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是个什么水平？抗战表现如何？
军统、中统等国府情报机构在抗战期间的表现，一向被吹得很神，再加上某些影视剧的刻意渲染，让人觉得国府在战场上虽然不行，但在秘密战中似乎还占了全面优势。如此一来，又可以让大家“保持应有的尊重”、“要客观、公正、理性”了。不过广告宣传不重要，效果好不好，主要还是看用户体验，那么国府对自己情报系统究竟满不满意呢？
首先看军统的老本行：暗杀和敌后破坏行动。根据抗战胜利后，国府编制《抗日时期破坏敌伪成果统计表》，特务们的成绩实在不怎么样。
每年能打死鬼子一两个大佐以上的军官就算不错了，杀汉奸，也是每年几个、十来个的状态，倒是伪警察比较倒霉，不知为了什么，1942年里突然被宰了289个。
破坏铁路方面，八年下来，破坏了281个火车头、1071节火车车厢，看起来还行，但是只拆了361丈铁轨、拔了41根道钉，比起八路们拆铁路时动辄十公里起，差了不少；公路运输方面，八年干掉300辆汽车，45辆马车，砸了49辆自行车……
哦对了，还扎了30个车胎；至于其他物资，什么80箱罐头、4箱丝绸、300块手表、1300担蚕茧、280包白糖、700担花生也能被列入统计，就让人十分尴尬，很难想象军统特务们大杀四方的威风场景。
1944年10月，军统属下全部的别动军、忠义救国军，报告击毙敌伪军1005人，但只缴获了50条枪、100发子弹，相比之下，按中央情报局认为我军8年从日伪军手里缴获了9万条枪，平均每个月缴获937条，这份资料多少能够证明究竟是谁在游而不击，也难怪国府要把它列为重大机密，特别盖了个“永不解密”的章。
当然了，情报工作不是打打杀杀，而是收集、筛选、分析的论证过程，实际上，抗战期间，大名鼎鼎的军统、中统只是情报系统的一部分，除它们之外，还有负责密码破译的技术研究室、军令部第二厅、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多个情报机构，每年要上交两、三万份各类情报，很显然，蒋公不可能独自处理这样巨量的信息。抗战刚刚爆发，他就提出建立专门的机构负责情报筛选，从1939年1月起，蒋公又要求少批公文，规定每天呈送的情报不得超过10份，进一步提高了信息筛选的门槛。
理论上，这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情报汇总部门沙中淘金，过滤出真正有用的情报，这也是全世界情报界的惯例。因此，几经折腾、几经变迁，专门负责情报筛选和汇总的侍从室第六组，在1939年正式独立运作，开始逐步统领国府的情报机构。
有趣的是，在选拔第六组组长的时候，大名鼎鼎的吴石将军也在推荐名单当中，可以想象，如果真让吴将军掌握了国府所有的情报来源，那场景真是太美不敢想象。
不过，虽然推荐名单中，吴石、徐培根等人都是国军的老情报官，能力出众，按理说入选的可能性很大。但是蒋公遇到的共谍太多，大概是发展出了一套恶魔本能，有时还真能让他幸运的筛掉共谍，1939年5月，蒋公亲笔下令，让侍从参谋唐纵担任了第六组组长。从这时候开始，第六组组长唐纵，以及蒋公最信任的亲戚、侍从室机要主任毛庆祥，就成了国府情报机构的最终评估人。
1939年，毛庆祥对军统局进行了有史以来之一次全面考核，在毛主任看来，军统除了戴笠能干、严刑峻法、对蒋公无条件忠诚外，说不上有啥优点。相反，缺点倒是过于辣眼睛：更大的问题就是戴笠自己坐不住，不能静下心来搞管理，导致内部松懈；特务们狗仗人势，到处盛气凌人；内勤人员也是迟到早退，机关警卫连个大门也看不好，
传达室、岗哨都一团乱麻，内部流程也完全不科学——这些倒还算可以改进的技术问题，更麻烦的是，作为一个秘密机构，军统特务们一点不自觉，为了方便自己到处揩油，天天拿着大喇叭喊，到哪儿都主动暴露特务身份，巴不得人人都知道。而且咱们戴局长喜欢热闹，热衷于搞大规模的集中训练，一次把一两千人特务集中起来上课，不但效果无法保证，一旦有人在被捕，整个训练班彼此认识，都有暴露的风险，被人一抓一大串。
唯一让毛主任比较满意的就是电讯处，对日寇航空电码的破译很有成效，在敌后安插的240多个秘密电台都能及时发挥作用，即便被破坏也能迅速恢复。可惜的是，部署在重庆的侦察电台过于拉胯，连潜伏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的汉奸电台，也一个都抓不出来。
这么看来，戴局长的首秀是基本失败的。
这里插一句，按沈醉、文强、唐纵等人的回忆，戴笠多半是有强烈的表演型人格，出风头的欲望很强、沉下心来搞研究的能力很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美国特工来到重庆，戴笠一下来了劲，对美国佬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被唐纵评价为：“竭同志、同事之膏血，掷于对美人之宴会中，职员无饭无衣，病者累累，而缫丝场之宴会，一餐10万元而毫无吝色”。干情报工作，最需要的就是沉稳、耐得住寂寞，像这么跑跑颠颠、爱出风头、热衷于应酬，从性格上就很难做好情报工作。
侍从室第六组主管情报汇总工作后，规定了情报的四类处理办法：内容重要、必须给蒋公过目的，归为呈阅类；没到战略级别的，就根据内容，直接交给负责的业务部门处理，归为“迳办”类。以上两种情报的比例越高，就证明情报机构越能干。那些既没必要给委座看，又不值得去办理的，就列入查存类，相当于参考资料，情报价值就不大了。已经见报、过于琐碎的，比如日本领事馆申请经费的电报，就会被认为没有价值，直接焚毁，免得增大库存压力：
到这儿，有统计学和情报学知识的小伙伴，大概也能看出问题了：情报工作想出成果，恰恰要在敌方经费、人事等所谓的“日常琐事”上下功夫，对敌方杂志、报刊等公开资料进行认真分析，各种看似不起眼的密电里，更是隐藏着至关重要的蛛丝马迹，只有把三者进行有效综合，最后才能拼出一块完整的拼图，但国府的指导思路似乎还停留在六扇门时代，认为只有撬保险柜拿到的才叫情报，过于轻视“公开和低密级资料”的价值，因此就很难有重大收获。
1940年，侍从室第六组上交了年终工作报告，对情报机构的效率进行了逐一讲评，并且进行了全面的数字分析：
全年各路诸侯们总共上交了19315份情报，负责破译电报的技术研究室最多，7568条；军统其次，7118条；国际问题研究所有3102条，屈居第三。中统局就比较少了，只有691条。如果只看情报数量，小的们都还是挺能干活的。
但是，军统上交的七千多份情报里，有50%被列入查存、1%焚毁，只有32%交给蒋公过目，17%交给各业务部门办理。相比之下，中统和军令部第二厅的情报虽然少，但62%—63%都呈阅或办理了。
多属不真实不重要或已失时效之报告
至少说明他们的筛选工作比军统到位得多；
特别可惜的是国际研究所，虽然它名义上是“国际研究”机构，实际上专门负责搞日本的情报，有外勤特工300多人，还吸收了不少日本反战人士，以及韩籍、宝岛籍的成员加入，了解日本国情，善于依托日本公开的报纸、杂志进行分析，搞出来的情报价值应该很高，但交到侍从室后，却有近70%列入“查存”，被束之高阁。负责密码破译的技术研究室就更惨，只5%的成果进行了呈阅和交办。花了巨大的精力，搞出了破译成果，却没有运用能力，只能放到收藏夹吃灰，实属有点浪费公帑。
1941年总共上报了1.9万份情报，但够资格“呈阅”的下降到了4600件，其他65%以上都是不真实、不重要，或者重复、失效的报告。特别是情报主力——军统局的效率开始严重下降，1942年，军统局每10人只产出了两、三件情报。而1943年，军统局申请经费高达1487.6万元，意味着国府要获取一份情报，单价为1.3万元，堪称宰人。
更麻烦的是，这些情报很多还和抗战没啥关系。根据蒋公的要求，军统负责的范围是军事、敌伪、海外、经济情报和反间谍工作：
但1944年军统的7865份情报中，最容易获得的敌伪类情报占43%，政治和我党方面的占21%，前线最需要的军事情报只有8%，至关重要的反间谍情报——甚至只有1%！即便加上中统的防谍情报，国府在反间谍工作上的全部成果，也只占情报总数的1%，只能说，长官们都很善于揣摩上意，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到了内部，也难怪他们八年都抓不出几个日本间谍来。
除此之外，目前网上还流传着一种神话，说蒋公有个“秘密王牌”——池步洲：
不但独立破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电报，还向美军通报了山本五十六的视察计划，导致山本座机被美军击落，甚至汪精卫死在日本医院也是它的功劳。说实在的，如果国府手上真有这种人才，的确堪称国宝。但奇怪的是，直到抗战结束，池步洲的职务也只是一个“译述主任”，主要负责的是翻译工作，而且从战后的奖励来看，他也只获得了一枚“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不是勋章），还是和手下并案申报的，如果他果真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只给这么个奖章，显然是太低了。
在真实的位面上，早在1935年，国府的密电检译所，就破译了日本更低级的LA外交密码，虽然这种密码只用来发送 *** 息和领事馆的经费、人事电报，但是仍然让国军摸到了门路。因此，1936年，又顺利破译了PA、K2两种密码，三者结合，使国军对日本外交密电的解读能力达到了70%—80%，更难破译的“津”密码也在1940年破译成功。
可惜的是，整个抗战过程中，日寇对国府的密码基本上也是做到了全程、及时破译，国府自身无法保密，每次破译密码成功都会泄密，让日方会很快更换密码、重新恢复保密状态。比如七七事变前五天，日方就更换了密码，断掉了国军的情报来源。所以，面对这么狡猾的敌人，单凭池步洲个人，是不可能多次破译成功，还每次都踩到关键时刻的。
其实，关于珍珠港的密电，不少当事人都留下了详细记录，负责汇总情报的第六组参谋张令澳，特地写了回忆两篇文章，表示绝无此事，
第六组的组长唐纵也在日记里两次说明了这件事情的经过：
1941年12月3日，技术研究室截获了日方一份密电，内容是“命令香港、马尼拉等地日本使馆焚毁文件和密码本，并保持镇静”，由于以为是事务性电报，不仅破译人员没当回事，第六组的承办参谋和副组长也没当回事，直接批注为焚毁，多亏唐纵从文件堆里把情报找了回来，报告蒋公、并通报了美国。这份情报并没有说明日军袭击的目标，虽然具备参考价值，但没有一锤定音的效果。事实上，蒋公从1941年11月起，就不停的提醒美国，日军南进的计划已经确定：
但他自己在1941年12月6日的日记中，仍然认为美日开战还在四个月后，并没有发现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更没有猜出之一枪打响的地点，又哪里谈得上及时提醒美国呢？
根据张令澳的回忆，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倒是放了一个马后炮，根据它的说法，12月7日，他们成功破译了日本驻檀香山领事馆的6份外交密电，内容是驻瓦胡岛的美军飞机数量、地点，军舰停泊的经纬度，算是个明确的目标信息，但毛庆祥只是嘴上说说，并没有拿出破译成功的文字证据，并不能证明确有其事。更何况，毛庆祥也表示，由于当时缺乏判读和分析能力，让情报被耽搁了两天，以致于完全丧失了价值。因此，所谓池步洲连续三次破译了关键密电的说法，真实性很低。
事实上，就国府掌握当时资源来看，对日本密码的破译算不错了，对国内地方实力派的密电破译就更成功。1940年9月26日，技术研究室截获并破译了，桂系驻情报员发往老河口的电报，一看内容，当场吓出了一身冷汗：桂系已经基本掌握了蒋公派宋子良到香港，与日寇进行议和谈判的全过程，时间、地点、人物经过清清楚楚——这个大把柄，要是被桂系捏到手里，那可就难办了！
急得蒋公在电报下面洋洋洒洒的写了篇小作文，一会表示绝无此事、一会猜测是敌方挑拨，气急败坏的要求李宗仁切断和上海电台的联系。
不过嘛，由于密电破译人员提前掌握了电报内容，让灭火行动得以及时展开，虽然折腾了个满头大汗，但总算没让李、白二位拿这件事去大做文章，帮蒋公躲过了一劫，立下了大功。
所以，国府情报机构在抗战期间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不专业、无系统，大量精力用于对内，各个情报机构的主持人员，无论是戴笠、徐恩增、唐纵、毛庆祥，都没有受过完整的情报训练，属于边干边学，又缺乏高手指点，部门的效率也就可想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