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赐死廖永忠,渡江之战决定一批功臣生死
廖永忠是明朝开国功臣之一，他曾率军平定浙东、福建、广东、广西、俘虏陈友定，是朱元璋身边十分出众的将领。但朱元璋登基称帝后，廖永忠依然没能善终，最后是被赐死。当时廖永忠已经50多岁，但朱元璋还是没放过他，反而更先就是拿廖永忠开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朱元璋在处理功臣时，也是看他们和自己的关系好不好，往往比较疏远的，反而会成为首要目标。
朱元璋最早是因为参加起义，然后势力一路做大，最后做到了明朝开国皇帝。
在其创业阶段，有一场战役非常关键，那就是渡江之战。
当时起义的义军被元朝军队围困在长江西北，眼看就要断粮，而长江对岸的芜湖，正好是盛产稻米的地方，朱元璋当即就决定，摆脱元军包围，东渡长江，到长江对面吃米去!而要到长江对面，船是必不可少的工具，朱元璋的部队，缺少的就是船。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叫廖永忠的起义军首领带领他的部下前来投奔朱元璋。廖永忠所带领的部队，正好是一支精锐水师。有了他们的加入，朱元璋带领部队，顺利渡江。
这一战，在朱元璋的心里分量非常重。在他当上皇帝之后，明朝的官场派系，以这一战为分界线，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三大派系：
之一是之前一直跟隨朱元璋的濠州红巾军旧部，这是和朱元璋私人关系最亲密的之一圈层，战功赫赫的常遇春，就属于这个梯队。身处这个梯队中的人，不管是战功赫赫，还是战功平庸，都是朱元璋封侯的首要考虑人选。如汤和、郭子兴两位濠州旧将功绩平平，劣迹斑斑但只是资历特深。
第二是渡江之前投奔的廖永忠的巢湖水军，这个圈层之内的人虽然也在封侯时有一席之地，可要是跟他们所立的战功比起来，实际上是受到了压制，排在了众多战功平庸的濠州旧将的后面。
第三就是渡江之后，在朱元璋当皇帝已经毫无悬念形势下前来归降的各路降将，这个圈层的人在封侯中有份儿的，要么依靠战功，要么依靠率领大队人马归降，整体和朱元璋的私人关系比较单薄。
后来论功行赏时，就是按这些人和他建立主从关系的早晚。越早，朱元璋成事的趋势越不明显，在朱元璋地位稳固之后的封赏就越大;投奔朱元璋的时间越晚，他成事的趋势越明显，之后得到的封赏就越低。
诸臣与朱元璋的圈层关系，不仅影响到勋贵在国初得到封赏的情况，对于其后的胡蓝党案等一系列屠戮功臣的过程，也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明朝建立后首次杀戮功臣，是洪武八年杀廖永忠。其原因先后有僭越、受杨宪牵连、杀韩林儿等多种说法。廖永忠在杀邵荣、杀韩林儿这两次最重要的政变中，都扮演关键角色。他不是濠州红巾军旧将，与邵荣、韩林儿本无渊源关系，而作为“归附”者中的头号人物，在关键时刻的姿态至关重要。“他的被杀”，隐隐展现出“归附”者功高位重而不免首遭清洗的前景。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三大衙门的更高官员，除右御史大夫安然被斥还乡外，其余均遭杀戮。其中，胡惟庸、毛骧、陈宁、涂节、汪广洋、安然、丁玉等，皆为渡江后加入红巾军者。他们或是投奔朱元璋较晚和“归附”的濠州人，或是投奔朱元璋很晚的非濠州人，皆非濠州从军者。案发后，中书省与大都督府被取缔，御史台则由勋贵之首李善长出山控制。可见，胡惟庸案中，皇帝并未打击“淮西集团”或任何勋贵，而是清洗了取代勋贵重职的新锐官员，可以视为以濠州从军者为主导的勋贵集团对新进官员的胜利。
胡惟庸案后，渡江后归附者朱亮祖、胡美被杀。而此前，濠州从军者华云龙、与朱元璋同村的周德兴虽犯下与之类似的罪名，但均获从轻处理;其他濠州从军勋贵也有犯罪降调者，但无一遭到诛杀。渡江后归附者得封侯，多依靠率领大股部众来降，少数如杨璟、傅友德是靠征战之功，而康茂才、朱亮祖、胡美等三人则两者兼备。康茂才是作为集庆路守将投降的，所部“连家属数十万口”;朱亮祖所部十分强悍，投降前多次重创红巾军;胡美所部则是陈友谅在江西全省的势力，部下于壬寅年发动南昌叛乱，红巾军损失惨重，朱元璋仍惮胡美而“特宥之”。至此，康茂才前已病卒，渡江后归附的三股最强势力的首领全部离世，江北归附者对旧部有影响的人物也只剩南雄侯赵庸一人。
总之，从洪武三年封赏勋贵到洪武二十三年诛戮胡党的二十年间，明初勋贵集团中的濠州从军者持续扩大着优势地位，未受任何触动，而归附者中带来大股部众且战功卓著的几位勋贵则遭消灭。
洪武二十年、二十一年，明朝发动两次大战，彻底击败了北元实力，勋贵集团的利用价值不复存在。洪武二十三年，胡党案爆发，李善长、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被杀。而陆聚、黄彬、郑遇春的结局，不见于《明太祖实录》，三人若非与李善长等同遭杀戮，即此前已死而遭追论，洪武二十三年已不在世。
此时，洪武三年所封勋贵大多已经死亡，勋贵的主体已是袭封的子侄和新封侯者。朱元璋公布追论已死的胡党分子，有胡美、顾时、陈德、华云龙之子、王志、杨璟、朱亮祖、梅思祖、金朝兴。钱谦益指出，其实还有邓愈之子、吴祯、俞通源、薛显、吴复。由此，胡党案牵连勋贵共二十二家，他们的子孙或遭屠灭，或受牵连。
其中，二十家来自洪武三年所封公侯，另外的吴复、金朝兴，恰恰是洪武三年曾遭压制、后来才得封侯的两位甲辰年指挥，而其他新封勋贵无一受到牵连。这次大屠杀的目标很明确，只是建国初期的老一辈勋贵及其子孙。
朱元璋与勋贵集团之间，并非一贯的对抗、打击关系。在君权极端膨胀的背景下，朱元璋仍然长期扶植、利用、保留了与自己有密切私属关系的部分勋贵。于是有浓郁“濠州”与“从军”色彩的派系，与君主互相借重，一直构成明初勋贵集团的核心主体。明初卫所的兴衰，乃至君臣之间、文武之间的兵权分配等制度现象的演变，都是在这个派系背景下展开的。
由此可见朱元璋诛杀功臣的顺序，也非常有意思。朱元璋之一次诛杀功臣，是从廖永忠开始的。之后一路杀下去，基本上就是按照私人关系的远近了，关系越远，被杀得越早。在这个过程中，朱元璋的濠州旧部，还继续扩大着优势地位。直到朱元璋这一朝终了，功臣都被杀得差不多了，这个格局基本上也没怎么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