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做官之后治理农民的结果
古代的官僚大多都是文人充当，而文人治理农民的结果大多都是维护既有的制度，而缺乏创新能力。
书生做官本来就有一些缺陷，长期保持这种缺陷，就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从小就读圣贤书的书生们考试成功之后，鲤鱼跃龙门，跻身到统治阶级，成为地地道道的官员。他们信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要听皇帝的，听上级官员的。同时，他们要搞好官场的关系，除了巧立名目，盘剥百姓以外，就是用银子打通和上级的关系，让上级来充当保护伞了。官员们成了体制内部的既得利益者，享受着体制的好处，哪里肯改变这种制度呢？即便有一些变法者，也大多归于失败。王朝更替了，都没办法改变封建制度，仅凭几个倡导改革的官员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撼动制度根基的。往往成为“身死为后人笑”的典型，成为人们经常谈起的笑话。
在以农耕文明为主的社会形态下，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比较显著，就是种地，有粮食吃就不造反。他们大多没什么文化，都是种地交租税的人，老实巴交。而古代文人做官之后，治理农民就有些愚民了。他们不会让农民知道制度是否合理，不存在这样的讨论，而是让农民听国家的话，即便他们私自加税，也要让农民去完成。而农民长期身处社会底层，已经失去了话语权，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自身困境。有做了盗匪的，却只能在刀尖上混日子。没办法长久做盗匪而成为商人的经常被官府敲诈勒索，有的甚至被敲诈得破产。于是，人们认为做官才是更好的出路。而科举考试的录取率是很低的，并非年年都考。即便如此，人们还是要努力供自己的孩子读书，能考上当然是好的，就算是光宗耀祖了，考不上就要做一些别的工作，起码努力考试了。可是，这种普遍的诉求带来了极大的副作用，大部分出身寒微的读书人考中之后，做了官员就要加大盘剥力度，甚至到了搜刮民脂民膏的地步。他们穷怕了，要先让自己富起来，还要给上级送礼，不然怎么能够在官场立足呢？于是，他们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开始贪污受贿，损公肥私。毕竟，按照惯例，大部分官员都会这样干，也就不缺一个新入局的小官了。
文人做官，会依据“四书五经”里面的圣贤之言治理天下，而所谓的天下也仅限于他们管理的范围，并不是皇帝治理的天下。也就是说，他们的判案会掺杂了大量的道德因素和情感因素，不容别人质疑。于是，在如此的判断之下，就有了权力寻租。原告被告都要送银子，不然就会吃亏。而官员乐得把案件拖得时间久一些，搞权力寻租，同时获得两头给的银子，也就能寻找一个双方都不得罪的判案结果出来了。判案变成了买案，也就让判案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四书五经”中的思想比较陈旧，并没有提供现成的案例参考，却成了很多官员心目中的圣贤书，成了他们判案的道德依据，岂不是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他们不可能改进司法系统，更谈不上对人权的眷顾，而整个官僚系统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也就让文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一定会在法律的解释和执行过程中加入传统伦理的因素，并且加入了自己的判断，而不是客观公正的判断。于是，很多案件的审理就变得非常可笑，比较简单的就是“各打二十大板”，复杂的就是搞权力寻租。其实，皇帝治理天下也要依靠道德，而不仅仅依靠法律。秦始皇的严刑峻法并没有让秦朝延续多久，后代君主都吸收了他的教训，一方面要颁布法律，要求官员严格执行，另一方面要辅以道德教化，让人们都遵守道德准则，不要干伤天害理的事。道德教育对于农民来说非常管用，因为农民大多没什么文化，也没多少财产，只剩下道德可以彰显了。于是，农民们要在表面响应皇帝的号召，遵守道德，实际上他们目光短浅，见到利益就要上，而不管利益是不是正当的。也就是说，农民们表面要遵守道德，实际上会为了获得利益不择手段。官员并非不知道农民的这种猥琐脾气，就要站在道德制高点，塑造自己光辉的形象，同时保持高冷的状态，脱离民间，不和农民说话，也不和农民见面，要农民到衙门办事，同时要他们带上银子。如此一来，农民们就失去了话语权，但并没有觉察出事情的异样。习惯了，就认为很正常。难道要官员“礼贤下士”，到民间和农民见面谈心吗？
当然不行。官员都是大老爷，岂能轻易出离衙门见老百姓？官员有官威，有高高在上的地位，不能随便纡尊降贵，更不能随便搞什么亲民活动。除非要征税、征兵、征徭役了，官员遇到了困难，才会带着三班衙役到民间来催逼，不然哪里肯亲自到民间走一走呢？
文人做官，要维护封建正统，而不会轻易改变。即便有一些“讪君卖直”的官员，也大多是一些耿直的动了心眼儿的官员，指责皇帝过错，却并不会对制度有多少改变。于是，上千年的官场生态就形成了，文人做官，治理农民，只要稳定，不要正义和公平，当然也就能持续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