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古代的学塾与基层童蒙教育都有什么样的特点？
引言
学塾即乡学私塾，是私学的一种。越南历史上，除官学外，私学也十分发达。和中国一样，越南古代民间童蒙读书受教育的场所，一般都在地方或私人所办的学塾中进行。学塾遍布城乡，十分繁荣。
比之由 *** 管理的、规模有限的官学，私学可以定义为一种“自由的、开放的教育”，普及性更高，也更为发达。学塾举办条件、举办者的资格及教学的方式完全不受 *** 的规制；有教无类，入学者相对而言也不受身份及社会地位、年龄的限制。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贫民布衣受教育的机会，体现了古代教育的相对公平性和广泛性。
一、乡学
越南古代社会与中国类似，国家的行政管理只到县一级，而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则是以村社为单位，以具有法律效力的村规乡约来管理。越南村社是在公田制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较高的自治性、独立性和封闭性的基层组织系统，存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族而居”特点，是组成越南社会的基本单位。政治上，村社内有一套完整的自治机构、组织体系和信仰中心，各种社会活动都是以村社为单位进行的。经济上，村社是一个独立自存的经济单位，每个村社都有一套旨在自给自足的劳动分工体系。
地主和豪绅往往是族长也是村民议事会成员，掌握村社的大权。村社集体议事会——乡亭，主管村社内部的一切事务，包括财产的分配、制定乡规民约、筹建寺庙、学校、学田等公共事务。故而基层乡学则是在强烈的村落共同体精神基础上，一般由总、社、村级单位自行负责组织与管理，由家族或村社集体出资置学田办学，国家基本不予支持。至于每家捐出田、钱多少则视各家庭经济条件而定，多少不一。同时亦有富豪乡绅个人出资置学田助村中办学。以学田收入支付乡师资俸，以教导本乡、本社子弟识字学文，以此让贫寒子弟也有机会接受教育。
（一）学田制度与乡学的建立
乡学与村社制度下的学田制密不可分，“乡之有学，学之有田，田为廪气哉”。村社置乡学，多为集体出田或出钱。目前已知的最早置学田办乡学的记载，出自正和二十三年（1702）所立的《学舍田土碑记》，白鹤县文征、陵征二社集田高置乡学，以“振兴文风，引导后学”并日渐形成风俗。阮朝时期乡社一级置学田设立学校已经十分普遍。嗣德八年（1855）永安省永祥府遵路总扶立社《学田碑记》载，“私家之塾非一邑之公，亦非经久之计也。辖之扶立社乃能谋诸道公诸乡，以图久远之计，故置八亩为乡学，餼田”。
嗣德时期正式明文规定“准各地置公私田，以教村社子弟，重教化，厚风俗，行便于民”，这进一步促进了基层学田和村社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嗣德八年（1855），山西省石室县莱上社置学二所。乡善王公炅者，劝其村人捐田，岁收其以为乡学廪。同一时期，同省的福寿县泽美路泽雷村亦置二学：一三舍，一四舍，皆用公田。嗣德二十年（1867），“有永祥府白鹤县扶正社秀才潘文亨计乡长，各出己田以昌邑人，共得干数，置为学田”。
嗣德十三年（1860），南定省义兴县鹤俸社由村内民众集家财置办学田。白鹤县文征、陵征二社沿袭办学的传统，修补旧学舍，又买得5高土地添置10间新学。除村社集体办学外，亦有富豪商贾个人出田出资办乡学，嘉隆二年（1803），永安省安乐县永某社知事阮重典自出一田给东村建乡学。
绍治二年（1842），学校遭毁损，社民杨春日、严福寿与此地方巡番重建新学。及至法属殖民统治时期，村社集资置学田办学的情况仍然存在。维新六年（1912），河东省清池县清威左总以“格木而建，墙砖盖瓦”，村社民众集支1070钱建成总级学堂。海洋省金城县《莱芜总学堂碑》记载，启定九年（1924）建成的莱芜总学堂，共支费4000钱。
阮朝乡学及学田作为共同资产，由村社内部制定详细条例进行统一管理。在越南各地的学田碑记和乡约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村社条例一经制定，由乡政者，每年抄出，逐款明晰，并齐集申明于乡亭。条例明文规定：“乡学二屋及四面石墙有漏设处，会民修补，其需费请欠于民”。“学田花利不得因他公务别用浮支；学田各处所有侵亏岗地者，责由耕人培补”。
据嗣德八年（1855）《乡学碑记》记载：“乡学四邻某有酿酒及乱与妇女嚷闹戏语禁止”；“乡学门前，牧童过者，不得系牛，并不得吹笛子狂歌”。同时，村社和乡学所使用的书籍、纸张由村社统一购买，使用管理有明确规范。“乡中文士幸预科目，其乡学书籍未备者，请宜随力买供一部；“乡学所公函经史书籍，与乡政者每年二次，各使于晴天干晒，交认编志，不得假借于家，负庶责赔”；“乡中老童某将纸字作飞鸢及覆缻并裹物者，则责不贷”。
（二）乡师与学生
1。乡师聘请
对于地方乡社学校的教师选拔也有一定的标准，一般选择举人、秀才科目出身、年长且有文学素养和教学经验，堪为士子模范者为之，由知府知县核查合格后发给执教文凭。嘉隆十一年（1812）“令诸营镇总社村坊每总选拔二三名50岁以上，素有文学蕴藉可堪为士子规式者，呈知府县官详核，合格者给文凭，训习初学者。”对于乡师的聘请，立于各地的学田碑记中记载十分详尽。明命二年（1821），乂安省兴元府海都总裴瓦社俗例记载：“其塾师或社内人或别社人必由官员里役耆日全民选请；或举人、秀才、一二场，必须学识行检可为人之师范。
其学长以本社文祠为所。嗣德八年（1855）《乡学碑记》记载：“学田花利以为乡学束脩之礼，若村中科榜某员可“集乡中子弟课习五十名以上者，必请于乡学所居住供应如之”嗣德二十年（1867）《学田碑记》规定：“约迎乡师必举人秀才有闻望者”嗣德二十四年（1871）永安省永祥县浦田社《浦田条约碑记》规定：村社出面聘请乡师，但“聘请的老师须有科目名望”山西省国威府安山县《芙蓉社学田碑记》有特别之规定：“请乡师必科目者，外社有学行者，不怠惰，以授乡中子弟”并规定，“若乡内从学某有迎接举人秀才归业，本村士人同受业者应给公田三高助费以示劝激”。
2。乡师资俸
“学贵有师，而受教者不能不供养教师”，乡师多为中科不为官者，或辞官回乡或落第的举人、秀才，在国家中没有编制，乡师的报酬需由村社提供。供养乡师的 *** ，村社中有明确的规定：“学之道，贵在有师，养师之禄，须置学田”。“乡之有学，学之有田乎，学田餼廪也。餼廪不备则教育无谋，教育无谋，人才风俗之所以难也。有之乎养之赡而教可行矣。教可行而人知学矣”。
故每乡办学多置学田，取学田花利作为乡师束脩之俸。村社统一管理现有学田，交与符合条件之人领耕，每年向乡师缴纳一定数量的稻谷，作为乡师束脩，每个地方根据学田大小，缴纳数量不等。嘉隆六年（1807）乂安省兴元府海都贺溪村例规定，“何家有子宜将至场呈师受教，无费损一毛，已有学田，秋夏二务得二亩六高七尺六寸，据全年给与教师支辨”。
明命二年（1821），乂安省兴元府海都总裴瓦社裴洲村俗例亦载“一例全民置学田三亩为塾师岁俸，社内何人有子孙就学者只有辰节之礼、多少随心。”同为乂安省的裴孔社俗例记载，村社置“本村所有公田五高上漫漂处置为学田，递年春秋二丁摘取这田花利敬祭先圣先贤，以重斯道”。嗣德八年（1855）永祥县扶正社《学田碑记》规定：“学田村内四甲分耕，每亩入息四百五十斗，余一切应供并。”（第6条）；有的村社还规定了每年稻粟具体缴纳的时间，多分为春冬两期，并且规定既请乡师，村社其他家庭不得别请他人，争学田花利。
如嗣德二十年（1867）的永福省扶正社《学田碑记》载：“约预耕学田，每年纳粟在乡师，分为二期，二三月一半；冬务十月一半”；《浦田社田土碑记》规定，稻谷每年增收每分，总计一千斗，于夏冬二季，由里长出面收稻交付乡师，若稻谷数在六亩以上，与稻谷数一起增收一分，将作为师俸聘请乡师，若私家聘请乡师，则不计入师俸款列。
嗣德二十年（1867）永福省扶正社《学田碑记》记载：“既迎乡师，同乡子弟就学，私家不得别请他人以争公粮”（第5条）除了缴纳束脩实物稻谷之外，认领学田者还需负责乡师一定纸笔之需。明命十二年（1831）乂安省海都总各社村俗例载，“一块学田有十亩，可全民轮流耕种以供学俸，何人认领耕种，则教师日常笔迹及按时缴纳时务稻谷各宜尽力。若学田日渐贫瘠，需领罚三十贯钱施肥后，才能继续认领耕种。”也有村社学田由学生领耕，比如永祥县土桑社和安乐县同心社。
除学田花利等实物束脩外，一些村社会规定在每年特定节令，比如春节、端午、中秋或乡师生辰等，须向乡师致送银钱或礼物，作为节敬之礼。永安省永祥县扶正社《学田碑记》记载，“每年端午、尝新、元旦三节，每节各二贯。同年衣服钱陆贯，并纳在乡师。”。由此亦可以看出，除了节礼，乡师还有额外补贴。若至乡师生辰，学生或村社亦会提供二三贯银钱作为贺礼。同时，乡师参加科考，村社也会有一定资助。比如，同为永安省永祥县的扶立社置学田八亩，“一亩一年纳四百斗，以供乡先生盘费斯矣哉”。“若师参试，乡应礼二贯钱”，若斯文会有宴，亦须敬表乡师。
结言
除了束脩和节敬，乡师还享有其它特殊优待。比如乡师及家人可优先领耕学田，且乡师可随意许他人领耕，“学田乡师随意许人领耕，邑人不得预占，或乡师有家人认耕者亦听”；村社还会聘亲一男丁供乡师日常配使。比如乂安省裴州村俗例规定，“全民择委丁男一名抬水以供塾师，或塾师不期有所役使，亦置田二高许伊耕作取其花利”。为了表示对乡师的敬重，村社还会将乡师事迹，征刻碑石，供后人瞻仰。
乡师辞世后，每至乡师忌辰，学生或村社还会进行礼祭。由此可见乡师资俸主要分为三部分，一为束脩。主要以学田花利（稻谷）支付，此为乡师的主要收入来源。其次为节敬及额外补贴。村社或个人在特定节令会赠送给乡师银钱和礼物作为节礼。额外补贴方面，则有衣物补贴等。若乡师参加科考，还可获得额外科考盘费，若中举亦有贺钱。三为特殊优待。乡师还享有优先认领学田、或许他人领田等生前身后的特殊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