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简析先秦两汉典籍中的佞臣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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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佞臣这一群体，指的是围绕在君王身边的佞人。他们身份来源复杂，佞是他们的共同特征。这类人早已有之，在先秦诸子的论著中有不少论及这类人物的危害。
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汉代佞臣开创《佞幸列传》，希望借佞幸之事迹警醒后人，班固《佞幸传》对司马迁《佞幸列传》中的人物进行扩充，对这类人物的批评更加强烈。
一、佞臣之行为表现
在古代封建社会，“忠君”是为人臣者需要具备的一个重要素质，忠君指的是臣子执行君主的指令，而对于君主的不当行为能够敢于进谏，以维护君主的利益为出发点；佞臣的行为表现则与忠臣相反，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他们对君主的一切指令表示顺从，不论君主的指令是不是对君主有利，对君主顺从、谄媚是佞臣较为普遍的行为表现。
作为“奸佞小人”，佞臣们是一群善于伪装自己、掩饰自己内心丑恶的人，他们熟练使用谄媚、讨好等迎合上位者的手段，他们熟知君王的习性和心理并对症下药，无限满足君主的虚荣心。
李斯和赵高对秦二世喜好音乐这件事上有着迥然不同的表现。李斯在劝谏中以纣亡为例，他认为秦二世放弃《诗》、《书》这些儒家经典，而醉心于声色，容易重蹈商纣之覆辙，表示出他对此事的担忧。
另一方面，赵高不同意第二皇帝以音乐作为娱乐形式的行为。他不是盲目地同意，而是有充分的证据。他认为音乐是表达情感和交流情感的一种方式。
古代还有一种音乐教育的传统，从根本上驳斥了李斯认为亡国与沉迷音色有关的观点，并将二帝比作古代的“五帝”、“三帝”，顺从二帝的意愿，毫无痕迹地称赞二帝。
直臣因为直言上谏，违逆君王心意遭到君王厌恶，而佞臣很少面临这样的情况。他们了解君王的心理，并在言语上赞同君王的行为，他们的建议大多顺君王心意而为之，无论君王的行为和想法是否符合道德，他们都对君王表现符和，并且投其所好，提出符合君王心意的建议。
朝臣的主要任务是辅佐、督察君王。有些朝臣有一定的才能，但他们更注重如何迎合国王的喜好，他们的才能就成了奉承和取悦国王的工具。韩衍“善骑善射，善阿谀奉承”。他知道武帝要攻打匈奴，于是先学习胡人的兵法，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增加与武帝的对话，巩固自己在武帝心中的地位。
佞臣擅长谄媚逢迎，他们的巧言令色、甜言蜜语能够使君王喜悦，所以他们与一般大臣相比更容易获得君王的喜爱和信任，承宠也是佞臣的一个重要表现，佞臣得到君王的宠爱，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才有机会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
二、佞臣在政治舞台上的角色
佞臣的行为活动与君王、朝臣甚至后宫妃嫔息息相关，他们既是朝中大臣，与其他朝臣交往争锋；又是君王身边的亲近左右，与君王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佞臣的家人因其受宠而还与一些后宫女子有着利益关系。
佞臣们想要得到舒适的生存环境，就必须要得到能决定他们生死的人——也就是当朝者的欢心，司马迁在《佞幸列传》中曰：“甚哉爱憎之时！”佞臣荣华与否全部取决于君王是否垂怜他们。故而他们对于帝王的讨好无所不用其极，远超其他的大臣们，也因此，佞臣和君王的关系也会更为紧密。
就目前而言，奸佞朝臣与国王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单地视为依赖与依赖的关系，而朝臣与其他朝臣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朝臣不正，他们自身力量薄弱，想站在险恶的朝廷上，结党是他们的生存手段之一。
一些朝臣为了向上晋升，选择巴结他们，因此获得君王的重用和青睐。而另一些朝臣认为佞臣是一群祸国的小人，向君王上谏，让君王远离他们。佞臣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对他们的反对者进行打压迫害。
佞臣的本质是自私自利的，他们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辅佐君王或者交到真心好友，他们拉拢朝臣的举动，也只是因为佞臣们善于左右逢源和审时度势，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所以，这种表面的善意会在朝臣没有利用价值后自动解除，这也是佞臣和朝臣关系脆弱的表现。
阿谀奉承者因其不当的登基方式，而受到大多数朝臣的歧视和嫉妒。虽然他们得到了君主的保护，但朝廷的形势却很危险。即使阿谀奉承者想要置身事外，他们也无法做到完全的独立。例如，邓同已经实现了他的“诚愿”，而丞相却还想处死他。
佞臣与公主结交，也与后妃结盟，获取利益。在《左传》的记载中，易牙先是“有宠于卫共姬”，在卫共姬的帮助下，他的厨艺受到了齐桓公的赏识而受宠，卫共姬可算是易牙的引荐之人，易牙发动政变，所扶持的也是卫共姬之子，佞臣与后妃在立储上存在利益的关联。
佞臣讨好攀附那些对他们有利的朝臣，而对于那些反对、损害他们利益的朝臣，则动用他们手上的权力，进行打压，给朝廷上下造成恐怖的气氛。佞臣与他们的家人有着一定的连带关系，他们的荣辱与他们的家人有着一定关系。
佞臣近侍于君主左右，能够出入内宫，与后宫女子的关系亦十分微妙。从佞臣与这些人的交往，以及他们对佞臣的态度来看，可见佞臣十分擅长伪装，具有多面灵活的性格。
三、佞臣的形成原因
佞人现象早已有之，他们对国家的危害极大，然而他们并不都是天生善佞，他们的性格复杂多变，成为佞臣也可能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吸取春秋战国的教训，在全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完善了封建官僚制度。
这套制度又为汉朝所沿用，汉朝君主在这基础之上进一步强化了君权，提出“君权神授”理论神化皇权，“独尊儒术”加强思想控制，利用“推恩令”削弱地方诸侯的权力等等，真正实现了“大一统”。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政治、经济、政治军事上拥有绝对控制权，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不仅如此，秦始皇在思想上也要求高度统一，实行焚书坑儒，导致官民在皇权压制之下不敢言。
在巍巍皇权的威慑下，朝臣不自觉地屈服于皇权，一些朝臣形成了卑躬屈膝，谄媚讨好的奴性人格，他们的顺从，在多数情况下是情势所迫。
在皇权的压制之下，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官员只能对君主俯首帖耳，压抑思想和个性，譬如李斯保住自己的爵禄，顺应秦二世的享乐心理，提出了督责之术，以理论支持秦二世的暴政。
在《史记·乐书》中，李斯极力反对秦二世享乐，他的态度之所以会发生这样大的改变，正是因为他见识到了秦二世的暴政，在秦二世的高压恐怖的统治之下，李斯放弃了他的原则，向二世曲媚逢迎。
可见在君主的强制之下，意志不坚定的官员更容易屈从于君主的权威，对君主阿谀求荣，更不用说一些本没有底线和原则的佞人，阿谀奉承之辞对于他们来说就更是张口就来了。
结语
北魏阳固在《疾倖诗》中写到：“乃如之人，僭爽其德。岂徒丧邦，又亦覆国。”佞臣寡德少恩，对国家带来深重危害，忠直之臣对此常深怀忧虑。
尽管前人多次告诫后人注意此类人群的危害，后代君主还是重蹈前代覆辙，从后世史书诸如《宋史》、《金史》、《明史》都为其朝代的佞幸立传的情况来看，说明佞臣问题在后世为患甚深，屡诫不止。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范晔.《后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