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宋朝何以成为读书人向往的圣地？
引言：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富庶的朝代，宋朝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同样为后世津津乐道。
当代历史学家公认宋朝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大高峰，西方史学界更是直接将其誉为“东方的文艺复兴”。
正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宋代诗人汪洙的一首《神童诗》，将宋朝文化风气的繁荣昌盛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宋朝士子风尚进步的奥秘究竟源自哪里？这还要从在中国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开始说起。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兴衰简史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个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天子为了驭民治政、远交近攻，维护自己的统治根基，必须要起用一班能臣猛将为自己效命。
但是对于古代的历届统治者来说，如何选人用人可是一门不小的学问，一旦识人不明用人无方，轻则造成官僚机构的臃肿腐化，害苦了一方百姓，重则可能祸国殃民，甚至酿成部下起兵反叛的苦果。
按照出现时间的早晚顺序，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大致可分为四种。
从夏商周时期的世袭罔替家族继承，到汉朝用人唯贤的察举制度，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三六九等，再到隋朝开始的八股文章科举取士。
这些制度在选官用人方面的侧重各有千秋，或看重出身贵贱，或看重乡里口碑，或看重个人的品德和才华。
总体上看，古代中央选拔官吏的手段呈现出越来越进步、越来越科学的发展趋势。
而出现最晚的科举取士制度，则堪称古代选官制度的集大成者，自隋朝诞生开始，历经唐元明清数个朝代经久不衰，经过一千多年的考验，有力验证了其是服务封建王朝统治最行之有效的方案。
南北朝末期，天下苦九品中正制久矣。
这项出自魏文帝曹丕心腹谋臣陈群之手的选官制度，沿用四百余年下来，与生俱来的弊端早已暴露无遗。
考官们完全按照门第出身，将所有官员定为三六九等，可以说每个人的命运，自他降生之日起就已经注定，甚至一度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唏嘘景象。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随着旧士族的衰落和新地主阶级的兴起，九品中正制越发不能满足国家选拔人才的需要，朝野间百弊丛生多有非议。
恰在这个时候，一项完全不看出身、单论才华高低的新制度应运而生。
据《隋书》记载，开皇三年正月，隋文帝杨坚刚刚开国称帝，就大刀阔斧进行官制改革，多次下诏要求各州府县向中央举荐贤良。
自开皇十八年开始，隋文帝先后设立“志行修谨”“清平干济”“孝悌有闻”“文才秀美”等十几门“科”，并定期举行“试策”，从考生当中择优取士。
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这就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的萌芽。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于大业三年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广实行科举制度，官府府门大敞，所有普通官员百姓都可自愿报名参加分科考试，最后按照成绩排列名次，从中择优选取人才授给官职。
虽然后来由于隋炀帝的暴政，隋朝很快消失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但科举取士却从此沿用下来，历经唐宋明清数个朝代经久不衰。
直到清朝光绪二十七年最后一场进士考试，才正式宣告退出历史舞台，前后绵延长达一千三百多年。
宋代科举取士的特点：内容更接地气、考试规则完善
财富和权力不再是穷人永远翻不过去的大山，只要刻苦读书、迈入仕途，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
有了这条信念作为支撑，家族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就有了保障。
诚如宋真宗亲自撰写的《劝学文》中所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么，相较于其他朝代而言，宋代的科举取士制度，又具备哪些别具一格的特点和优势呢？
在宋朝以前，隋唐两朝的科举考试尚不成熟，由于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始终无法彻底摆脱世家大族的操控和把持，在考场上弄虚作假甚至请托代笔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
为了确保自己顺利高中，门生很少一门心思研究学问，而是想方设法贿赂主考官，把本应是墨香四溢的文章苑，搞成了乌烟瘴气的名利场，此举非但是对历史发展的倒行逆施，更引起了底层民众的不满与抱怨。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顺利登基。
从小吃过百家饭的他深知黎民百姓的疾苦，所以很快放眼天下，不拘一格招揽能够治理天下的人才。做事有板有眼的赵匡胤，对前朝科举制度的弊端可谓一清二楚，为了适应开国之政的迫切需要，他迅速着手对科举制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
（一）考试内容更接地气
拿唐宋两朝的科举考试作对比，唐朝重进士科、重诗赋的特点尤为突出。
文章优劣不看实质内容，只一味追求雕章琢句和华丽的辞藻，导致天下士子纷纷仿效，形成极为轻薄浮夸的文风。
著名文人司马光和王安石，可谓是整个北宋年间闹得最凶的一对冤家，他们在政见上针尖对麦芒，至死都没能达成和解。
但是在科举取士这一块，两位高官的意见却是惊人地一致。
他们多次向天子进谏，认为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书呆子一旦进入官场，只会误国误民。
宋神宗深以为然，对科举制度进行多次改革，大力推崇“轻诗赋、重经义”的文章风气，拟考题时也特别注重与时政相关联。
比如《宋会要辑稿》记载熙宁九年的殿试策论题目，就提到时下刚刚发生的水灾、旱灾、流民、兵荒等现象，要求考生以此为题进行论述。
由此可见，宋朝科举考题往往反映政治时弊、国计民生等实际问题，体现出宋朝统治者渴望找到真正能够治国安邦的人才。
（二）考试规则更加完善
别说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从古到今的任何制度，日子久了都会出现漏洞，所以如何革除和防范弊病的产生，自然就成了重中之重。
唐朝科举实行公荐、通榜和考试并行的制度，虽然也能够选拔到一部分贤才，但不可避免地将大部分寒门子弟拒之门外，损害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
这种情况延续到宋淳化元年，仍有学子在名落孙山之后，跑到府衙门口公然击鼓鸣不平的现象。
消息传回中央，引起统治者的重视，随即对考试的各个环节提出严格规定，力求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给每一位寒窗苦读的学子同台竞技的机会。
《宋史》记载，宋朝首次推出了“弥封”和“誊录”两大改革。
“弥封”就是今天常见的考卷密封，以避免泄露考生的姓名籍贯，这样阅卷人无从得知所阅之卷出自何人之手，也就无法弄虚作假了。
但是总有那么一小撮人，想方设法钻空子。
比如有的考生事先跟主考官约好，在试卷上某个位置做上记号，徇私舞弊，为了彻底杜绝这种作弊现象，誊录之法应运而生。
“誊录”，就是安排人手，将每位考生的考卷重新誊抄一遍，这样既不会留下记号，也无法通过字迹辨认身份，大大提高了阅卷的公平性，一时间偏私之风无所遁形，科举考试越发深入人心。
宋代科举制度的影响：“读书改变命运”的思想从此深入人心
科举制度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它打破了隋朝以前“出身决定一切”的畸形局面，为胸怀大志的寒门士子，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平台，激励有才之士通过寒窗苦读改变命运，与贵族子弟一较高下。
很快，许多经济上处于社会底层、却怀有满腔报国热情的新鲜血液，开始注入封建政权，大大改善了豪门士族垄断朝政的弊病，维护了封建中央的集权统治。
其次，科举制度还首次将读书和做官的关联性，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整个社会中间大力提倡尊师重教、勤奋好学的良好风气。
时至今日，中国孩子学习好、中国家长重视教育，依然在全世界有口皆碑，不论富人还是穷人，中国家长对待教育的态度都有一条共识：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其实，这种观念最早就源自一千多年前的科举制度。
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宋朝统治阶级对科举取士的不断改进，大大提升了科举考试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口碑。
随着录取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学子被吸引进来参与角逐，其中的佼佼者后来大都成长为国家栋梁，为宋朝社会的稳定、富庶、繁荣作出巨大贡献。
比如名震天下的寇准、杜衍、包拯、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
这些重臣的名字个个如雷贯耳妇孺皆知，而他们无一不是从科举考试的道路上脱颖而出的天之骄子。在他们身上，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发扬，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宋朝科举制度的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产生了颠覆性影响，这一点从婚姻观念的角度得到了最直观展现。
早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士族观念树大根深，婚姻嫁娶往往把门当户对当作首要标准。
利益集团的固化让整个社会逐渐失去活力，不利于国家的进步发展。
但是到了宋朝，这种现象一去不复返了。出身门第再也不是值得炫耀的资本，只要及第高中，就能鲤鱼跃龙门。
所以每到放榜之日，闺中有女的人家就会早早等在榜文下面，出现了“榜下捉婿”的坊间美谈。
结语：
回顾历朝历代的发展沿革，若论哪一朝堪称天下读书人心中的“圣地”，宋朝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无论权贵子弟还是寒门百姓，心中都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共识，那就是只要勤奋读书，就能金榜题名，从而改变命运。
这种思想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远影响。
参考资料：
《隋书》
《宋史》
《宋会要辑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