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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 为轰炸东京做准备(下):杜利特尔及手下在埃格林机场的训练

中国历史1年前 (2023-09-02)480

作者简介:阿登的苦林,山东人,喜欢二战及冷战军事,尤其是太平洋战争、苏德战争和冷战武器装备,曾在“空军之翼”等网站发表过若干文章。

对飞机的改装

为了减重,早在2月早些时候,杜立特尔就根据中美洲航空公司两名机械师的建议,在进驻埃格林机场后在每架飞机尾部装了两根用车床加工过的粗螺纹钢,并涂成黑色,伪装成机尾机枪。从格林宁上尉提交的空袭后报告来看,此举似乎成功骗过了几架在空袭期间追击的日军战斗机。

杜立特尔知道,燃油是此次任务成功与否的关键。他在飞机上额外加装了油箱,用一个油箱替换了机腹炮塔,还在弹舱上方的爬行通道里加装了另一个油箱。当这批B-25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阿拉米达海军航空站被吊装上“大黄蜂”号航空母舰时,每架飞机总共可加注约4320升汽油。

图9.等待改装的B-25轰炸机,摄于1942年1~2月份,即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那次

在短短三个星期的飞行训练间隙,埃格林机场的机械师和本迪克斯公司的技术人员改装了一种特殊的化油器,替换了飞机原先使用的化油器,以便将B-25低空飞行时的耗油率降到更低,从而更大限度地增加航程。

空袭飞机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维修站(麦克莱伦机场)停留期间,一名机械师误将约克上尉驾驶的那架飞机上的“本迪克斯化油器”换成了普通化油器。4月18日上午,约克上尉从“大黄蜂”号起飞后,发觉他的飞机正在高速烧油,于是他在炸完东京后改道飞往苏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降落。由于苏日两国当时尚未宣战,因此苏联 *** 扣押了机组人员并没收了飞机。约克上尉及其机组乘员被苏联方面扣押了13个月,期间经历了数次转移,最终被关押到距离伊朗边境20英里的一个小镇上。最终,他们设法越境逃到了伊朗北部。

埃格林机场的工作人员还对飞机进行了其他改装,如在机翼前缘加装了除冰装置,并在所有飞机上安装了照相枪,以拍摄实际轰炸的照片。不幸的是,这些照相枪在空袭结束后几乎无一幸存。

图10.日本横须贺海军船渠,这张照片是仅有的几张空袭期间拍摄的照片之一,是从飞机坠毁后残骸中的照相枪里得到的

第7号机的飞行员特德劳森(Ted W. Lawson)中尉在他的飞机上画了一幅戴着耳机、拄着交叉拐杖的唐老鸭漫画,之后许多飞行员纷纷效仿,都在自己的飞机上画了机头画。最后,由于这些陆军机组人员将在海军军舰上待几个星期,因此米勒中尉向他们传授了一些海军用语、礼貌和礼节,例如在上舰和下舰时要向舰艉的国旗敬礼。

作为空袭计划的发起人,杜立特尔认为自己也应该亲自驾驶B-25并完成短距起飞训练,而且他还想亲自带队完成本次任务。当弗农斯汀兹(Vernon L. Stinzi)上尉因溃疡病病倒时,杜立特尔立即与斯汀兹的机组人员一起完成了短距起飞训练。随着训练和飞机改装工作在埃格林机场取得进展,杜立特尔也得到了阿诺德将军的允许,让他实际指挥这次行动。

参加空袭的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最初住在埃格林机场的营房里。杜立特尔允许已婚军官带着他们的妻子住在一起,这些人最初住在12英里外沃尔顿堡的一家旅馆里。几天后,杜立特尔安排他们住进了埃格林机场正门附近的瓦尔帕莱索旅馆,这是一家建于1924年的旅馆,可以俯瞰乔克塔瓦海湾。训练期间,飞行员们经常在返回机场的途中飞过瓦尔帕莱索旅馆。

图11.机首一侧绘有那个唐老鸭图案的空袭第7号机

杜利特尔、单身军官和士兵们住在基地宿舍。在漫长的一天训练结束后,他们几乎没有闲暇时间。尽管如此,米勒中尉还是对埃格林机场的住宿条件感到震惊,他后来称这些宿舍“很糟糕”,而且“单就生活区而言,并不吸引人”。

埃格林机场指挥官乔治蒙迪少校对空袭队员们大量违反飞行安全的行为表示担忧。他接到了许多当地居民的 *** ,反映了B-25玩低空轰炸、在桥下飞行、在海滩和县城周围地区发出噪声等问题。不过,当空袭队员们带蒙迪少校驾机飞越墨西哥湾和佛罗里达海湾沿岸并来来 *** 地进行了低空飞行后,他就把这些投诉和违反安全规定的行为抛到了脑后,希望队员们能带着他做更多的飞行。

杜立特尔下令,没有家室队员的自由活动范围限定在埃格林机场以内。不过,还是有人设法离开机场,参观了当地的一些场所,如沃尔顿堡的木兰树俱乐部、位于玛丽埃斯特镇(这是一座位于沃尔顿堡以西数英里处,沿98号公路而建的小镇)的海边培根餐厅,以及埃格林机场大门外、位于当时佛罗里达州20号公路旁边的银色酒吧和咖啡馆。

图12.空袭队员们在埃格林基地的宿舍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照片中左一就是遭遇之一起事故的理查德乔伊斯中尉

就在空袭队员们在埃格林机场训练的同时,海军上校唐纳德邓肯(Donald B. Duncan)也在檀香山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切斯特威廉尼米兹上将一起工作,以“企业”号航空母舰为核心组建了一支特混舰队,用以保护“大黄蜂”号特混舰队。3月的第三个周末,邓肯上校给在华盛顿特区、刚被任命为海军作战部长不久的金上将发去电报,称“企业”号特混舰队即将组建完毕,并发出了“告诉吉米上马”的暗语,这是让杜立特尔及其手下离开埃格林机场,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阿拉米达海军航空站并被吊装上“大黄蜂”号的信号。

接到电报后,金随即打 *** 给阿诺德,告知了他这一消息。阿诺德也赶忙通知了杜立特尔。当地时间凌晨3点,埃格林机场的空袭队员们被叫醒,准备出发。

提振士气

杜利特尔再一次重复了他一直向队员们唠叨的事,他提醒队员们说:“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在埃格林做什么。”他还向队员们表示,即使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猜到了将要执行的任务,也要牢记“你们战友和其他许多人的性命都取决于你们,你们在这里的所见所闻都要保密”。

杜立特尔解散了所有人员,但选出22个机组驾机飞往麦克莱伦机场接受最后的检查和改装。这些机组人员在麦克莱伦机场停留,并于3月30日抵达阿拉米达海军航空站。1942年4月1日,“大黄蜂”号搭载着16架B-25轰炸机离开阿拉米达,前去与“企业”号特混舰队会合。

提振士气

杜利特尔再一次重复了他一直向队员们唠叨的事,他提醒队员们说:“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在埃格林做什么。”他还向队员们表示,即使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猜到了将要执行的任务,也要牢记“你们战友和其他许多人的性命都取决于你们,你们在这里的所见所闻都要保密”。

杜立特尔解散了所有人员,但选出22个机组驾机飞往麦克莱伦机场接受最后的检查和改装。这些机组人员在麦克莱伦机场停留,并于3月30日抵达阿拉米达海军航空站。1942年4月1日,“大黄蜂”号搭载着16架B-25轰炸机离开阿拉米达,前去与“企业”号特混舰队会合。

图13.吉米杜立特尔中校(左)和“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舰长马克米彻尔上校(右)在飞行甲板上与执行空袭任务的机组人员合影,摄于1942年4月18日空袭发起前几天。客观来说,杜利特尔空袭确实鼓舞了美国国内的民心士气,但也确实妨碍了“大黄蜂”号舰载机飞行员的训练

图14. 可能是出击当天拍摄的另外一张照片,美国陆航和海航飞行员能够和谐同框,也是难得一见的情景

1942年6月,杜立特尔在提交给阿诺德的行动后报告中写道:“大雾、恶劣的天气以及在埃格林进行飞机改装所需的大量时间大大压缩了训练时间”,但“在三个星期内,舰艇和机组人员都已安全投入使用,尽管对机组人员的额外训练和舰艇上的工作本可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效率”。

事实证明,1942年3月,在埃格林机场进行的短短三个星期的训练和飞机改装已经足够了。退役上校卡罗尔格林斯在《杜立特尔空袭:美国对日本的之一次大胆攻击》一书中写道,这次空袭“消除了笼罩在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友头顶上的阴霾”,“与战争后期相比,轰炸造成的损失并不大,但这次空袭却产生了一些深远的影响”。

虽然杜利特尔空袭对日本几乎未造成任何实质性的破坏,但在承受了四个月的坏消息之后,这次空袭大大提振了美国军民的士气,并明显影响了普通日本人的安全感,因为此前日本本土从未遭受过敌人的直接攻击(不算1938年5月20日凌晨,中国空军第二大队十四中队对长崎的“传单轰炸”)。此外,空袭还导致日军从战场上撤回若干战斗机分队用于本土防御。

图15.空袭前,杜利特尔中校将一枚日本勋章拴在一颗炸弹上

图16. 因为这次英勇的出击,免不了在战后创作了大量宣传画作,本作中还原了搭载杜立特机群的“大黄蜂”号和伴随护航的“企业”号,如果这两艘航空母舰有难,美国海军很可能不得不龟缩到西海岸,让出整个太平洋

图17. 画作:杜立特轰炸东京,此时的美国陆海航仍使用蓝底白五角星加红心圈的机徽,连从空中亲眼目睹美机群的东条英机都一时半会没认出来是敌机

图18. 画作:杜立特空袭东京,这里出现了惊慌失措的日军军官,不过身着南方军的防暑衣造型并不适合4月份乍春还寒的东京气候,反而是背景两个操作高射机枪的士兵头戴大檐帽贴近史实一些

更重要的是,日本军方高层调整了战略方向,从在南亚和印度洋方向扫荡转为向东部的夏威夷方向拓展防御圈。杜利特尔空袭还直接 *** 了日本海军,迫使他们寻机消灭未出现在珍珠港的美军航空母舰,这最终让美军在1942年6月4~5日的中途岛海战中大获全胜,一举扭转了太平洋战争的走势。

尾声

2007年4月15日,即杜立特尔空袭即将迎来65周年纪念日之际,埃格林航空军械中心指挥官大卫艾德萨恩(David W. Eidsaune)准将下令为杜立特尔空袭队员雕刻一座历史纪念碑,以纪念他们在埃格林机场的训练。随后,埃格林基地将这座纪念碑矗立在瓦格纳机场(即原1号辅助机场)的入口附近。

图19.在白宫举行的授勋仪式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正将一枚荣誉勋章别在杜立特尔的军服上

图20. 在回到美国前,杜立特还接收了宋美龄代表校长授予的勋章,只不过在美国人出风头的背后,浙赣军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14年5月23日,所有参加杜立特尔空袭的队员(包括去世者)均被美国授予国会金质奖章,此时只剩三名队员健在:理查德科尔(Richard E. Cole)、罗伯特海特(Robert L. Hite)和大卫撒切尔(David J. Thatcher)。2014年9月12日,美国空军协会以其首任主席的名字,将其国家总部大楼命名为“杜立特尔大楼”。

2019年4月9日,美国空军退役中校、“杜立特尔空袭”的最后一名存世者——理查德“迪克”科尔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去世,享年10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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