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读桂林 - 为士当如颜延之
图①：今人为颜延之所立雕像
图②：颜延之名句
图③：颜延之读书岩
□本报记者杨湘沙 文/摄
如之前所述，从汉武帝荡平南越国设始安县开始，一直到后来的三国两晋南北朝，七百年间，能在桂林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大人物不多，掐指一算也就三位。
一位是南越王赵佗。作为秦始皇的兵，他在秦朝灭亡后一统岭南，把桂林地区纳入南越国版图中，算上他的子孙，足足在大汉的卧榻之旁酣睡了近百年之久。虽然地处偏僻，但你要说赵佗“和辑百越”的政策对桂林地区没有影响，那也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是东汉的马援。作为光武帝刘秀的得力干将，马援路过桂林时重修了灵渠，让年久失修近乎废弃的灵渠重新恢复了它的军事功能。但当时桂林的编制只是一个始安县，县级单位而已，县治所在的地方应该还是兴安的溶江，所以马援的心思其实是放在了交趾平乱那边。但一来一回都经过了桂林，留下了很多与桂林有关的传说，以伏波将军的名头，当得起桂林人民给他立座雕像。
第三个就是南朝刘宋年间的颜延之了。颜延之对于桂林的意义，在于他给桂林带来了一股新风，也就是对桂林文教方面言传身教的影响力。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非常巨大，以至于现在一谈桂林的文教事业，追根溯源，大家首先都会提到颜延之。他的读书岩曾经影响了一大批桂林的士绅和读书人，到现在依然保留，供后人缅怀。而颜延之独特的性格、传奇的经历、极高的文学造诣，更是让众多桂林人引以为荣。
似备道全美之君子
两晋时，始安郡由之前的荆州管辖改为广州辖下，颜延之的刘宋年间，又改属新成立的湘州管辖。当时始安郡的郡治规模如何，缺乏史料记载，不过应该不会很大。因为即使到了唐朝的建中元年（780年），从郑叔齐的《独秀山新开石室记》碑文来看，独秀山还在唐城的西北方位。由此可以大致推断，当时的始安城不过是独秀山到漓江边的一座小小的城市而已。
已在文坛闯下一定名气、朝堂上也颇有声誉的颜延之，怎么会到这么一个小城来当官呢？虽然是一郡太守，但毕竟是边远地区，几乎彻底远离朝廷中枢机构，领县不过七个，在籍人口也只有区区的两万多人，换成现在，连个大点的镇都不如。而且这个时候的颜延之，已经是四十岁的“高龄官员”了。未来何去何从，想必此时的颜延之心中也是怅惘不已的。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颜延之是被贬到桂林的。被贬的原因嘛，在古代，通常来说就是得罪上级了。言多必有失，祸从口出，以颜延之坦率直言的性格，又有点恃才傲物的做派，别说直接领导了，就连皇帝也是不高兴了的。没有贬去海南岛，而是放在刚过越城岭的桂林，离中原近一点算一点，其实算是给面子了。
我们可以从各方面收集到的资料来推断一下颜延之刚到桂林时的心情，大抵是喜忧参半的。喜的是，这桂林山水还真不是一般的漂亮——每天早上去太守府打完卡后，如果天气好，直接就爬上旁边的独秀峰顶，饱览治下的大好河山了，顺便写下“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的千古佳句——这样的秀丽景色，是在之前的南京时看不到的；忧的则是，周边能说得上话的人没几个，颇有些牛嚼牡丹、对牛弹琴的味道。你跟他说马革裹尸，说画虎不成反类犬（皆为马援语），他跟你说马皮硬嚼不动、马肉酸不好吃、老虎凶猛宜避之，但犬肉加工得好，倒不失为一道美味……
这也不奇怪，以颜延之在文学、历史上的修为，谈起文章、诗词、典故来，他周边的乡绅和手下的官员又有几个能接得上茬呢？有学者说，颜延之来桂林时，桂林堪称一片文化荒漠，可能有点不好听，但也八九不离十了。
这个时候的桂林，科举制还没出来——其实全国都没出来，往上走的基本方式就是看出身和家底。这两样都没有的，就原地待着吧——桂林的读书人，缺乏上升通道，远不如从军，一是有饭吃，二是一旦立个军功，还有机会往上走。但南方人，在骑马射箭方面，天生就要弱于北人，因此这条路也并不好走。所以，还不如种点地自家糊口，也能把日子过下去。读书？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喝酒。
颜延之也是喜欢喝酒的。
颇有魏晋名士风范的颜延之，除了学问以外，可能更大的嗜好就是喝酒了。喝酒、长啸、佯狂，史上关于他喝酒状态的描述是没有一个史者敢忽视的。他来自中原，当年喝的应该是江浙的黄酒，十几度的样子。到桂林后，作为一地主官，请他喝酒的人肯定不少，但喝的是仿照中原的黄酒，还是本地的米酒呢？这件事情已经无据可考，令人遗憾。
关于桂林的米酒，有史料记载的最早也要到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记载：“广右无酒禁，公私皆有美酝，以帅司瑞露为冠，风味蕴藉，似备道全美之君子，声震湖广。”宋朝的瑞露也就是桂林三花酒的前身，此时已经声震湖广。那么，南朝时是否已经有了米酒的前身呢？不敢断言，但不管是哪种酒，作为美男子的颜延之，绝对是少不了这“似备道全美之君子”的杯中之物的。
不过，让颜延之啼笑皆非的是，周围的人一说到喝酒，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而且大家都还在模仿颜延之喝酒的名士风范，甚至比颜延之更狂、更嚣，但一说到读书、说到文章，大家就蔫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据本地学者考证，深知这个道理的颜延之就此改变了做法，山爬的少了，但在山下的岩洞里读起书来了——来桂上任时，据说颜延之随行带了很多中原才有的书籍。
颜延之在山洞里或者山洞边读书时，洞里面是否藏了酒，我们不得而知，但太守爱读书、爱学习，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当地一大批人。随后的时间里，桂林周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了数十处读书岩。从实际效果来看，不管有心还是无意，说颜延之开创了桂林文风，其实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怼天怼地怼儿子
据史书记载，“时沙门释慧琳，以才学为太祖所赏爱，每召见，常升独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参乘，袁丝正色。此三台之坐，岂可使刑余居之。’上变色。”
大概意思就是说，当时受皇帝特别看重的和尚释慧琳，颇有才学，但也被颜延之骂得一钱不值，并且用上了“刑余”两个字，含有太监或者受过刑罚的人的意思。真是不杀人却诛心，皇上脸色不变才怪，下次有事再找你他就不是皇上了。这虽然是颜延之离开桂林之后的事了，但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此种骂人不带脏字的做法，放在颜延之身上一点都不奇怪。是谓怼天。
史书又有载，“延之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世，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辞甚激扬，每犯权要。谓湛曰：‘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湛及义康以其辞旨不逊，大怒。”
这里的意思记者大致能读懂，就是见不得刘湛、殷景仁占据重要位置后独断专行，然后颜延之很生气，要求多少民主一些，不能太过霸道，搞一言堂。这事弄得刘湛非常恨他，就你事多是吧？好吧，贬你出京。然后颜延之也不妥协，随手就写了后世非常有名的《五君咏》。这篇文章把人格有问题的山涛、王戎撇了出去，竹林七贤只剩五贤，骂人的指向性就非常明显了，把刘湛和义康气得不行。这个不妨叫做怼地。
至于怼儿子，倒是更有意思一些。
史书记载，“子竣为世祖南中郎谘议参军。及义师入讨，竣参定密谋，兼造书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问曰：‘此笔谁所造？’延之曰：‘竣之笔也。’又问：‘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笔体，臣不容不识。’劭又曰：‘言辞何至乃尔。’延之曰：‘竣尚不顾老父，何能为陛下。’劭意乃释，由是得免。”
这段好懂得多。子竣指的是颜延之的大儿子颜竣。颜竣密谋造反，因为文章写得好，专门负责书写造反骂皇帝的文章。皇帝刘劭本是想把颜延之叫来羞辱一番再处置的，故意问这檄文谁写的，颜延之毫不掩饰，直接说就是儿子颜竣写的。皇帝后来很是不忿，说至于写这么难听的文章骂我吗？颜延之大咧咧地回答说，颜竣这家伙，连自己老爹都不顾的了，他哪还会顾及陛下。此话一出，皇帝也是哭笑不得，一肚子的气顿时消了许多，颜延之因此逃过一劫。
这之前，“世祖登阼，以为金紫光禄大夫，领湘东王师。子竣既贵重，权倾一朝，凡所资供，延之一无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旧。常乘羸牛笨车，逢竣卤簿，即屏往道侧。又好骑马，遨游里巷，遇知旧辄据鞍索酒，得酒必颓然自得。常语竣曰：‘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竣起宅，谓曰：‘善为之，无令后人笑汝拙也。’”
这段描述也颇见颜延之性情。儿子颜竣辉煌腾达时给他的孝顺，颜延之一概不收，还说了句特别伤人的话，“我一辈子不喜欢见达官贵人，今天不幸，却遇见了你”。儿子起房子，颜延之也不忘怼两句，“好自为之，别让后人笑话”，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当然，最有意思的还是他平时坐老牛拉的慢车，路上遇到自己儿子，还故意躲到一边，很平民百姓的样子，看颜竣如何自处。有时候，颜延之也会骑了马在巷子里晃荡，遇到老朋友，就毫不客气地让人买酒给他。人家真买了，他就高兴得不得了，跟个孩子似的。
儿子给的，一分钱都不要，老朋友的就追着要，表面上要的是酒，内里其实就是颜延之的生活态度。估计在桂林当太守的时候，颜延之不会主动找人买酒了，因为这不是他的风格，他的风格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别看他成天一副醉醺醺、东倒西歪的样子，其实他自己心里清楚得很。
士之上也，不以所长议物
好酒，有才，却又耿介直言，从头到脚一副魏晋名士风范，恃才傲物，这样的独特性格让当时朝廷的许多大员既爱又恨，但大多人还是看不惯颜延之。这也是他数次被贬的主要原因。不过，宋齐知名文人中，得保天年，死后还能受到朝廷的追赠和赠谥的，十分罕见。而颜延之就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一个。
有一组数据似乎很能说明问题。
以刘宋年间的文人造诣来说，最牛的大概也就是谢灵运和颜延之了。当朝并称“颜谢”。实际上，学者的普遍看法认为，颜延之的地位是不如谢灵运的，从出身到成就，谢灵运都略高于颜延之。但是，活得最长的还是颜延之。
与颜延之齐名的谢灵运先是被贬，后又被杀；范晔、颜竣、鲍照、王融、谢朓等，亦皆被杀。谢灵运于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以谋逆罪被杀，年四十九。范晔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年四十八。颜延之的大儿子颜竣于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年)被诬陷，诏先折其足，然后于狱赐死，年约四十。鲍照（与颜延之、谢灵运同列“元嘉三大家”）于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年)为乱兵所杀，年五十三。王融于齐永明十一年(493年)因谋立新主下狱赐死，年二十七。谢朓于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元元年(499年)被萧遥光杀害，年三十六。与他们相比，颜延之是幸运的，卒老于家，年七十三。这正是中国封建时代文人仕子一生最幸运的遭际、最理想的结局。
在论及颜延之之所以脾气极大、不为权贵所喜，但又得保天年的原因时，后世的学者总结出了如下原因：颜延之虽然性格里有十分傲岸的一面，但政治上的追求却并不过于躁进。因为出身并不高的原因，颜延之能进能退，立身处世以佯狂掩盖狷介，而又有和光同尘的一面。颜延之所有的任职，基本上都是和祭祀、礼仪、文化教育和文书参谋有关，所担任的有实权的官职不过是始安太守和御史中丞而已。而在御史中丞一职上，他已经性格大变，并无任何作为，自不为人所嫉。在皇帝的心目中，颜延之并非具有很大危险性的人物，因此虽屡遭贬黜，却得保天年，哪怕是儿子造反，按道理要陪斩的颜延之也能靠两句玩笑话安然而退。
据史料记载，颜延之被贬始安，一则因为皇室内部权力斗争的波及，二则也因为恃才傲物，引起了傅亮的妒忌。《宋书》本传载：“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傅亮也是个小有才气的人物，《诗品》列其入下品，称其“平美”。傅亮的创作成绩自然不能和颜延之相比，但架不住傅亮官高权重，就有了把颜延之挤走的资本。颜延之本人倒是清醒，并没把这当回事。这又是他高明的地方。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徐羡之、傅亮被杀，颜、谢先后回到建康。颜延之和谢灵运依然有来往，而且“好酒疎诞”，因而又不为新的当权派彭城王刘义康和刘湛、殷景仁所喜欢。元嘉十一年(434年)罢官家居，他的生活态度开始有所转变，这在《庭诰》里反映得比较清楚。
从《庭诰》一文里，大致可以看出颜延之的心态变化。江苏江阴学者沈玉成曾经对《庭诰》有过一番精准的解读：
《庭诰》意即家戒、家训。从刘邦《手敕太子文》、马援《戒兄子书》、郑玄《戒子益恩书》、诸葛亮《戒子》一直到明、清之际朱用纯(柏庐)《治家格言》，两千年来，形成了一种文体。这一类文章的目的都在于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诉子弟，通常都平易坦率，于朴素中见出作者的真性情。
颜延之在《庭诰》中谆谆告诫子弟，必须收敛锋芒甚至谨小慎微。他说，“言高一世，处之逾默”“不以所能干众，不以所长议物”的，是“士之上也”；“敬慕谦通，畏避矜踞”“文理精出，而言未称达”的，“此其亚也”；如果“言不出于户牖，自以为道义久立；才未信于仆妾而曰我有以过人”，这就是“千人所指，无病而死”之流，最不足取。他甚至连生活中的小节都设想到了。这些都很容易使人想起嵇康的《家戒》。两位诗人同样放诞任达，龙性难驯，不甘与浊世合污，然而又深知在世道上随处潜伏杀机，因此不希望子弟学样模仿，成为狂狷。这正是他们内心世界的矛盾和痛苦。
颜延之见过太多的东西，甚至还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经年的思考后，他终于也算是悟出了一些东西，不然他不会写出这样的《庭诰》。可惜的是，他的大儿子颜竣没有认真体会过他的庭诰。不然，颜延之也不用面对无长子送终的遗憾了。
人生七十古来稀。
颜延之活到了七十三，与他齐名甚至盖他一头的谢灵运没有熬过他。这是悲剧还是喜剧，现在我们都不好评判。
来源:桂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