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德军大兵投奔苏军游击队,被俘就义二十年后被追授为苏联英雄
话说在二战入侵苏联的几百万德军官兵中,有不少人是前德共成员和希特勒的反对者,其中的一些人出于反对侵略战争的立场,毅然逃离部队投奔苏军及其游击队。这批人中的大部分后来都成为东德的重要官员,也有少数人在解放东欧的战斗中光荣牺牲,就比如笔者今天要介绍的、被追授为苏联英雄的德国大兵弗里茨 施门克尔的故事,他的事迹还曾被拍成1977年东德二战电影《我想见你》(Ich will euch sehen)。
电影《我想见你》中的弗里茨 施门克尔
弗里茨汉斯沃纳施门克尔(Fritz Hans Werner Schmenkel),1916年2月14日出生于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华沙, 其父保罗是一名砖瓦厂工人。1919年波兰独立后,保罗一家搬到德国魏玛共和国治下的波美拉尼亚地区居住。苏联《真理报》战地记者、鲍里斯波莱沃伊(Boris Polevoi)在他的报告文学《游击队同志S》提到,据他1943年采访施门克尔得知,其父保罗是一名德共成员,1932年在与纳粹冲锋队的街头对抗中身亡。
波莱沃伊的这一说法一开始流传甚广,但西奥多格拉德科夫(Theodor Gladkow)出版于1983年的小说《在斯摩棱斯克的树林里》中却没有采用这一说法,后世一些历史学家指出,波莱沃伊的报告文学中存在着许多“小说的元素”,很多细节未能得到证实,这些润色显然是出于其上级之手。据东德国家安全部门后来调查确定,保罗实际只是一名反希特勒分子,而非德共成员,他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在醉酒状态下袭击了一名警察。
明信片上的施门克尔画像
父亲去世后,施门克尔在祖母的抚养下长大,并很自然地在祖母影响下成为又一名反希特勒分子。为了替家里分担经济压力,施门克尔在高中毕业后就跑到贵族的农场里做工,后来又成为一名马车夫。1936年10月,已经20岁的施门克尔被征召加入帝国劳工服务队,并在服务期间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埃尔娜莎菲尔(Erna Schäfer),两人在1937年就迅速结婚,并相继养育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1938年初,这对年轻夫妇搬到下西里西亚省的埃尔娜娘家居住,但施门克尔的岳父却是一名冲锋队的打手,所以这期间家里过得不是很和谐。1938年12月,施门克尔被德国国防军征召入役,由于属于“不稳定人员”,所以被分配到炮兵单位,但显然他不愿再纳粹氛围浓厚的国防军中服役,为此他甚至动用了各种手段,包括装病。德国联邦档案馆的资料显示,1939年施门克尔曾在柏林住院治疗,而原因居然是“服役期间经常尿床”,这显然是故意的。
不同时期的施门克尔照片
最终,由于装病次数太多,1939年10月,施门克尔还是被抓起来,并被军事法庭判了十八个月的有期徒刑。波莱沃伊在报告文学中提到,施门克尔的服刑地点是托尔高国防军监狱,他甚至还在牢房墙上刻下了自己姓名的首字母“FS”。虽然由于战乱,导致军事法庭的审判文件没有保存下来,但据东德历史学家调查,托尔高国防军监狱中并没有施门克尔的服刑记录,他真正吃牢饭的地方应该是现波兰克沃兹科的国防军监狱。
1941年6月6日德军入侵苏联后,正在服刑的施门克尔马上志愿报名前往参加东线参战,用波莱沃伊的话说,他“打算一有机会就叛逃到苏联军队去”。1941年10月,施门克尔被调到驻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德国国防军第186步兵师炮兵第1团服役,几周后,他就找机会跑入附近的森林里。当时已经入冬,没有带什么补给的施门克尔不得不敲开森林中一个老太太的小木屋,又由于不会俄语,他只好不停地念叨着:“列宁…..斯大林…..台尔曼……”
施门克尔(中)与游击队战友
第二天,活动在附近的白俄罗斯“消灭法西斯”游击队就赶来带走了施门克尔,虽然他表达了希望加入游击队的意愿,但起初游击队员们并不信任这个叛逃的德军大兵,经过长达近三个月的审讯和调查,在施门克尔作出“我,德国公民和左翼分子的儿子,发誓不会放下武器,直到俄罗斯大地和我的祖国摆脱法西斯垃圾的统治”的誓言后,游击队员们才同意他入伙,并且先后给他取了两个俄国化的外号“伊万伊万诺维奇”和“瓦尼亚”。
起初,施门克尔只是担任游击队的侦察兵,不仅不能携带武器,还一直有一名游击队员贴身监视他。直到有一次游击队遭到伏击后,他抢过受伤战友手中的冲锋枪并向德军射击,终于使游击队转危为安,此后战友们才开始真正信任他。由于是个正宗的德国佬,施门克尔经常身穿缴获的德军军服假扮德国军官,进入敌占区筹集粮食,或是将前来清剿的德国军队引入伏击圈。此外,他还兼任游击队武器教官,教授游击队员们维护和使用缴获的德国武器。
东德发行的施门克尔纪念币
由于屡立战功,施门克尔在游击队的名声越来越大,每当有人问施门克尔,他“是不是伏尔加流域的德裔”的时,他总是否定道:“不,我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德国佬。”德军也渐渐发现了活跃在游击队中的这个叛徒,并相信他是由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战俘组成的“塞德利茨部队”的一员。为了将他逮捕归案,德国人甚至开出了非常高昂的奖赏——2000公顷土地和2个月的休假,得到这个消息,施门克尔也嘲讽道:“看来我的脑袋还挺值钱。”
1943年,作为对他的战功的肯定,施门克尔被授予苏联红军红旗勋章。同年12月,他作为苏军“菲尔德”破坏与情报分队的副队长,被派往奥尔沙以北地区执行破坏任务,结果不幸遭到德军伏击并被俘。虽然施门克尔身穿着苏军制服,但由于他的俄语非常蹩脚,所以很快被德国人查明身份。1944年2月15日,刚刚度过28岁生日的施门克尔被设在明斯克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于一周后的上午8点10分在托尔高陆军监狱的庭院里被绞死。
位于明斯克的施门克尔就义牌匾
二战结束后,施门克尔一家搬到东德萨克森州的普劳恩居住,他的遗孀埃尔娜被安排在普劳恩国营棉纺厂工作。虽说施门克尔也是纳粹受害者,但由于他在国防军资料卡上的记录写的是“逃兵”,所以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被死板的德国老乡骂作是“叛徒”和“懦夫”,其妻埃尔娜甚至长期被纳粹政权迫害者协会拒之门外,理由也居然是,对方认为他身为区区一个逃兵死有余辜,不算什么受害者。
一直到1964年,苏联官方突然对外公布了施门克尔的详细事迹,并宣布追授其为“苏联英雄”,并追授金星奖章和列宁勋章各一枚。据东德作家沃尔夫冈诺伊豪斯 (Wolfgang Neuhaus)出版于1968年的传记《反对斯特恩劳夫》中记载,那时“公众之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据德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帕泽(Robert Parzer)分析,苏联之所以这么做,大概与其新任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有关,其目的大概是为了让人们注意到:战争期间也有“好德国人”存在。
埃尔娜和儿子汉斯参加纪念活动
但苏联方面的突然宣布,着实打了东德文化部门一个措手不及,很快,施门克尔一家就受到了臭名昭著的史塔西的严密监视,一名特工被专门派来研究埃尔娜的家族史,以便描绘出一个拥有尽可能完美过去的反法西斯战士的形象。虽然施门克尔的父亲保罗因为醉酒袭警而被杀害的事情也被特工调查出来,但这些事情只是被作为旁注附加在秘密文件上,任何所谓的真相都不能影响到东德官方所公布的正统历史观。
紧接着,针对施门克尔的各种荣誉也纷至沓来,东德境内的许多学校、单位和街道都以他的名字命名,许多学校门前和公共广场竖立起他的半身像。在明斯克,人们还在施门克尔被杀害的地方竖起了纪念碑。自1972年起在的卡尔马克思城的国家安全部警卫队服役的彼得布莱奇施密特(Peter Blechschmidt)回忆说,当时东德人人都知晓施门克尔的事迹,很多出生于反法西斯家庭的年轻人——比如他本人——都把施门克尔当作自己的榜样,并称自己是一名“施门克尔战士”。
原JG-1首任联队长沃尔夫冈莱因霍尔德上将
甚至连成立于1952年的东德空军战斗机之一联队(Jagdfliegergeschwader 1 ,简称JG-1)也被以冠以“弗里茨 施门克尔”的称号,这里顺带一提的是,该联队首任指挥官沃尔夫冈莱因霍尔德(Wolfgang Reinhold,1923-2012)上校曾是一名二战中的德国空军中士,战后又在苏联吃了四年牢饭,结果出狱后一路青云直上,官至东德国防部上将副部长、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候选人。
埃尔娜作为施门克尔的遗孀,自然也出尽了风头,不仅被经常邀请去在东德少先队和人民军士兵大会上发表讲话,家里还分配到一套新公寓,其子汉斯在服完兵役后也得以进入国家安全部,成为史塔西的一名特工,并又获得一套公寓。有趣的是,负责对接埃尔娜一家的史塔西特工布鲁诺贝特(Bruno Beater)也是一名二战德军逃兵,他本人于1944年投奔苏军。
施门克尔家人展示其照片
1990年两德统一后,为消除东德国家的历史记忆,弗里茨施门克尔这个常见的名字很快不见了踪影,比如1992年,柏林卡尔肖斯特博物馆所在的弗里茨-施门克尔大街被更名为莱茵斯坦大街,该博物馆还曾发行过以施门克尔为形象的纪念币。但在施门克尔就义的托尔高,弗里茨施门克尔大街的路牌至今依然存在,这姑且只能算是一个例外。
今天,在位于易北河上游的托尔高城堡内,德国历史学家伊丽莎白科尔哈斯经营着一家“托尔高纪念馆”,该馆主要为纪念二战中被纳粹德国军事司法系统剥夺生命的受害者。馆内收藏着一座高达一米半的、需要四个日耳曼壮汉才能抬动的施门克尔巨大青铜半身像,该铜像原本坐落在卡尔马克思城的一所校园内,两德统一后被拆除并被丢弃在一座仓库内,直到被布莱奇施密特发现并被送入托尔高纪念馆收藏。
托尔高的弗里茨施门克尔大街路牌
伊丽莎白之所以愿意收藏这座雕像,是因为她认为施门克尔的“拒绝行为”值得认可,即使不需要传记来修饰。伊丽莎白指出:“他是少数逃避和反抗纳粹侵略战争的人之一……我们不必把他们塑造成英雄,但我们仍然可以向他们致敬。”同时她又补充说,之所以没有将施门克尔的雕像放在纪念馆的永久展区,是因为体积过于巨大,如果展出的话会在仅仅300平方米的展览馆内占据较大空间。伊丽莎白最后说:“也许,在未来某个时候,我们会举办一场关于他的特别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