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战争（4）-俄罗斯的野心没有止境
从1829年直至克里米亚战争，扶持一个“虚弱的邻居”一直是俄罗斯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一政策。在沙皇军队和外交部中，有一些人认为应该在巴尔干和高加索采取更为强硬的扩张主义政策。但是沙皇的政策有较强的灵活性，可以同时满足野心勃勃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那些担心欧洲大战的人。“虚弱的邻居”政策的核心是在军事威胁的支持下，借助宗教来扩大俄罗斯在奥斯曼帝国基督徒聚居区的影响力。
1833年埃及总督 *** ·阿里对苏丹的权威提出了挑战，在帮助苏丹镇压希腊反叛之后，他要求获得埃及和叙利亚的世袭继承权，但没有得到苏丹的同意。于是 *** ·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IbrahimPasha）带兵进占了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这支军队由法国人按照欧洲军队的模式训练，十分强大，横扫奥斯曼帝国部队，君士坦丁堡顿时成为板上鱼肉。
苏丹向英国和法国求助无果，情急之下不得不乞求沙皇伸出援手。沙皇立刻派出七艘军舰、四万士兵协同保卫君士坦丁堡。俄罗斯人认为 *** ·阿里是法国人的走卒，对俄罗斯在近东的利益威胁极大。从1830年开始，法国人一直在进行征服奥斯曼帝国属下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法国军队是本地区唯一有实力遏制俄罗斯野心的力量。更让俄罗斯人担心的是，从搜集到的情报来看， *** ·阿里誓言“恢复 *** 曾经拥有的伟大力量”并要为1828—1829年俄土战争复仇。俄罗斯人担心他会征服整个小亚细亚（Asia Minor）地区并建立一个新的 *** 帝国代替奥斯曼帝国。这么一来，“虚弱的邻居”将变成一个南部边疆外威胁很大的 *** 势力，而且还和高加索的 *** 部落有着很强的宗教联系。
俄罗斯派兵的举动让英国和法国警觉起来，他们各自派出舰队抵达达达尼尔海峡外的贝希克湾（Besika Bay）。在英法两国介入之后，俄罗斯就退出了，但是在撤兵之前，他们还是逼迫苏丹在1833年7月签署了一份《帝国码头条约》（Treaty of Unkiar-Skelessi）。条约主要是再次确认了俄罗斯从1829年《哈德良堡条约》中获得的权利，但是加了一个秘密条款，规定俄罗斯有义务对土耳其提供军事保护，作为条件，俄罗斯可以随时要求土耳其封锁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海峡，不让外国军舰通过。这样俄罗斯就可以阻挡英国和法国海军舰船进入黑海，保证自己对黑海的绝对控制权。对俄罗斯来说，更重要的是，根据他们对这个条约的理解，俄罗斯拥有介入奥斯曼帝国事务的法律权利。
这个秘密条款很快被土耳其官员泄露给了英国和法国，在西方媒体引起一片哗然。西方国家马上怀疑俄罗斯不仅有权要求封锁海峡不让外国军舰通过，而且还有权要求只向俄罗斯军舰开放海峡。如果是这样的话，俄罗斯海军就可以在四天之内从黑海港口塞瓦斯托波尔驶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占领君士坦丁堡，而西方海军根本来不及介入。事实上，这个秘密条款并没有对这一点有清楚的说明。俄罗斯声称这一条款不过是为了自我保护，防止俄罗斯在黑海的港口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两地遭受英法这两个海上强国的攻击。地中海通往黑海的海峡是“打开俄罗斯大门的钥匙”，如果俄罗斯不能关上这扇大门，那么其南部虚弱的腹地，即黑海沿岸以及高加索，将会暴露在敌人面前。事实上，克里米亚战争中土耳其和西方军队就是这么干的。
1833年是英国对俄罗斯和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在这之前，英国人关心的主要是能否维持奥斯曼帝国的现状，担心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将导致欧洲势力均衡被打破，甚至引发一场欧洲大战。他们对苏丹的 *** 状况并不特别关心，这可以从他们的希腊政策上看出来。但是，一旦意识到奥斯曼帝国有可能被埃及人占领，并由此引发一场气势磅礴的 *** 复兴，更糟糕的是奥斯曼帝国有可能变成俄罗斯的保护国时，英国对土耳其的兴趣马上加强了，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奥斯曼帝国事务，鼓励经济政治改革，希望奥斯曼帝国能恢复生机，甚至扩大影响力。
1838年，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威胁和政治承诺，英国向高门强加了一项税收协议，其结果是奥斯曼帝国几乎变成了一个自由贸易港。在失去关税这一财政来源后，高门保护本国尚在襁褓中的民族工业的能力被严重削弱。从此英国向土耳其出口的商品数量大幅提高，在1850年达到了原来的十一倍，使土耳其成为英国最有价值的出口市场，仅次于汉萨同盟地区（Hanseatic towns）和荷兰。1846年英国废除了限制外国谷物进口的《谷物法》（Corn Law），从土耳其，主要是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进口的谷物随之增加。蒸汽海轮、内河蒸汽船以及铁路的出现，让多瑙河之一次成为繁忙的水上高速通道。多瑙河河道贸易被英国商船垄断，英国商人把这里的谷物出口到西欧国家，然后从英国进口商品。与把持多瑙河水道的英国商人竞争的是以敖德萨、塔甘罗格和其他黑海港口为基地的一批商人，他们把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农业区的谷物出口到西欧。这一谷物贸易对俄罗斯越来越重要，因为自蒸汽机出现后，对俄罗斯木材出口的需求下降了。到19世纪中叶，俄罗斯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一经由黑海港口运出。
俄罗斯对印度的威胁，是英国的恐俄人士更大的担忧。对一些人来说，克里米亚战争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阻止俄罗斯征服土耳其，还是为了防止俄罗斯在整个小亚细亚直至阿富汗和印度占据统治地位。在这些人的想象中，俄罗斯是世界上扩张最快的帝国，其野心没有止境。
事实上，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并不存在俄罗斯势力伸向印度的危险。对俄罗斯来说，印度距离太远，将军队派到那里也非常困难。沙皇保罗一世的确考虑过一个疯狂的计划：派遣一支俄法联军袭击印度。1807年拿破仑在与沙皇亚历山大的对话中又提及这一想法，拿破仑解释道：“越是不现实的远征行动，就越能让英国人惊恐。”英国 *** 其实一直都清楚俄罗斯做这样的远征行动是不现实的，一名英国情报官员认为俄罗斯侵略印度的计划只能是“派辆大篷车过去”。但是，虽然英国官方没人把俄罗斯威胁印度当真，这并不能阻止恐俄的英国报刊大肆渲染对俄罗斯威胁的恐慌，强调俄罗斯征服高加索之后带来的潜在威胁，以及其在波斯和阿富汗施展的种种“见不得人的手腕”。
对英国人来说，土耳其才是对付俄罗斯的更大缓冲区。他们很快明白，当初拒绝帮助苏丹抵抗埃及军队入侵的决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让英国成为奥斯曼帝国内占主导地位的外国势力。帕默斯顿认为这是“英国内阁在外交政策上更大的误算”。既然这个机会已经错过，英国人决定加倍努力，向高门施加影响，推动一系列改革解决奥斯曼帝国境内基督教人口的问题，希望不再给俄罗斯的干涉提供任何借口。
英国人相信政治改革的作用，认为以炮舰为后盾，他们可以将自己的自由主义原则输出到全球各地。在他们看来，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改革是解决东方问题的真正办法，因为东方问题的根源是苏丹统治下国家的衰落，治好了这个“病人”，东方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但是英国人推动自由主义改革的动机不仅仅是为了让奥斯曼帝国不再依赖俄罗斯，同时也是为了扩大英国对土耳其的影响力：让土耳其人依赖英国人的政治指导和金融贷款；将土耳其置于英国的军事保护之下；让土耳其人在英国人的监护下“文明化”，传授给他们英国自由主义原则、宗教宽容以及 *** 管理 *** 等优点（不过议会和 *** 被认为不适合传授给土耳其人，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欧洲”素质）；倡导英国的自由贸易原则（虽然好听，但实际上可能对奥斯曼帝国有所伤害）；保证印度商路的安全（当然英国人是不会提倡对印度实施自由贸易的）。
英国人注意到，在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执政的最后几年，土耳其文化中出现了一些西化的表现，他们因此很受鼓舞，视之为改革成果。虽然苏丹的军事改革成效不大，但是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精英在衣着方式和生活习惯上有所变化：现代的束腰衣和毡帽取代了长袍和头巾，男人的大胡子不见了，女性开始进入社会。这些表面的变化体现在一批新兴的土耳其官员或绅士身上，这些所谓的“欧化土耳其人”（European Turk）掌握了外语，学会了西方习惯、做派和脾气，但是在其他方面依然深植于传统的 *** 文化之中。
1850年2月，在听到鲁米利亚（Rumelia，后属保加利亚）的基督徒被“残忍地屠杀”的消息后，斯特拉特福德·坎宁陷入极度沮丧中。在给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的信中，他用阴郁的语气写道：“改善的努力现已失败。”帕默斯顿同意奥斯曼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不仅招致俄罗斯的干涉，还让俄罗斯人的所作所为合法化了。在他看来，英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撤回对奥斯曼 *** 的支持。在第二年11月写给雷希德的信中，他预计奥斯曼帝国将“因为其君主和大臣们的胆怯、虚弱和迟疑而垮台，很显然，我们不能再等太长时间，必须开始考虑在这以后应该如何安排”。
与此同时，英国介入土耳其政治事务引发了 *** 对西方干预的反感。到1850年代早期，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的地位已远远不只是英国大使或是高门顾问了，他在君士坦丁堡被称为“特权大使”（GreatElchi），对土耳其 *** 事务有直接影响力。那个时代，伦敦和君士坦丁堡之间还没有电报，来自白厅（Whitehall）的指示通常需要几个月才能到达，因此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在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政策上有相当大的灵活处理空间。苏丹手下的高官们对他十分反感，非常害怕这个颐指气使的大使来找自己麻烦。地方贵族和 *** 教士对他维护基督徒的努力亦非常敌视，认为他对 *** 的干涉侵犯了帝国的 *** 。土耳其人对外国势力——不管是英国、法国还是俄罗斯——干预奥斯曼帝国事务所产生的敌意，将对克里米亚战争前夕土耳其的政策制定产生很大的影响。
1839年，在法国的支持下，埃及总督 *** ·阿里再次在叙利亚发动叛乱，埃及军队击败了奥斯曼帝国的部队。人们开始担心他们会像六年前一样，直逼君士坦丁堡。当奥斯曼帝国海军在亚历山大港附近被埃及海军打败之后，年轻的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已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拒绝 *** ·阿里对叙利亚和埃及世袭继承权的要求了，高门只好像六年前那样再次向欧洲列强求援。1833年埃及之一次叛乱时，俄罗斯独自行事替苏丹挽回了局面，这次沙皇希望能与英国合作保护苏丹，目的是避免英法两国在这件事上走到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共同呼吁 *** ·阿里从叙利亚撤军，接受列强提出了和平条件，这些条件在1840年的伦敦会议（London Convention）上拟定并由四强和奥斯曼帝国共同签署，同意给予 *** ·阿里对埃及的世袭继承权。为保证叛军撤离，一支英军舰队行驶至亚历山大附近，另一支英国奥地利联军则进驻巴勒斯坦。 *** ·阿里先是不愿让步，希望能得到法国的支持；当法国表示拒绝和平条件并声称将会支持 *** ·阿里时，人们开始担心一场欧战将会爆发。但是在最后关头，因为不想卷入战争，法国还是同意了和平条件， *** ·阿里不得不从叙利亚撤出。随后法国人很不情愿地在1841年的伦敦会议上签署了和平条件， *** ·阿里获得了埃及的世袭继承权，条件是他承认苏丹对奥斯曼帝国其他地方的 *** 。
1841年伦敦会议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让 *** ·阿里撤军，还规定在战争爆发时，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海峡将对除苏丹盟军以外的外国军舰关闭，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让步，因为这样英国军舰就能驶过海峡进入黑海，直接威胁俄罗斯南部边疆的薄弱地带。签署这份条约后，俄罗斯实际上放弃了自己在奥斯曼帝国的主导位置和对海峡的控制权，沙皇希望能以此改善与英国的关系，孤立法国。
从沙皇的角度来看，扶持苏丹只能是权宜之计。他认为，现在法国因为支持叛军而削弱了自己的影响力，俄罗斯与英国又在中东问题上达成一致，伦敦会议的成功，让俄罗斯与英国有了结成同盟的可能。1841年英国政权更迭，由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领导的保守党 *** 上台，这给沙皇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因为保守党不像上届由墨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1835—1841年在任）领导的辉格党（Whig） *** 那么敌视俄罗斯。沙皇相信保守党 *** 会更愿意听取他的建议，让欧洲在英俄两国的领导下共同决定奥斯曼帝国的未来。在1844年亲自前往伦敦时，沙皇对说服英国参与他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计划充满了信心。
离开英国时，沙皇坚信他与皮尔和阿伯丁勋爵之间的会谈是对双方共同政策的陈述，现在他可以期待英国与俄罗斯合作，共同制定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方案，以保证双方的利益。他这么想不是没有道理，他手中的秘密备忘录就可以证明。但事实上他在这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以为和英国 *** 在东方问题上达成了“君子协议”，但对英国方面来说，这一次会谈不过是双方相互交换了看法，没有任何约束力。尼古拉一世以为只要说服维多利亚女王和她手下的高级大臣们就可以了，没有意识到议会、反对党、公共舆论以及媒体可能会影响英国 *** 的外交政策。这一误判将是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夕犯下一系列错误的重要原因。
英国人对土耳其抱有同情，担心失去自己在印度的利益，但是激发英国人恐俄情绪最关键的因素莫过于对波兰前途的忧虑。欧洲各地的自由主义者把波兰起义视为对俄罗斯暴政的反抗，是为自由而战的正义高尚的斗争。和其他因素相比，波兰起义被残酷镇压这一事件对英国人卷入欧洲事务和加剧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影响更大，这一切最终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
没有几个国家的历史比波兰更加多灾多难。原来的波兰联邦（Polish Commonwealth）是波兰王国（Kingdom of Poland）和立陶宛大公国（Grand Duchy of Lithuania）的联合体，幅员辽阔；但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它被瓜分了至少三次，其中两次（分别在1772年和1795年）被三个邻国，即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瓜分，另一次是被俄罗斯和普鲁士瓜分，借口是波兰日益成为酝酿革命情绪的堡垒。在被多次瓜分后，波兰王国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领土。波兰人对重获独立越来越感到绝望，于是在1806年投靠了拿破仑；然而拿破仑战败，于是波兰再次遭到瓜分。1815年欧洲列强通过《维也纳条约》（Treaty of Vienna）建立了波兰会议王国（Congress Poland），领土大致相当于拿破仑时期的华沙公国（Duchy of Warsaw），并将其置于沙皇俄国的保护之下，条件是俄罗斯必须保障波兰的 *** 自由。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从未认可波兰会议王国的政治自治权，对他来说，在俄罗斯实行独裁的同时，又在波兰保障 *** 是不可想象的事。尼古拉一世的镇压行动进一步促使波兰人叛离，1820年代俄罗斯多次违反《维也纳条约》：收回报刊出版自由，没有获得波兰议会同意就宣布加税，迫害反对沙皇的自由主义者等等。导火索终于在1830年11月被点燃，波兰总督、沙皇的哥哥康斯坦丁大公发布命令在波兰强制征兵到法国和比利时镇压革命。
当一批华沙俄罗斯军事学院（Russian Military Academy）的波兰军官抗命反对大公的征兵令时，波兰起义爆发了。波兰军队随后加入起义军，波兰临时 *** 成立了，由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Prince Adam Czartoryski）牵头，并召开了全国议会。激进派在全国议会中占据了领导地位，宣布向俄罗斯开战、解放波兰。1831年1月，他们举行典礼宣布沙皇在波兰的统治已被推翻，波兰独立了。
1831年2月，四万人的波兰军队在维斯图拉河（Vistula）打退了六万俄军，保住了华沙。但是俄罗斯援军很快赶到，逐渐耗尽了波兰人的抵抗力量。在俄军包围下，饥饿的华沙居民开始打劫求生，城里出现了反对临时 *** 的暴乱。9月7日，在激烈的巷战之后，华沙陷落了。恰尔托雷斯基亲王流亡到了英国，其他叛军中许多人逃到了法国和比利时，在那里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为波兰自由而战激发了英国公众的热情，他们将之归因于他们所认同的“英国精神”，即热爱自由、致力于保护弱者对抗欺凌。不管是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914年的之一次世界大战，还是1939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爆发时，英国都认为自己是为捍卫这些原则而走向战场的。
当波兰起义被镇压之后，恰尔托雷斯基亲王逃亡伦敦，和其他波兰流亡者一起继续从事反抗俄罗斯的活动。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帕默斯顿这位未来将带领英国走向克里米亚战场的领导人逐渐接受了建立一个欧洲联盟反抗俄罗斯的想法。与此同时，恰尔托雷斯基还与法国七月王朝（July Monarchy）的自由派领袖们培养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跟1836年担任首相的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以及1840年代的法国外交部长、七月王朝最后一任首相弗朗索瓦·基佐（1847—1848年在任）联系甚密。两人都意识到，波兰逃亡者可以为法国所用，成为其与英国 *** 及公众建立友好关系的桥梁，改善双方之间的冷淡不信任状态。在这一点上，恰尔托雷斯基在英法结盟上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在1854年，正是这一联盟宣布与俄罗斯开战。
俄罗斯对1848年革命的剧烈反应，加深了西方对它的恐惧。1848年2月，七月王朝被驱逐下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左派们担心俄罗斯会派出军队支援反革命右派恢复巴黎的“秩序”，所有人都认为俄罗斯会在这时入侵法国。
俄罗斯这次干预多瑙河公国的成功，促使沙皇在1849年6月决定对匈牙利进行军事干预。匈牙利革命始于1848年3月，当时匈牙利议会（Hungarian Diet）在法德两国革命运动的激励下，由雄辩家拉约什·科苏特（Lajos Kossuth）带领，宣布自治，拒绝继续接受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匈牙利议会宣布了一系列改革行动，包括废除农奴制、控制国家预算、接管奥地利帝国军队中的匈牙利部队等等。当时奥地利 *** 正忙于应付维也纳革命，无暇他顾，接受了匈牙利的自治要求；但是在镇压了维也纳革命之后，帝国 *** 立即宣布解散匈牙利议会并对匈牙利宣战。在战斗中，匈牙利人获得了境内少数民族如斯洛伐克、德国和鲁塞尼亚人的支持，同时大批波兰和意大利人也自愿加入匈牙利军队，共同抗击奥地利帝国。双方打成了平手。1849年4月，战事已成胶着状态，这时匈牙利也向奥地利宣战，争取独立。在此情况下，登基不久、年仅十八岁的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向沙皇请求干预。
尼古拉立刻答应无条件出兵干预镇压匈牙利革命。对他来说，这是维护神圣同盟的责任。如果奥地利帝国崩溃，将对欧洲力量平衡产生严重影响。但是这一行动也是出于维护俄罗斯的利益，眼看着革命的浪潮从中欧向各处蔓延，特别是波兰也掀起了新的起义浪潮，沙皇觉得不能袖手旁观。匈牙利军队中有许多波兰流亡者，最出色的一些将领就是波兰人，其中有约瑟夫·贝姆（Jozef Bem）将军，他是1830年波兰起义时主要的军事领导人之一，在1848—1849年间率领匈牙利军队在特兰西瓦尼亚打败了奥地利军队。对尼古拉来说，除非将匈牙利革命镇压下去，不然革命很可能会蔓延到加利西亚（Galicia）。那里大部分是由奥地利控制的波兰领土，如果革命蔓延至此，波兰将再次成为俄罗斯帝国面临的问题。
8月28日，沙皇向土耳其 *** 发出要求，强令必须引渡那些逃到奥斯曼帝国的波兰人。奥地利则要求引渡逃到奥斯曼帝国的匈牙利人，其中包括匈牙利议会领袖科苏特。科苏特当时已成为土耳其人的座上宾。虽然根据国际法，奥斯曼帝国应该引渡罪犯，但是土耳其人没把这些流亡者看作罪犯，反而很高兴在自己的土地上款待这些反抗俄罗斯的战士，给予他们政治庇护，就像西方国家在1831年给予波兰流亡者政治庇护一样。土耳其人在英法的鼓励下，拒绝在俄罗斯和奥地利的压力面前低头，两国因此断绝了与高门的关系。应土耳其人军事援助的请求，英国在10月份派出马耳他中队（Malta Squadron）前往达达尼尔海峡外的贝希克湾，一支法国舰队也被派来会合。各方剑拔弩张，西方列强与俄罗斯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
英法舰队的到来促使沙皇与奥斯曼帝国当局在难民问题上达成妥协。土耳其人保证采取措施让波兰难民远离俄罗斯边界，这一让步和西方国家认可的政治庇护原则相吻合；作为交换，沙皇不再要求引渡这些难民。
在英国方面，帕默斯顿的让步对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因为他急切地希望英国打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彻底打消俄罗斯继续干预多瑙河流域公国事务的念头。1849年以后，尽管对土耳其的自由化改革依然存有疑虑，但坎宁越来越坚持通过加速改革来巩固奥斯曼帝国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实力，并通过加强土耳其军队的实力来对抗俄罗斯的威胁。帕默斯顿同样认同多瑙河流域公国的重要性，在1848—1849年的危机之后，他也开始支持采用更激进的措施帮助土耳其抵御俄罗斯的入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