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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到底为嘛活得这么松弛啊？

中国历史1年前 (2023-11-14)830

“来到了天津卫，嘛也没学会……”

前些日子，演员李若彤发布了在天津体验“大姨盘头”的视频，迅速将天津大姨推上流量高峰。冬天了，“跳水大爷”不跳水了，“盘头大姨”可以接棒而来了。

李若彤体验天津大姨盘头。来源/新浪微博@“李若彤”微博视频号截图

从“天津自杀率更低全靠天津警察一张嘴”到“自带搞笑的天津指示牌”，再到“生活一分钟，就要快乐60秒”。天津人好像是“人均郭德纲”，随口一句，就能让人忍俊不禁。甚至有网友说：“在天津，可以没钱，但不能没活儿。”

上：天津警察“说段子”劝小伙不要轻生。来源/哔哩哔哩@“当代种花家图鉴”视频截图

下：网友眼中有趣的天津。来源/哔哩哔哩截图

事实上，带火天津人的，正是他们身上传达出的幽默、乐观的生活态度，也是那份天津人特有的闲适和随遇而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是刻在老百姓骨子里的基因。想要了解天津人独有的松弛感，就不能不从天津这座城市说起。

电视剧《潜伏》提到天津。来源/电视剧截图

移民城市

天津位于华北大平原的东部，东濒渤海，北靠燕山，地处海河流域下游。虽然多次遭到海河泛滥的蹂躏，但天津也因为海河的航运贸易而拥有发达的经济。

濒临大海却又背靠大陆，使得天津气候带有明显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特点，四季分明，春旱夏热，秋爽冬寒，对于沿海滩涂晒盐也十分有利。

天津的位置及地势特征。底图/百度地图

在交通便捷和煮盐政策的影响下，天津在汉代即有泉州城的行政建置。之后，随着隋朝大运河的开通，位于运河北部、兼有河海运输之便的天津地位日渐重要。唐朝中叶以后，天津成为南方粮、绸北运的水陆码头。永济渠、滹沱河和潞河三河在此交汇，有“三会海口”的说法。金、元以降，北京开始成为首都。自金朝开始，在三岔河口附近设立直沽寨，驻兵防守。到元代，作为南方粮食北运京城的枢纽，直沽城市的载体功能不断加强，出现“晓日三叉口，连樯集万艘”的热闹局面。

但天津的繁荣奠基期要到明代。“圣驾尝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1404年，靖难之役成功后，朱棣称帝，将直沽改名“天津”，寓意“天子津渡”。

其后两年，先后设立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并建筑城池。天津的政治军事地位进一步增强。卫是明代军事建制，每卫大约5600人。天津三卫编制为官兵16800人，且允许携带家属。大批来自安徽的军士携家带口前来戍守，其子孙后代便在天津扎下根来。军人的血性与行武之风，给天津人带来好勇尚义的精神。几代人后，安徽腔调也逐渐成了天津人的口音。

到清代康熙年间，长芦巡盐御史、盐运使司各署均移驻天津。天津成为长芦盐的运销中心与北方盐业中心，商业日渐繁荣。雍正年间，天津卫升级为天津府，统辖周边十数区县，逐渐完成从军事重镇到商业巨埠的转型。

1674年天津卫城图

“大江南北知名之士，聚集于斯者，踵相接。津沽文名，遂甲一郡。是鱼盐武健之乡，易而为文物声明之地。”伴随盐业的兴盛，有实力的盐商纷纷出现。随着盐商财富不断积累，他们多数“贾而好儒”。盐商查日乾，及其子查为仁等人，在天津城西五里处兴建水西庄，全力结交全国的文人雅士，吟诗作赋、诗词唱和，形成了有天津特色的盐商文化，天津风气为之一变。

在开埠之前，天津已经成为五方民众杂处之地。“商贾宦幕初或侨居于此，数世之后，子孙孳息，而户口始密。”

九河下梢天津卫，就这样，因为漕运和盐业带动的繁荣，吸引了大批人口迁入。可以说是一座天南海北的人聚拢的移民城市。不同籍贯、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们，见识不同、生活各异，但要想在异乡扎下跟来，都得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天赋，擅长口语表达。一来二去，天津人就落了个“卫嘴子”的绰号。

不仅如此，贩夫走卒的精明世俗，军士戍卒的勇猛好斗，官绅士人的儒家传统，都融汇成了天津社会的底色。五方民众居住于此，也让这座移民城市格外具有生活气息。

华洋共处

开埠后的天津，老城与租界并存，混杂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作为近代中国动荡岁月的见证者，天津人不断兼容并蓄，将西洋风情融入本土文化，实现新潮与世俗的融汇。于是，天津城里长袍与西装擦肩、古刹与洋房共存。

1860年10月，英、法侵略者相继同清朝签订《北京条约》。因为看好天津的特殊位置，英、法两国在条约中要求将天津开放为通商口岸，既可以掠夺中国资源，向其倾销货物，也方便就近监控清廷动态。

同年12月，从紫竹林到下园地共489亩土地被划为英国租界。法、美两国也先后跟进，在海河西岸划定租界区。至20世纪初，在天津城厢东南的海河两岸，九国租界呈放射状分布，总面积2.3万余亩，是当时天津城区的近10倍。

租界是半殖民地旧中国所独有的畸形社会体制，却也在天津的城市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近代天津租界划分。来源/纪录片《五大道》截图

“泰西诸国逾越洋海，通商互市，工作运输，异乡来者渐多……人无智愚，路无远迩，离乡越国，扶老携幼，遂不期而俱萃，而户口则林林极望矣。”开埠通商后，天津逐渐变成一个浓缩的小世界，来自几十个国家的人在此生活，英、法、美、德、意、日、俄、奥、比各国式样的建筑，几乎囊括了世界各种建筑流派。语言、习俗各异，又夹杂着政治因素，让这里成为中外文化碰撞最为激烈、复杂的城市之一。

天津北安桥。摄影/杨玉诚，来源/图虫创意

天津是保守的。生活在老城区与周边地区的天津人，大都世代为邻，居住在封闭的四合院和简陋的大杂院里。狭窄的生存空间、相对稳定的生活秩序，使传统的思维模式、生活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容易沿袭又难以改变；而新的、外来的事物则难于渗透其间。

近代天津遭到外国侵略者多次武装进犯天津。在天津老百姓看来，外国势力的强势扩张、西方近代文化的传播，都伴随着侵略而来，结果造成一种逆反式的排外心理。1870年，天津民间流传着“法国教堂拐卖儿童作药引子”的传言。法国领事蛮横干预后，天津民众火烧望海楼教堂，打死法国领事在内的20名外国人，此即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清廷以200两一人的价格，雇佣16人抵命结束了争端。如此敷衍塞责的态度，尽失人心。30年后，同样因为西方势力长驱直入而造成的社会失序，天津成为义和团运动闹得最凶的地方之一。洋人利益受到冲击，天津的外国租界也遭到围攻，给列强武力侵犯中国提供了借口。

天津望海楼。摄影/XIAXIA，来源/图虫创意

但天津也是开放与进取的。在一批仁人志士的引导下，近代天津成了中国现代性的孵化实验室和窗口。

开埠后的天津是中国更先引进西式教育的城市之一。1880年设立的北洋电报学堂，是中国最早的培养掌握现代通讯技术人才的学校。同年设立的北洋水师学堂，有“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的美誉。1893年，北洋医学堂成立，是为中国举办西医教育之始。1895年设立的天津中西学堂，是中国近代之一所大学，后改名为北洋大学堂（即天津大学前身）。

北洋大学堂。摄影/皇甫铖钰，已获授权

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声自天津发出。1897年，严复在天津报刊上连载《天演论》译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剧烈冲击着以“德行”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成为20世纪最为响亮的警策励志语之一。

天津古文化街中的严复铜像。来源/纪录片《船政学堂》截图

1889年，中国之一个现代开启式钢桥金华桥在天津南运河上建成。随后，海河上先后建成金钢桥、老龙头铁桥、金汤桥、万国桥（今名解放桥）。桥梁专家茅以升赞叹：“几乎全国的开合桥都集中在天津，这不能不算天津的一种‘特产’。”

1927年10月18日，万国桥（今解放桥）举行落成典礼。图为万国桥开启时的情景。来源/林希著《老天津津门旧事》，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天津解放桥桥梁开启。摄影/非洲很冷，来源/图虫创意

奥林匹克运动方面，天津也引领一时风尚。1908年第三届奥运会结束不久，张伯苓就撰文向天津民众介绍了奥运会的前世今生，并建议中国应派遣选手参加。

“中国何时能派人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够派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够举办奥运会？”“奥运三问”，凝聚着中国人强国强种、融入世界的殷切期望。

天津民园体育场，1926年由英国奥运冠军李爱锐参与设计并主持提升改建，是当年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综合性体育场。摄影/李平安，来源/图虫创意

天津城头风云变幻，海河两岸潮起潮落。风云际会的时代里，天津人见证着太多的繁华与落败。遭遇过多的不可抗因素后，他们最终选择了兼容并蓄的生活之道，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兼容并蓄，为己所用。

“哏儿都”

在提到天津时，民国时期曾长期居住在此的沈亦云如此评价道：“天津虽与北京相距不远”，“但官气较少，洋化亦不如上海”。

换个角度来看，可以理解为天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气质，而不是全盘接纳京沪两地的影响。与“官气”“洋气”不同，这股气质，正是天津特有的平民气息。

天津“显眼包”路牌。摄影/姜楠，已获授权

破落地主、失意军阀、退隐政客，趾高气扬的洋人、狐假虎威的买办、春风得意的资产者都曾在天津留下踪迹；但普通民众才是天津社会的主体，农民、店员、商贩、工人等平民群体始终占据人口的多数。天津老百姓在这座繁华大都市里生存，他们的喜怒哀乐，孕育了这里的市井文化；他们的爱恨情仇，也为相声曲艺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素材。

原东天仙戏园。来源/ 张建编著，赵维民主编《老建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相声起源于北京，却因种种原因而难以生存。光绪初年，北京艺人玉二福就在天津长期演出。虽然是外来户，但相声在天津却没有丝毫水土不服。反倒是入乡随俗，逐渐形成了特定的艺术风格，成为津味相声。

20世纪20年代，天津相声进入繁荣发展阶段。张寿臣的单口多取材于民间的传统题材，又融进丰富的现实内容，往往从身边琐事与市井世态入手，创造了一系列市井生活的生动图画。此后，侯宝林的工于学唱、马三立的如唠家常都使天津相声呈现了新的气象。

侯宝林与郭全宝表演相声。来源/相声《戏剧与方言》截图

“有许多人入了迷，染成相声瘾，饭可以不吃，也要先去听相声。就中尤以中学以下的学生为最甚，常常看到七八岁的小孩子，也在学唱什么‘狂，搭搭零——狂儿’！”（廉君：《平津的相声》（下），《大公报》1934年9月21日，第13版）

以“说、学、逗、唱”为手段的相声艺术，讲究语言幽默明快，正合“卫嘴子”天津人的口味。兼容并包的天津人，遇到蓬勃兴盛的相声，两者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让天津逐渐成为“哏儿都”。

郭德纲与于谦表演相声。来源/相声《败家子》截图

1946年11月，南开大学创校校长张伯苓曾鼓励大家要过“流氓生活”。乍听之后，不免让人大吃一惊。张伯苓随后解释，原来是忙碌的“忙”。而“流忙”的“流”是希望大家眼光放开、到各处跑跑，增长见识；“忙”则是要大家忙于建设国家。简短几字，正是天津人幽默风趣的表现。

在“戏曲大码头”里成长起来的天津人，从小不是去看戏，就是在茶馆里听相声，耳濡目染，深得曲艺文化精髓。随着时代发展，天津相声不断更新，与时俱进，同天津百姓一起见证着社会的变迁。而相声大师马三立的“逗你玩儿”“张二伯”“挠挠”等相声形象及其语言，早已刻入天津人的基因，成为他们口语中不可或缺的幽默“作料”。