》以 *** 到永历时代中国历史人物为中心，分帝王、烈女、将帅等二十八门；正祖组织编纂《历代纪年》，是自上古到永历年间的编年史，《明季提挈》录洪武元年到永历十六年（1662）之间明代史事，朝鲜君臣对不能尊南明帝统更是有一种愤懑之感，故用“春秋笔法”来纂修《尊周汇编》这样的史书，以记载崇明史事，宣扬尊攘义理、奉明正统。
李锡佑《芊园家势续通鉴》载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到永历十六年（1662）间史实，强调正统观；洪奭周《续史略翼笺》载洪武到永历十六年间史；李德懋《磊磊落落书》，为明末清初人物传记，又以明遗民为主；李玄锡《明史纲目》仿朱子纲目体，述明太祖元年到崇祯十七年的明史书，因将南明史置于补编而遭到严重的批评；《明史纪略》，为洪武元年到永历十三年（1658）间史；南有容《明书纂要正纲》，意在更正李玄锡之误，强调南明正统（1698-1773）；11卷《明朝殉节诸臣录》，乃改编乾隆四十一年刊《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而成，废清年号，采南明年号；李宪明《清史提要》载南明与清初历史，以南明年号为准；赵彻永《续明史》，记明万历十一年（1583）到永历十六年（1662）之史，用南明正朔，意在改正张廷玉《明史》贬低南明之误。
王德九的《皇明遗民录》和成海应的《皇明遗民传》，都是重要的明遗民传记资料。尽管在今天看来，朝鲜所修之中国诸史，多以抄纂中国史料而来，内容并无太多新颖之处，但从文化心态的层面，这些史书都为我们了解朝鲜王朝与南明的非官方接触以及朝鲜的南明史观提供了重要史料参考。其中，《明史纲目》成书于1703年，是朝鲜所编之明史著述中最为重要的一部。《明史纲目》的作者李玄锡（1647-1703）乃是朝鲜太宗李芳远之后，朝鲜实学派先驱李晬光（1563-1628）的曾孙，生活在朝鲜肃宗时期。李玄锡致力于经史之学，入职史馆后，又拜在大学问家许穆（1596-1682）门下，史学造诣颇深。后在官场失意，对仕途失去热情，“为撰修《明史纲目》，力辞京职，出宰清风”。
根据孙卫国教授的研究，《明史纲目》尽管体例不甚谨严，但基本上遵循了纲目体的原则，介绍了明代主要史实，且重视人物评价，但由于以明清史籍为主要参考，内容上并无突破，但体现了朝鲜王朝当时以修史思明的特点，又是朝鲜所修最早明史著述，此后出现了多部明史著述，也在不同程度受李玄锡之影响。此书在修著过程中便受到肃宗国王之鼓励，问世之后又受到朝鲜朝野乃至后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也引来了诸多批评。星湖李瀷批评《明史纲目》，并举燕王起兵事为例，言此书“义例不明，便一类聚书，似是未及校正，遽然刊行，致有此失也。
以其大者言之，则靖难之举，只云燕王举兵，然则褒贬安在？讳尊之义，虽不能书叛，原心之法，不可以不明。若书云燕王杀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遂起兵，则杀是无罪之辞。书官美辞，杀无罪可美之人而起兵，非叛而何？据事直书，其义自见矣。”以春秋笔法贬损朱棣，引起其他士人儒生的不满。关于《明史纲目》之书名，也有人提出“皇朝之于我国，是君臣也，不可与唐宋等视而泛称明史，请更名以皇明纲目”，但未被采纳。
《明史纲目》最受关注的点还在于，此书有关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帝的记述，被置于附录补遗三篇中，遭到众多尊明士人的批判。朝鲜王朝后期文坛名笔，官至领议政的南公辙（1760-1840）就以宋末帝赵昺寄身崖海而尤为正统为例，论证南明三帝是“存亡国、继绝世”之大义正统，批评李玄锡将三帝事迹列于附录，是“自绝于明”的僭越行为。洪直弼（1776-1852）则言：“毅庙殉社之后，弘光、隆武、永历三皇帝相继而立，虽大运既倾，享国不永，皇朝正统，允兹在兹。清虏既肆弑逆，又从而名其史曰《三藩纪事》。
三皇帝立国何不若东晋南宋，而为清人之藩臣哉？乃敢肆然称之，以示天下。如李玄锡者袭其说，置三皇於明史纲目附录之下，不与正统，然于玄锡何诛？后之良史当联而书之崇祯之下，以识大一统之义矣。然所谓《明季遗闻》《三藩纪事》等书，曲笔媚虏，真赝相蒙，有不足尽信。”认为李玄锡此种做法是受到清代修著明史的影响，真正的良史应当将南明三帝书于崇祯之后，以定正统、明大义。
同样从春秋大义和中华正统观念对《明史纲目》进行批评的还有朝鲜高宗时期儒学家柳重教(1832-1893，字致根，号省斋，高兴人)，他指出“今则北人所纂明史诸本及吾东李玄锡所纂明史纲目出，皆以崇祯为正统之终，而弘光以下则直置之闰位。大义之晦塞，莫此为甚矣。”主张“大明正统止于永历”。以上士人均从尊明大义出发，论证南明三帝之正统地位，也可见朝鲜之南明史观。
对李玄锡《明史纲目》的批评甚至化为其他文人修史之动力，南有容（1698-1773，字德哉，号少华，又号雷渊）的《明书正纲》（后改名为《明书纂要正纲》）便是其中一例。从中至少可以看出编纂该书的三点原因：其一，南有容对已有的明朝史书不满，包括对史书体例所造成的繁杂的不满，以及对其他史书或慑于清朝或囿于党争不满，认为明“无信史”；其二，不满于李玄锡《明史纲目》将南明三帝附于编外，似乎南明成为僭越清朝正统之流。在这样的原则下，即使《明史纲目》内容如何详尽，犹不能称之为史；其三则是南有容的个人志向，希望用自身所学删繁就简地完成一部明史，便于考阅。
此书得到了当时群臣之赏识，但英祖出于对清的忌惮并未同意刊行。根据南公辙的记载：“府君尝撰明书正纲，起自洪武、讫永历，以寓春秋尊攘之法。会命修明史，诸臣多言府君所撰正纲之书，纪载简而书法谨，宜刊行。上入其书，命近臣读奏，至弘光纪帝在南都，上惊曰：‘此必生事于国家。’亟命洗草。”尽管英祖从国家现实利益出发将此书洗草，但对南有容却有“久不见南某，颜貌虽老，雅意尚存矣”的评价，加之群臣对此书“寓春秋尊攘之法”的赞赏，表明此时朝鲜君臣上下尊周思明思想之浓厚。
与南有容同时期的黄景源（1709-1787，字大卿，号江汉遗老）在强调南明正统这件事上，较之南有容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当时的朝鲜王朝并无专门记述南明史的著述，黄景源便决定编纂《南明书》以载南明政权之史事。至于著史之原因，黄景源在给友人申成甫的书信中写到：“景源在史馆时，读张廷玉明史传，至弘光、隆武、永历三先帝列于《诸王》，未尝不悲愤泣下也。昔孔子因鲁史记作春秋，周虽微，犹书天王者，明大义也……夫三先帝承毅宗之绪，正位南方为天子，以承宗庙。而廷玉列之《诸王》，是春秋之义不明也。景源欲著《南明书》，始自弘光元年，讫于永历十有六年，以明大义。”
在与友人李元灵的书信中，黄景源无奈地表示：“自永历入缅以来，士大夫出七星关，奔井亘者，不可胜数。本邦山川，在中州万里之外，属国史臣，得南明行在事实，为尤难也。故景源虽欲论次，而不可得也。”好在，1755年他充任燕行副使，得以亲自前往清朝，并收集到了“皇朝世家子孙收拾永历十六年旧史遗闻”，根据黄景源自己的说法，“景源入关内而得明事，以成此书者，岂非天哉！”在他看来，是天意成就了《南明书》。
结言
无论是对李玄锡《明史纲目》的批判，还是对南明史事的专门记述，朝鲜士人讨论南明政权的核心均在于其正统地位。在对南明史书的编纂过程中，“南明”更多是一个文化符号，对南明正统的坚持，事实上是朝鲜王朝朝鲜上下尊周思明文化心态在史学上的反映。作为奉南明正朔又具有自身独立性的政权，朝鲜王朝诸史对郑氏政权的褒贬予夺也同样放置在其南明史书写的大框架之内。前文中多次提到朝鲜王朝后期重要的儒学家、史学家，《丁未传信录》的作者成海应，他对南明和郑氏政权的书写便是最典型例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