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无名歌》的历史学考察

文/小人物史记

编辑/小人物史记

引言

敦煌文书P. 3620包含了三篇文章，《封常清谢死表闻》、《讽谏今上破鲜于叔明令狐山亘等请试僧尼及不许交易疏》和《无名歌》，这些文章的尾题显示是由学生张议潮在未年三月廿五日写的。

之一篇是张议潮写的，题为《封常清谢死表闻》，作于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这篇文章记录了封常清，因未能抵抗安禄山叛军，而被玄宗下令赐死前向监军表达的感谢之情。

与《旧唐书》所收录的封常清表奏相比，P. 3620中的文字基本相同，年代也是一致的。

第二篇文章题为《讽谏今上破鲜于叔明令狐山亘等请试僧尼及不许交易疏》，作于建中二年（781年）五月左右。

根据《奉天录》的记载，田悦围攻临洛发生在建中二年五月左右，因此德宗下令淘汰僧尼与田悦围攻临洛的时间相差不会太久。

这篇疏函中没有提到田悦的事情，只是以佛教典故和肃代时期的故事来进行讽谏，并没有涉及切身的现实利益。

预计当时对于国家财政来说，简化僧尼对 *** 更有利益， *** 所获得的利益比疏函中提及的更具现实性，除非有特殊原因，此时的德宗急于进取，不太可能轻易放弃这项政策。田悦以此事作为进攻临洛的借口，直接触及到了皇帝的神经。

而这篇疏函给了德宗堵住田悦叛乱借口的机会。该疏末尾附有皇帝停止淘汰僧尼的敕批。根据上述推测，无名上书和田悦叛乱的时间应该相差不会太久，因此该疏函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建中二年五月或稍后的可能性更大。

关于第三篇《无名歌》的写作年代和作者，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陈祚龙认为该文是由释无名写作，与第二篇上疏一起，因为它们在文书中是连在一起的，并且标题中含有&34;两字。

敦煌卷中还有不少以僧名为题的作品，且《无名歌》的音韵与僧人诗歌相似。《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也支持了陈祚龙的观点。

然而，项楚先生不同意陈祚龙的观点，认为该诗作于安史之乱后的某个时期，而&34;的意思是&34;。

潘重规将该诗归于殷济名下，而《全唐诗续拾》虽然收录于殷济名下，但仍旧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邵文实认为作者是殷济，作于吐蕃时代。

胡大浚和王志鹏在校注中认为该诗作于永泰元年（765年）五月至大历元年（766年）十一月之间。

上述关于《无名歌》的作者和年代的研究基本上掌握了相关问题，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对《无名歌》的写作年代、地点以及相关历史背景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无名歌》

在敦煌写本中，《无名歌》有两个版本，除了P. 3620号外，还见于P. 3812号，部分内容还见于S. 2228号。

首句&34;交代了当时战乱频繁，这只能是安史之乱后的唐代社会，&34;不是实指，仅表示米价很高，而且出现了货币计数。

因此，此处不可能是进行实物贸易的蕃占地区，需要注意的是，两税法实施后，唐代出现了&34;的局面，米价长期处于低位。

在这个时期使用&34;来表示钱重物轻的两税时期不太可能，建中定两税后，各种财富聚敛归于两税，两税总额分摊到管内户口，相对来说减轻了赋税压力。

德宗即位初期经历了相对较为安定的大历后期，社会趋于稳定，不太可能出现米千钱的局面，特殊情况是贞元初年发生的天灾人祸导致米价暴涨。

但此时兵祸和灾荒还未平息，统治阶级并不会悠闲地享受酒肉和栽花竹。该诗所述内容的年代下限应在建中定两税法之前。

从&34;可以看出，主人公在农作物还未成熟的幼苗时抛弃了产业逃亡，直接原因应该是官府在这个时期前来征收税款，因此时间应该是在春夏之间。

&34;表明主人公逃亡经过了水路。

&34;强调了享乐者是将军，指的是傲慢的武将，这种情况在北方相对更为显著，该句应该是回忆主人公家乡的场景。

由于缺乏资料，我们无法得知主人公逃亡的具体路线，但从当时北方长期战乱、南方相对稳定的情况来看，主人公的流亡方向应该是由北向南。

&34;中的&34;一般指赋税，但《敦煌边塞诗歌校注》认为这里的&34;指代宗时期实行的一项税收政策。

有人提出该诗大致作于永泰元年（765年）五月至大历元年（766年）十一月左右。该诗中的&34;与两顷田相对应，不一定指具体的赋税，即使&34;是实指，唐代史籍中关于&34;的记载也不止一个。

十一税除了代宗时期外，频繁出现在唐德宗时期，尤其是建中年间， *** 为了应对河北用兵军费不足的局面，实施了各种敛财措施，其中包括十一税。然而，如果我们观察《无名歌》，发现&34;与土地有关联。

而建中时期征收的十一税是针对竹、木、茶、漆等商税，贞元九年征收的茶税范围和数量并不大，与土地关联并不密切，即使是建中四年（783年）六月专门针对土地的大田税也没有真正实施过。

当然，建中时期的商税作为德宗敛财的一项措施，肯定给百姓带来苦难，但相比之下，征收商货、征租税屋、征收陌钱等措施更容易引起百姓的愤怒。

然而，《无名歌》并没有提及这些内容，只提到了十一税，显然不符合建中时期的情况。

十一税的征收是以土地为标准，显然不符合建中时期的状况，而且范围超出了简单的田地范畴，甚至连千亩竹林也成为征税对象。

在国家财政不足的情况下，即使是功臣的田地也无法幸免，更何况是那些在十一税剥削下艰难度日的普通百姓。

安史之乱后唐中央严重的财政危机

《无名歌》所描述的十一税实际上代表了唐代宗时期一系列的赋税政策，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唐中央严重的财政危机。

根据《旧唐书·代宗纪》的记载，永泰元年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粮食价格飞涨，京师的米价达到一千四百钱，同年五月，第五琦以“畿内麦稔”为理由提出了实施十一税。

然而，《无名歌》及相关记载显示，第五琦的理由显然站不住脚。他之所以强行推行十一税的原因正如上述判文中官府回答的“恐国用不足”。

在此背后，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原因，即租庸调的地位下降。自开元年间以来，户籍长期未更新，人口流动频繁，田亩易买易卖，贫富升降不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开支越来越大，加上大盗的出现、兵祸的兴起，财政压力加剧，而租庸调的制度也出现了弊端。

天宝末期，全国在籍户口约为900万左右，到广德二年只剩下了130万户。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国家掌握的人口数量大幅减少，租庸调的基础受到了破坏。

唐中央财政形势紧迫，迫切需要扩大财政来源，于是各种非法聚敛、加征赋税的措施应运而生，即使代宗在取消十一税的赦书中也承认，“由于师旅、征税频繁，导致编户流离，田地荒废”。

杨炎在奏疏中也提到了安史之乱后百姓承受沉重赋役负担、流离失所的现象，《无名歌》中描绘的百姓无力应付官方的赋税，只能放弃产业，离开家乡漂泊千里，与杨炎的描述相吻合。

《无名歌》所描述的十一税实际上反映了唐代宗时期财政危机的现实情况，其中包括安史之乱后财政困难、赋税加重以及百姓生活困苦等问题。

另一方面，在国家财政不足的情况下，唐代的皇帝和大臣们却忙于修建寺院，供养僧侣，权贵将相更是收取贿赂，奢靡成风，兴建楼阁，动辄耗费巨资。

《无名歌》中对当时情形的描述生动地揭示了这一现象：“自师兴不断已有十年之久，千姓之生产几乎停滞不前。”

“士人和普通百姓被迫忍受苦难，痛苦地度日无望。”

《无名歌》中的“ *** 庭前献酒肉，不知百姓饿眠宿”。正是对这种情况的生动描绘，《无名歌》所反映的是当时国家财政困难的状况。

与此同时，皇帝和大臣们忙于修建寺庙，供养僧侣，权贵将相们更是贪污受贿，奢华浪费成为风气，兴修楼阁，动辄耗费巨资。

与之相对应的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困苦，被迫忍受贫困和艰辛。这种社会现象的存在，使得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更加加剧，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和动荡。

结语

《无名歌》中所指的十一税与土地有关，缴纳时间在春夏季节。根据这两点，我们可以推测十一税很可能指的是青苗地头钱，或者在永泰元年五月至大历元年十一月，期间所实行的十一税。

虽然建中时期实行了两税法，青苗地头钱仍然存在，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赋税相对减轻，似乎不太符合诗歌的语境。

我们也不能排除官员“先期苛敛，后期增额”的情况，因此诗歌中的十一税可能也包括地税和其他杂税。我们可以大致将《无名歌》所描述的内容的时间范围限定在唐代宗时期。

而关于诗歌的写作年代，应该在代宗时期或之后不久的时间，而作者本人可能亲眼目睹了百姓逃往南方的景象，或者在此期间自己亲自游历到南方。

根据《全唐诗补编•全唐诗续拾》的考证，殷济是大历和贞元时期的人物，曾在北庭节度使幕府任职，并被吐蕃俘虏。这与《无名歌》中透露的信息明显不符。

据《宋高僧传》记载，释无名在贞元九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他在二十八岁时在洛阳同德寺投师学习，并随后四处游历，拜访了多个名山大川。根据时间推算，他在游历南方期间正好与《无名歌》中描述的轨迹相符。

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百分之百确认《无名歌》的作者是释无名，也不能排除《无名歌》是一首不知篇名和作者的歌。

然而，相对而言，释无名的说法更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