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史料中所记载的沙陀族的跋扈，体现在哪些方面？
文|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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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卢简方之后大同节度使的人选，岑仲勉称“继其任者当为支谟、段文楚（据唐末见闻录）”。
所谓“据唐末见闻录”系岑氏误记，其依据应是《考异》所引《后唐太祖纪年录》：乾符三年（876），河南水灾，盗寇蜂起，朝廷以段文楚为代北水陆发运、云州防御使，以代支谟。
《旧五代史·武皇纪上》《新唐书·沙陀传》均记载乾符三年段文楚任代北水陆发运、云州防御使。但据《支谟墓志》，支谟在乾符五年任河东节度副使讨伐沙陀之前，并无任职代北的经历。
一、史料的记载
西村阳子认为乾符三年支谟应在洛阳守丧，不可能赴云州任大同节度使。
该记载确实存在问题，据《段文楚墓志》：（段文楚）转天德防御使，加御史大夫。公到官，戎务修整，训练无亏，边尘无北顾之忧，戎马绝南牧之患。
诏加工部尚书，转户部尚书。改大同军使，加兵部尚书，复转吏部尚书。诏在道而公遇害。
墓志中并未透露段文楚自天德改大同的具体年份，胡耀飞据墓志内容和传世文献中有关该年社会背景的记载，认为乾符三年说可从。
而细读《旧唐书·僖宗本纪》，又会发现这条记载：（乾符二年十月）以前大同军及云朔都防御营田供军等使李珰检校左散骑常侍、丰州刺史，充天德军丰州西城中城都防御使、本管押蕃落等使。
李珰在乾符二年（875）十月之前担任的正是大同军防御使，而其移镇天德，恰可与自天德改大同的段文楚相接。因此，段文楚也应是乾符二年十月移镇。
《后唐太祖纪年录》的记载应是论述乾符三年的天下大势时，一并述及了大同刚刚完成的调动。当然“以代支谟”显系误记，段文楚所代实为李珰。
李珰两《唐书》无传，大和三年（829）《李萼墓志》作者署“从弟奉义郎前郑州管城县主簿珰撰”，盖撰者李珰在此时守选。
前任官“郑州管城县主簿”从品阶来看应是释褐之官，则大和三年其年龄应在二十岁上下，如果此人即乾符二年自大同转任天德的李珰，那么在移镇时李珰已年过花甲。
又据《韩绶墓志》：公（韩绶）以外族天德防御使姑藏李珰即故太尉晟公孙也，慕公之义，待以殊礼，辟为防御巡官。公植性放逸，退让不从。李晟有孙李琢、李瑑，知其孙辈名皆从玉。韩绶乾符五年（878）八月殁，时年五十八岁，十月落葬。
墓志中此句后文即交代韩绶子嗣、婚配与卒年，则其回绝李珰天德军防御巡官的邀请应为亡故前不久，与《旧唐书》相合。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在卢简方之后，段文楚赴云州所代确是李珰。自卢简方咸通十三年（872）十二月赴镇至李珰乾符二年十月离镇尚不满三年，故以卢简方之继任为李珰应无不妥。
不过，以段文楚前任为支谟的错误记忆，似乎后唐明宗时修《后唐太祖纪年录》就已产生。
二、由文献产生的推断
据《旧五代史·武皇纪》：（李克用）及壮，为云中守捉使，事防御使支谟，与同列晨集廨舍，因戏升郡阁，踞谟之座，谟亦不敢诘。
该记载既出自《武皇纪》，史源应是《后唐太祖纪年录》。关于该记载，西村阳子仍据《支谟墓志》以为支谟不可能在沙陀叛乱前赴大同。
因而此时支谟“与李克用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关系”，张凯悦亦赞同此说法，并认为“这些有关支谟的事迹自是实际没有但后来增添的”。
然而，正如史官不会凭空添加懿宗对卢简方之言，此处史官也无需捏造一个既可以视为英武也可以视为跋扈的事迹。
更不可能在短短五个月的修纂过程中，为了符合这一创造而将书中出现的“李珰”皆改为“支谟”。
如果我们不做过度揣测，以五代时误李珰为支谟不过是记忆差错而非刻意作伪，这条材料便不可偏废。换言之，李克用确曾“戏升郡阁”并踞于防御使李珰之座，而李珰亦无法制止。
关于李克用的这则记载，也可与上文李国昌坐镇大同时的行径遥相呼应。此时李国昌虽已移镇，但沙陀族在大同军依然跋扈难制，防御使行使权力受到李克用的极大限制。
史载崔彦昭镇守河东期间（870—874），“时徐、泗用兵之后，北戎多寇边，沙陀诸部动干纪律。彦昭柔以恩惠，来以兵威”，可知段文楚受害不过是此后局势发展的自然结果。
有关李国昌之历职，自大同转任鄜坊上文已辩明。其由鄜坊迁振武，由于中记载李国昌因回鹘“寇天德”，“乃徙节振武”。
而新旧《唐书·僖宗本纪》和《资治通鉴》又载乾符元年十二月党项、回鹘寇天德军，因此众多学者皆将李国昌移镇振武系于此年。不过，出土墓志中却有着令人困惑的记载。
据《崔茂藻墓志》：今振武元帅李国昌自大同军升于是镇，素闻君敏惠聪明，通达才干，边陲翳赖，久籍良能，乃疏奏请君于幕下改监察御史。
筹谋裨赞，所利弘多，戎狄欢然，军伍怗伏，即殊节异行，断可知矣。以乾符二年五月廿四日奉本府命使于镇州，因遘疾殁于镇之馆署，享年四十矣。
由志文可知，李国昌出任振武在乾符二年之前，符合上文系于乾符元年的推断。
然而，志文称李国昌是从大同 *** 任振武，似乎李国昌曾任职鄜坊的经历并不存在。但乾符五年唐廷的诏书中又明言李国昌“三授土疆，两移旄节”，去掉鄜坊显然又会发生矛盾。
幸运的是，另一方《郑璩墓志》为我们提供了解开矛盾的线索：公始以定州主帅仰其才业，请充馆驿巡官，仍奏本州安喜尉，后吏部注授丹州录事参军，本州请兼军事判官。
后都统李公辟充招讨判官，及移镇振武，又请充节度推官。洎元戎迁于鄜畤，依前奏请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充节度掌书记，又转充观判官，就加司封员外郎，赐紫。
元戎以大破群，使请公入奏朝廷，鉴以才用，便除丹州防御使。据志文，郑璩“开平三年（909）五月十七日薨于洛阳之私第，享年六十八”。
若以李国昌咸通十三年移镇鄜坊，是年郑璩三十一岁，出任“招讨判官”符合其释褐后的任官年次，可知所谓“都统李公”正是李国昌。
鉴于墓志称李国昌“都统”而非“节帅”，郑璩又自“军事判官”充“招讨判官”，再结合所言“回鹘叩榆林，扰灵、盐，诏国昌为鄜延节度使”，可知李国昌出任的实为招讨使而非节度使。
招讨使的具体结衔虽不可知，但李国昌确是以该身份在鄜坊节度使辖区内与回鹘作战，并聘请丹州录事参军兼军事判官郑璩出任招讨判官。
从“洎元戎迁于鄜畤”并为郑璩奏请兼官来看，似乎此时鄜坊节度使（即墓志中的“元戎”）已因回鹘扰边徙治丹州，战事结束后方迁回鄜州。
究竟郑璩是回绝了李国昌“充节度推官”的邀请而一直留在鄜坊，还是随李国昌赴振武后又回到鄜坊。
再升任掌书记，墓志所言并不明确。但可以明确的是，李国昌以招讨使身份赴鄜坊作战后，又“移镇振武”。
笔者怀疑其在出任招讨使时应带有某节度之职，故僖宗仍言其“三授土疆”，但由于并未赴任。
因此《崔茂藻墓志》便仅记其“自大同军升于是镇”，而后世又将李国昌以招讨使身份在鄜坊作战，误记为出任鄜坊节度使。
三、乾符五年起兵后的事态发展
借助上节对历任大同军防御使及相关军镇的考察，我们已确定自李国昌受赏大同节钺至沙陀起兵反叛的十年间一系列重要官职的人选和任期。
在司马光《考异》所引书目中，有《唐末三朝见闻录》“不著撰人姓名，专记晋阳事”，引文所见事件发生皆精确到月日，应是亲历者所记。
《资治通鉴》自该年起的河东记事亦大多以其记载的日期为准。因此笔者的考证即以《资治通鉴》为基础，参照其他史料展开。
据《资治通鉴》，段文楚于二月癸酉（七日）被害。张凯悦指出《段文楚墓志》正作“乾符五年二月七日，武威段公遇害于云州”，可见《资治通鉴》所据《唐末三朝见闻录》的价值。
实际上，《考异》所引《庄宗功臣列传》，亦与《唐末三朝见闻录》有着微妙的对应。借助二者，我们不仅能还原出李尽忠等人在云州起事的大致经过，亦可管窥此时李国昌的动向。
《唐末三朝见闻录》：乾符五年戊戌，窦澣自前守京兆尹拜河东节度使，在任，便值大同军变，杀防御使段文楚。正月二十六日，军于石窑。二十七日，到白泊。
二十九日，至静边军。三十日，筑起四面城门。二月三日，李尽忠却入。四日，两面马步五万余人，城四面下营六日，监军使送牌印与李九郞。
七日，城南门楼上系缚下段尚书、柳汉璋、雍侍御、陈韬等四人。寻分付军兵于斗鸡台西剐却，又令马军践踏却骸骨。八日，李九郎被土团马步军约一千人持弓刀送上。
《庄宗功臣列传》：咸通十三年十二月，尽忠夜帅牙兵攻牙城，执文楚及判官柳汉璋、陈韬等，系之于狱，遂自知军州事，遣君立召太祖于蔚州。
太祖与退浑、突厥三部落众万人趋云中，十四年正月六日，至斗鸡台，尽忠遣监军判官符印请太祖知留后事。
七日，尽忠械文楚、汉璋等五人送斗鸡台，军人乱食其肉。九日，太祖权知留后。府牙受上三军表，请授太祖大同防御使，懿宗不悦。
《庄宗功臣列传》的记载，年月虽误，但系日却与真实情况吻合。
笔者上文已指出，对于《庄宗功臣列传》的错误，笔者并不以其为刻意作伪，而是事后追忆时产生的偏差（且即便此处刻意作伪，由于系日皆准确，仍可补正史实）。
结合二者的记载可知，乾符五年一月，李尽忠等人在云州作乱，当月李克用即“与退浑、突厥三部落众万人趋云中”。
李克用二月四日至云州“城四面下营”，那么一月底自蔚州出发亦属情理之中。然而，《唐末三朝见闻录》引文中的划线句，并不是李克用的行军路线。“石窑”“白泊”今地已不可考。
关于静边军，《元和郡县图志》明言单于大都护府（振武军）“东南至河［东］界静边军一百二十里”，云州“西至静边军一百八十里。”
蔚州在云州以东，则云州以西的进军路线必与李克用无关。据《考异》所引实录：“五年正月，壬戌（二十六日），窦澣奏沙陀首领李尽忠寇石窑、白泊，至静边军”。
司马光又称《唐末三朝见闻录》“实录亦颇采之”，即宋敏求据《唐末三朝见闻录》，以领军至静边军者为李尽忠。
然而，此军二十九日方至，窦澣不可能在二十六日即上奏，知实录系臆测，并非有其他依据。
李尽忠此时应在云州城中维持局面等待李克用的到来，不会领军至一百八十里外的静边军。而云、朔、蔚三州皆归大同军管辖，窦澣亦不可能至此。
那么，该行军路线描述的只能是振武节度使李国昌的军队。据《资治通鉴》：（李）尽忠遣（康）君立潜诣蔚州说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禀之。”
君立曰：“今机事已泄，缓则生变，何暇千里禀命乎！”
该记载本自《庄宗功臣列传》，知当时李克用虽无暇禀命，但李尽忠等人已通知身在振武的李国昌，后者亦出兵至静边军伺机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